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国的亚太战略和对华政策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以其鲜明的特点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作为仅存的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为了保证其战略目标的实现，适时调整其亚太战略。无论是布什政府的“扇形结构”，还是克林顿政府的“新太平洋共同体”，都是要确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主导权。随着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作为美国亚太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对华政策也相应地发生一系列变化，“制裁接触”和“全面接触”分别为其两个阶段。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影响了中美关系，但是，中美关系作为冷战后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仍将继续向前发展     

联盟体系与伙伴关系——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安全支点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强调在经济、安全领域维持美国的主导地位。要实现这一目标,联盟体系及伙伴关系是美国意欲借助的重要支撑,在安全领域这种表现尤为明显。在此种战略意图支配下,美国强化了与传统盟友的关系,并极力拓展新的伙伴关系,借助联盟体系、伙伴关系这两个安全支点的作用,美国力图构建其领导下的亚太安全结构。     

美国战略调整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作为影响中国和平发展外部环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是一种长期战略考虑,是一种涉及安全、政治和经济等所有领域的结构性转型,美国要致力于重建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并主导地区秩序的规划和构建。不同于将亚太地区截然划分为两大阵营的冷战战略,美国亚太战略调整所采取的措施是两面下注和两面套利,一方面把中国确定为战略"假想敌",挑动中国和亚太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为美国介入该地区提供战略机遇;另一方面也尝试积极推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防止亚太地区陷入冷战对抗的泥淖。中美两大战略资源系统如何协调彼此关系,成为决定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秩序的关键因素。从全球化时代和亚太地区一体化的现实出发,构建中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合作竞争、聚同化异的新型大国关系,开展中美战略协调和预防性合作,将是化解这一危险的战略思路。     

冷战结束后墨西哥的外交政策中的变与不变

由于受到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的影响,墨西哥外交政策的基石是不干涉原则和民族自决。但墨西哥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外交政策不得不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冷战结束前,墨西哥的外交政策更多地强调民族主义;冷战结束后,墨西哥外交政策从强调民族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和美国结成战略联盟,大大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但是,墨西哥外交政策依然具有继承性。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发展与钓鱼岛争端

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经历了调整阶段和强化阶段,钓鱼岛争端随着美日同盟的紧密而逐渐升级。美国"重返亚太"和日本民主党上台后,美日两国因相互利益在钓鱼岛问题上密切配合。中国一方面应意识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于中日之间的相互钳制,不会为日本夺取钓鱼岛冒风险;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加强军事实力,同时做好应对钓鱼岛危机的军事准备,为维护国家主权提供基础和保障。     

《冷战后的美国核战略与中国国家安全》出版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姜振飞的《冷战后的美国核战略与中国国家安全》于2010年4月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本书是学术界首次从整体上对冷战后美国核战略对核不扩散体制和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进行探讨的成果,它以国际关系基本理论为指导,以冷战后美国核战略调整为主线,     

日本的“大国梦”及其影响——评日本的“有事法案”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九一一"事件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全球反恐"为借口,在全球推行美式的"民主、价值、人权观",并加大了亚太在全球战略中的分量,而美日同盟作为美国全球霸权的两大支柱之一,在亚太地区的作用就突现出来了.     

克林顿政府的亚太新战略

克林顿政府的亚太新战略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新的国际环境下 ,为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安全观念的转变 ,使欧洲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降低 ,提升了亚太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克林顿上台后 ,将“经济安全”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首要原则 ,并把亚太置于美国全球战略生死攸关的重要地位 ,全方位、强力度地参与亚太事务 ,谋求建立由美国起主导作用的“太平洋共同体” ,用经济一体化、政治民主化和军事安全集体化这三根支柱支撑其亚太新战略的实施 ,既保持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 ,又保证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和主导地位 ,以增强美国在全球的战略优势 ,维持美国“唯一霸权”的地位。     

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国内学术界有关冷战后美拉关系的研究综述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适时调整本国的国际战略,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拉美地区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力量,由于地缘与历史因素,它历来是美国对外政策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试验场,所以对冷战后美拉关系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同样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具有特殊的借鉴意义,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冷战后美国的对外战略,更好地从整体上把握中美关系。自冷战结束后国内学界对美拉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国际格局的变化对美拉关系的影响以及冷战…     

亚太大国关系的历史变迁:单极?两极?还是多极?

亚太大国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变迁。第一阶段是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是亚太惟一“超级大国”,在亚太居于支配地位。第二阶段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亚太形成发育不完善的多极结构,这一时期是亚太最动荡的时期。从1945年到冷战结束,亚太大国关系进入第三阶段,其特征是两极结构。以冷战结束为契机,亚太大国关系结构进入第四阶段。第四阶段,亚太大国关系既不是单极结构或“新两极”对峙,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多极结构,而是一种单极、两极、多极结构的混合体。其中美国拥有全面优势,中美关系是亚太支配性的战略关系,但日、印、俄、东盟等力量也将起重要的平衡作用。     

美国2013年国防授权法案对钓鱼岛问题的影响

《关日安保条约》是美日同盟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条约的多次修改，美日同盟不断巩固强化。近期美国出台2013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涉钓鱼岛条款是继近年来美国政府对钓鱼岛表态以来立法系统首次表明态度。美国对于《美日安保条约》是否适用于钓鱼岛的态度由模糊走向明确，这与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不无关系。利用钓鱼岛争端制造可控危机进而造势借力是美国亚太再平衡的重要策略，这将加剧钓鱼岛争端解决的复杂化，不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分析这些影响，有助于探索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美韩非对称性同盟对朝核困局影响探析——以文在寅政府时期为例

朝核问题是冷战后东北亚地区的热点问题,一直影响着本地区的安全。并且,由于朝鲜半岛独特的地缘政治特性以及该地区的大国安全博弈,朝核问题的解决难度与日俱增。长期以来,韩国将美韩同盟视为朝核危机发酵期的安全保障,同时,朝鲜亦因美韩同盟的持续强化而极速推进核武力建设,最终导致朝核危局愈演愈烈。应当说,朝核危机与美韩同盟两者间已互为因变量。然而,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战略指向不仅是半岛无核化,更主要的战略意图是为其全球战略体系服务。因此,“美主韩从”性质的美韩同盟会使韩国本身的战略指向发生偏移,最终,非对称性质的美韩同盟可能会成为阻碍半岛和平繁荣的关键因素。     

借鉴保释制度完善我国取保候审制度

国外立法中与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取保候审制度相对应的是保释制度,这一制度已成为各国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由于各国所推崇的刑事诉讼理念的不同,对保释制度的立法态度也存在差异。我国要借鉴英美国家保释制度,对现有的取保候审制度进行立法和诉讼理念两个层次的改革。     

崛起的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

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由实力、联盟政策和混合霸权三大支柱支撑,这三大支柱都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其双重性又使美国的对华政策表现出鲜明的两面性。崛起的中国要洞悉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全面发展综合实力,积极树立正面形象,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按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总体布局,以“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最大限度地扩展国际影响,全面融入国际社会,走与国际社会互相契合、共同发展的道路,在积极应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中全面崛起。     

论美国和欧盟在防扩散战略上的分歧与合作

“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和欧盟先后出台了各自的防扩散战略。欧美防扩散战略对WMD扩散的威胁认知、反对WMD扩散的行动方式、反对WMD扩散的主要政策措施和对待多边防扩散机制的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和分歧;由于欧美面临WMD扩散的共同威胁,双方又在北约防扩散,伊朗核问题和多边防扩散机制内展开了协调与合作。对威胁理解和安全理念的差异,欧洲多边主义与美国单边主义的对立,欧洲自主性与美国主导性的矛盾是欧美防扩散政策产生差异的重要原因。欧美现在的防扩散合作既有现实的基础,也存在诸多困难和不确定性。欧美防扩散合作的前景是建立跨大西洋防扩散战略同盟。     

美国台海政策演变与要害分析

美国台海政策随着美全球战略与对华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当前美国台海政策新变化,即从战略模糊到战略清晰,美台军事安全合作大幅提升,正进入新的高度,美国台海政策主要出于美霸权利益考量,美国通过曲解“一个中国”原则与维持台海所谓“现状”企图达到两岸长期的“不统”、“不独”与“不战”状态,以便美国长期操控两岸、从中渔利进而防范延缓中国的崛起。然而,随着两岸各自的变化,美国左右逢源、平衡两岸的台海政策越来越暴露出其内在矛盾与巨大风险,并将因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而难以为继、濒于破产。     

当前中国在周边安全环境中面临的挑战

当前,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较为严峻,表现为:美日同盟深化,中日关系紧张,中国在中美日三角中处境不容乐观;美印关系实现新突破,日印相互借助,美日印“新三角”发展态势令人关注;“法理台独”威胁进一步增大,美日台三边安全“准同盟”暗流涌动;美朝矛盾加剧,致使“朝核”久拖不决,美韩、美蒙关系的发展为东北亚局势增添新的变数;伊朗核问题临近“摊牌”对中国的挑战。总之,大国互动、“台独”、核扩散是中国在周边安全环境中面临的三大挑战。     

野田内阁加入TPP的战略意图探析

TPP是一种旨在实现贸易、投资及人员往来等全面自由化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野田内阁意图通过TPP提升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国内农业的结构性改革,重振日本经济;在对外关系上,则欲借此修复巩固日美同盟,配合美国牵制中国的战略布局,并在未来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占据有利位置。基于上述战略意图,尽管遭到日本国内长期依赖财政补贴及贸易保护的农业部门和希望继续维持现有医疗保障体系的医师会等团体的坚决反对,以致日本面临政治分裂的风险,野田仍作出了参加TPP谈判的政治决断。     

"9·11"后美国的地缘战略调整与影响

"9·11"事件以来,美国地缘战略发生了五大变化一是改变以大国为对手的地缘战略观;二是更重视亚太,增加对欧亚大陆以外地区的关注;三是结盟政策更趋于灵活;四是更重视空军行动;五是"对前沿部署"作了调整.美国的地缘战略调整对世界地缘战略形势产生了四大影响,包括大国地缘政治对抗烈度下降;亚洲沿海带成为全球地缘政治活动最活跃的地带;印度崛起加快;世界能源格局变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