论社会保障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本文指出社会保障政策行政执行中存在执行理念偏差、执行组织不统一、执行者素质不高等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的效果。文中建议树立服务理念、理顺组织结构、加强素质建设、强化公众参与、提高执行效率、完善执行监督，以提高社保政策执行效率。     

议题化与制度化的双向互动——群体性突发事件制度化治理研究

群体性突发事件在现代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有其发生的必然性,它源于利益冲突,起于社会融入困境,是特定社会群体权益无法有效实现的体现,是特定社会群体与特定社会结构的对接关系障碍的反映。其社会后果的严重性,社会代价的严峻性,必须使之得到有效治理。以政治途径为主,坚持"秩序优先"的原则,在现代国家建设和现代社会建设两大主题之下,克服政策上的发展导向和民生导向关系的偏颇、均等化的制度供给不足、体制性的"以官治官"、"对上负责"、追求"政绩工程"内生治理机制的缺陷,以制度供给与微观的议题化治理的双向互动、上下互动,建立系统治理架构,实现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有效治理。     

中国退役军人社会保障一体化改革：实践逻辑、内生困境及整体性治理转向

退役军人社会保障治理是国家治理在社会保障领域的延伸,是新时代国家治理面向特定群体和特定治理问题而从上至下建构的产物。自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成立以来,我国退役军人社会保障治理呈现出明显的一体化改革特征,即结构重塑与服务体系全覆盖、职能整合与社会力量共治理、国家补偿与权益保障相结合、数字赋能与权责匹配相适应。但是,现阶段我国退役军人社会保障治理依然面临治理层级压力结构性下沉、治理部门协调联动难理顺、治理场域内容结构分散化、治理工具整合性运用不畅等复杂内生困境。退役军人社会保障一体化改革应建构统筹整合、协同联动、场域优化、工具融合“四位一体”的整体性治理路径,明晰纵向层级权责资源匹配网络,强化横向部门事务协调联动机制,健全政策体系衔接机制,利用多重工具赋能退役军人社会保障无缝隙治理。     

产业技术联盟承担科技计划项目的治理结构研究

科技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形成多级委托代理关系,由于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分离形成了相应的治理结构。产业技术联盟具有将特定主体和环节合一的功能,所形成的共同治理结构有利于推动科技计划项目的研发和成果应用,因此,对于我国科技计划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一证式”排污许可证实施的法经济学分析

当前我国实施"一证式"的综合性排污许可证制度改革虽然有效地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但在具体实施中出现了"一刀切"执行问题,影响了环境污染排放治理绩效,乃至危及民生。深入分析管制者的成本效益逻辑、管制者和被管制者之间的博弈、以及排污许可政策的公共选择,可以发现一刀切实施的经济动因。要根除一刀切模式,同时改进排污许可证实施效率,应从命令控制型手段主导渐次过渡到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证,从政府集中管制主导渐次过渡到国家治理主导,从环境政策主导渐次过渡到环境法治主导。     

英国公司中非执行董事的职能

NED的职能一个时期处于逐渐演化之中,起初只是一个荣誉职位,后来发展为参与公司管理.非执行董事被认为具有很好的独立判断能力以及监督作用,有助于公司治理的改善.NED的作用主要有:改进公司治理结构、对公司中某些特定利益的保护以及抑制董事滥用权力.NED职能发挥的局限性在于公司管理人员控制着提供给NED的信息的质量、时间及数量、投入到公司的精力与时间、任命程序、与执行董事相同的利益背景以及激励机制的缺乏.英国通过广泛咨询与公开最佳行为守则改善公司治理,其改革过程也是逐步重视NED过程.     

条块职责转换的组织学分析:基于地方国土部门的实证研究

中国政策执行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属地发包代替职能部门的专业化管理,强调对政策实施的整体性问责。论文基于地方国土部门执法运作的考察,从组织学角度分析了条块职责转换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当前体制背景下多目标治理的灵活性需求,使利用业务指导权开展工作的职能部门时常难以胜任,表现出调节失灵;而将"条"的行政任务转化为"块"的中心工作并由此启动的运动型治理是针对常规治理失效而产生的替代机制。实践中,这一治理模式在降低体制运行成本的同时,可能造成职能部门的内在自主性无法确立、地方政府治理负荷加重及国家制度建设困难的组织后果。研究开启的职能部门新关注视角和结构优化路径,对于超越"中央"和"地方"及相应的"垂直管理"和"属地管理"认知窠臼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民营企业治理结构创新与公司法完善

民营企业治理结构创新是民营企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其目标是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由于我国公司法制定的特定历史背景,公司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营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法律障碍。我国公司法应适应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立足于公司是市场经济主体对公司治理结构制度予以完善。     

技术治理何以影响乡镇干部行动?——基于X市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的分析

技术治理是社会治理变革的基础和推动力,其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运用会对乡镇干部的行动产生一定的影响。已有研究侧重于从制度约束与个体理性视角解释乡镇干部行动,缺少技术治理视角下的关注。那么,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技术治理何以影响乡镇干部行动?论文以X市精准扶贫政策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的方法收集资料,采用过程分析法剖析技术治理对乡镇干部行动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技术治理通过加大政策执行风险的问责机制与压缩自由裁量权的数字化技术两种路径影响乡镇干部行动;在对政策特征进行识别的基础上,乡镇干部根据技术治理介入程度,策略式地采取权力寻租、形式主义、避责和程序性行动。论文从问责机制的制度赋能与数字化技术的工具赋能两个层面探讨技术治理如何影响乡镇干部行动,扩展了乡镇干部行动的研究视角,为完善人才保障机制提供了依据和方向。     

府际关系视角下的我国廉租房政策执行问题研究

廉租房政策作为解决城市中低收入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住房的强有力措施至今已实施十多年,但该政策的实施成效却远未达到政策制定者的初衰。本文以府际关系理论为基本视角,对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执行廉租房政策的阻滞因素进行府际财政关系,公共行政关系、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四个方面的分析,提出了强化建立合理的府际关系,完善廉租房政策执行的思考,希望能够对当代中国的府际关系和廉租房政策执行研究有所贡献。     

论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有效执行的路径选择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民工潮"的涌现,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日益突出,尽管国家已经出台了很多相关政策来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但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效果并不明显.我们认为,有效推进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有以下一些主要的现实路径:完善教育政策,提高政策的权威性和严密性;明确政府职责,建立权力分配体制;消除城乡差别,开发新的教育资源;实现制度创新,消除执行中的梗塞;采用各种资金筹措手段,保证农民工子女教育资金的落实,让农民工子女从此可以沐浴"教育公平"的阳光.     

事实发现：能动与回应之间

借助达马斯卡的政府功能影响司法程序的理论可以拨开当下我国＂能动司法＂语境下法官事实认定摇摆于积极发现和消极放任之间的理论迷雾。以其＂理想类型＂为标尺考察我国混合式诉讼模式下的法官事实认定,其特点,一是在纠纷解决方向上存在着官方控制的进退维谷和当事人程序行动的严重失衡,二是在政策实施方向上任何程序形式都有可能让位于和对接于＂宽严相济＂政策的主导地位。在我国转型背景下,国家功能在能动与回应之间流动、混合,相应地,法官事实认定程序在本质上要求政策实施和纠纷解决的适度折中,在适用范围上要求具体案件具体处理而作出多元化设计。     

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均衡分析——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农村金融市场尤其是信贷供需市场,对于农村经济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其均衡水平和运行效率倍受政府和学者的关注。本文总结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微观参与主体的特点,并给出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形状,在此基础上,立足于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交易成本和制度变迁对供给曲线的影响,进而认为政府的制度安排落脚点在于降低交易成本和刺激供给。     

交易成本和价格歧视理论在著作权合理使用中的定位与适用

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和价格歧视理论是数字时代强化著作权保护,限制合理使用的主要理论依据.由于某些合理使用是为克服交易成本过高的市场失灵而设,交易成本理论和价格歧视理论对合理使用范围的缩小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它们不是确定合理使用范围的唯一标准.除交易成本外,外部性的内部化和公共利益也是影响合理使用适用的重要因素.当存在正外部性无法有效内部化的市场失灵,或者基于维护公共利益,也应考虑适用合理使用规则,以确保作品正外部性的充分释放.     

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改革的思考——一种法和经济学分析的思路

本立足于法和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揭示了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效率低下的根本缘由，提出了增进这一制度效率的立法途径，认为：从经济分析角度睦，重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制度仍是立法成本最低的一种立法路径，从交易成本理论考察，应将村民小组界定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土地承包权的物权化有助于消除承包合同双方的协议障碍，降低交易成本，物权法在对土地使用权进行以利配置时，应区别土地承何种功能而遵循不同的价值取向。     

期望损害赔偿的实现:替代交易的研究

在损害赔偿法中,替代交易是一种有效的计算期望损害赔偿的方法,其已经得到各国国内立法以及国际条约或示范法文本的支持。替代交易相对于传统的期望赔偿或实际履行有独特的理论优势和操作性便利,如接近合同履行后的地位、增加确定性、阻止或最小化间接损失的社会成本、有效分配市场风险等等。替代交易的构成体现为实体要素和程序要素,其中实体要素中合理性最为重要,实践中有必要将替代交易分为搜寻和实际选择两个阶段,而且替代交易无需经由法院或非诉讼程序。替代交易是一种任意性救济方式,只适用于不履行的情况,同时在其适用上不限于商事交易和货物交易等。我国未来的合同法修改应当将替代交易予以制度化,以使期望损害赔偿更具现实力,实现合同救济的目的。     

制度成本与群体性事件

制度成本是相对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而言的,与制度发生关系时遵守制度、达到自己制度化目标的代价称之为制度成本。制度成本包括信任成本、遵守成本、沟通成本、诉求成本。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就在于制度成本过高以至于个体难以承担,所以减少群体性事件的方法即在于降低制度成本。     

侵权之诉还是政府干预——经济法与民法视野中的外部性矫正问题

外部性是造成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法律制度首先确定权利 ,然后采取提起侵权之诉 (民法方法 )或者政府直接干预 (经济法方法 )来矫正外部性。选择哪种方法 ,由交易费用的大小决定。影响交易费用大小的重要因素是权利和权利主体具有私人性还是社会公共性特征 ,经济法则适用于交易费用过高导致民法失灵的情形。从影响交易费用的因素可以推论 ,经济法以调整对象的社会公共性为本质特征 ,与民法相互配合 ,共同调整现代社会中日趋复杂的经济关系。     

论格式合同的价值冲突与利益平衡机制

格式合同作为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的产物 ,追求交易之迅捷 ,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 ,且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越来越普遍。本文就试图从各国对格式合同的法律规制的比较分析中 ,谈谈格式合同价值冲突的表现与特征 ,谈谈如何运用法律手段恰当地规制格式合同 ,寻求契约的公平、正义价值。     

财政法的经济学根基——交易成本公共物品理论的提出

传统上,财政学和财政法均认为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在于外部性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传统公共物品理论。而交易成本公共物品理论则主张,财政法的经济学根基不在于外部性,而在于解决外部性的交易成本的高低。政府应以更低的交易费用来提供公共物品,提供公共物品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费用。财政和财政法的主要职能是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费用,而不是所谓的教务式的“提供公共物品”。借“私人不愿提供公共物品”之名而行垄断之实,其结果往往导致该物品的交易费用增加。因此,在决定一类物品由谁提供时,政府应该这样思考：该物品由私人提供和由国家提供,哪种方式交易费用较低？政府如何降低其交易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