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学因果关系初探——以食品卫生犯罪为视角

在食品卫生犯罪案件里面,传统的刑法因果关系并不能毫无争议地解决,因为他们认为原因对结果的引起应当是具有实在可能性的,而且不能有很大的异常因素的进入。但是公害犯罪中很难符合这一条件。因为公害犯罪,比如食品犯罪具有一定的潜伏期,受害者乃至社会都很难证明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确切因果关系。也正因为此,这些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让不法生产厂家得以经常规避责任。2008年的一起震惊全国的食品卫生犯罪——三鹿奶粉事件引发了许多学者探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特殊性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其社会危害性已逐步达到刑法调整的程度。但对于传统刑法理论来说,环境犯罪是个新面孔,依据传统刑法理论来解释环境犯罪会产生一些问题,因果关系就是其中之一。文章从环境犯罪与犯罪之间的种属关系入手,研究环境犯罪因果关系与传统犯罪因果关系之间的统一性和差异性,试图从两者共性与特性的交融之中揭示环境犯罪因果关系在传统犯罪因果关系理论基础上的特殊性。     

浅析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研究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因果关系的基本哲学原理为指导,同时也要认识到,刑法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其在确定某些犯罪的行为与结果时,必然渗入一些人为的因素.只有正确认识刑法上因果关系的特点,把握那些特殊犯罪的因果关系,才能确定某种犯罪是否成立,犯罪人是谁,进而解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问题.     

论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的认定

一、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的特殊性作为一类新型的犯罪,环境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存在很大差异,一部分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运用传统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难以判断。从调整的社会关系角度分类,环境犯罪可分为污染环境的犯罪,破坏自然资源的犯罪以及抗拒环保监督的     

大陆法系刑法因果关系论的巡历——兼论我国相关理论的发展

评析大陆法系刑法因果关系中的条件说、原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论。在我国传统的刑法因果关系研究中,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并不足以解释其因果关系,应将客观归责论引入我国刑法理论。     

渎职罪因果关系的判断

对于结果犯占据了近半数的渎职犯罪而言,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成为认定此类犯罪的关键。一方面渎职罪因果关系的判断应遵循刑法因果判断的一般规则,另一方面由渎职罪所保护的法益所决定。其因果关系的认定具有法律拟制的特点。在具体判断时,既要基于渎职犯罪行为的特点进行一般考察,又要以法律上实质的原因力为标准进行因果关系的个别判断。     

刑法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

因果关系问题是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复杂且对实践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问题。而刑法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刑法因果关系在刑法体系中的正确定位。本文从刑法因果关系的含义入手,分析刑法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的关系及因果关系在认定刑事责任中的作用,从而为科学运用刑法因果关系指导实践提供条件。     

刑法偶然因果关系的哲学错误与实践危害

刑法偶然因果关系是不存在的。刑法偶然因果关系论的哲学错误有多种表现：违反内外因对立统一原理，违反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对立统一原理，违反因果性与必然性、偶然性辩证统一原理，混淆原因与条件的区别，因而没有哲学依据，在理论上无法立足。刑法偶然因果关系的虚构，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人为地扩大了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范围，造成刑事打击面的人为扩大；另一方面又造成在司法实践中容易量刑畸轻，从而轻纵犯罪。刑法必然因果关系概念不够严密，应更正为刑法因果关系。     

论准中止犯——兼评大陆法系中止未遂的有效性要件

准中止犯是指在行为人犯罪行为实行终了的过程中,主观上基于自己的意志放弃了犯罪行为,客观上对于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付出了真挚与积极的努力,只是行为人的中止行为与犯罪结果不发生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因而准用中止犯的处罚原则的情形。准中止犯的立法例表明大陆法系刑法在中止未遂的有效性要件上出现松动,是主观主义刑法立场的体现。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不承认准中止犯,但我国刑法在对待中止犯问题上历来持主观主义立场,因此准中止犯的立法能为我国借鉴。     

刑法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

刑法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的关系 ,直接关系到刑法因果关系在刑法体系中的正确定位。刑法因果关系本身并不直接说明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 ,而是存在一种影响刑事责任的具体的运行机制 ,从刑事责任的功能以及刑法因果关系在实践中的运行角度看 ,刑法因果关系通过其运行机制 ,对刑事责任的质与量都提供客观基础     

不作为犯罪相关问题研究

行为在犯罪理论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无行为则无犯罪.而行为又具体分为作为与不作为,相对于作为而言,不作为具有其自身的特性,在刑法理论上一直是学者们经久不衰的热论话题.本文从不作为的概念和构成要件、不作为犯罪的条件及其因果关系等方面的探索,剖析不作为犯罪.     

从新冠疫情防控看传染病立法防治的必要性

新冠疫情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具有正当性，对“甲类传染病”作扩张解释具有合理性。对引起新冠肺炎“传播严重危险”的判断既要根据“疫学因果关系”，还要结合“偶然性学说”来综合认定。因为公共安全法益重于公共卫生法益，所以当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存在交叉时，应以公共安全方面的规制执行。在疫情防控中，对于隐瞒疫区停留史和密切接触史而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行为人，应考虑其特殊的行为动机与犯罪成因，在量刑时宜从宽处理。     

传染病犯罪因果关系的哲学基础

疫学因果关系是以统计几率作为判断因果性的根据,与传统的以科学法则判断因果关系是相对的。疫学因果关系的哲学基础是辩证的决定论,是从否定机械决定论中发展过来的。     

大数据时代数据犯罪认定的方法转向与价值回归

大数据时代数据犯罪的认定，虽然需要融入技术的方法以增强刑法教义学的自主性和应变性，但其仍是关涉具体个体切身利益的小数据问题。以数据为中心的数据主义将中立的数据本身平移为数据犯罪的法益，不仅抽空了法益的本体论和目的论价值，而且以相关关系取代因果关系，导致数据犯罪的认定走向极端的预防性扩张。因而，数据犯罪的认定仍需向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刑事法治回归，以数据本身所征表的数据信息为中心来建构法益，确保其与具体数据犯罪的法益发生直接关联；以针对数据所实施的行为具有创设侵害法益风险（不法）的功能且现实化为不法结果为前提，限定数据犯罪因果关系的范围。藉此明确刑法问题与技术问题的界限，将小数据保护与大数据流动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客观归责理论的基本内涵及其不足

尽管客观归责理论存在若干尚未完善之处,但是它仍然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刑法理论,它为刑法犯罪论体系的构建、因果关系理论的发展、司法实践处理疑难案件都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客观归责理论的意义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实体规则方面它为结果归责于行为人创建了精细的规则体系;其次,在逻辑方法方面它明确地将结果归因与结果归责相区分,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隔断。客观归责理论在实用性、逻辑性上都是出色的刑法理论体系,对于现代刑法学向精细、精确、精致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     

我国犯罪预备处罚原则反思

我国刑事责任评价的时间起点是犯罪的预备行为。我国刑法以处罚预备犯为原则,有助于严密刑事法网,将犯罪遏制在萌芽阶段,充分发挥刑法预防功能,但其与现行的犯罪构成理论相矛盾,与刑法谦抑精神相违,缺乏实践操作性。刑法第22 条已经名存实亡,成为一种无意义的重复规定,建议修改刑法时予以删除,同时将一些严重犯罪的预备行为规定为独立罪名。     

浅议单位犯罪主体

我国对单位犯罪立法起步较晚,司法实践中处理单位犯罪案件也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才逐步增多的。由于单位犯罪在犯罪主体、承担责任主体上有其特殊性,刑法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对单位犯罪的主体等许多具体问题的理解还存在分歧。如何准确理解和正确适用《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尤其是单位犯罪主体范围的界定,成为刑法理论和刑事司法实践颇具争议的问题。本文试对单位犯罪的主体作一些探讨。     

论犯罪着手的确定

犯罪着手即行为人开始实行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一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在刑法理论中,犯罪着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在司法实践中,犯罪着手的确定关系到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的划分等重大问题。犯罪着手在刑法学界存在着各个不同学说。我国对于犯罪着手应当采用折中说。     

金融犯罪立法分类标准的合理性研究

我国刑法一直以犯罪客体为标准进行犯罪分类和章节设置,但刑法分则中金融诈骗犯罪的设置却是以犯罪行为为标准,这一改变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和讨论。本文以刑法立法分类原始理论为起点,通过对我国金融刑法分类现状的评述,来分析金融犯罪分类标准的合理性。     

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问题实证研究

透过近年来反渎职侵权办案实践,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因果关系呈现出渎职侵权行为直接导致渎职侵权犯罪本身结果的发生较少;渎职行为直接导致另一普通刑事犯罪案件的发生占有较大的比例;渎职侵权职务犯罪案件多因一果的现象比例较高：不作为及不认真履行职责导致渎职侵权职务犯罪危害后果发生情况的比例略高：考量危害结果中的经济损失都是认定为直接经济损失等特点当前司法实践中,由于存在因果关系理论不统一：对渎职侵权因果关系的法律规范缺失;渎职侵权行为责任分散和模糊;对渎侦办案人员实行通才管理体制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的依法正确认定。应当用传统刑法学因果关系理论作为认定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的理论基础并立法规范化;引入和参照共同犯罪理论;多渠道加强办案人员的分类专业建设：上提一级该罪的立案侦查权等,以促进对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的依法正确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