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思维六十年之变迁

政治合法性分为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两个基本的研究范式。政治合法性的规范主义范式强调政治秩序的“价值”而非认同的“事实”；而经验主义范式则强调，由于无法证明价值体系以及价值体系之间所存在的冲突关系的真实性，所以在合法性问题上没有真理可言，只要政治共同体成员在忠诚的基础上对政权能够支持，就有合法性，而不管政权的性质如何。从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拥有巩固其执政地位的坚实基础。但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巩固其长期的执政地位，必须在规范和经验两个方向上做出努力来获得更深刻的执政合法性。因为从短期历史来看，通过政治社会化的过程，由经验的政治认同获得的政治合法性是非常有效的。但是从长期历史来看，规范的政治合法性对巩固执政地位具有更持久的支持力。     

国家能力与国内冲突的复发

国家（汲取）能力对国内冲突复发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和条件性的。这个关系受到方向相反的三个机制的影响：从长远来看，国家能力的提高会增加反叛者军事挑战政府的难度和机会成本；但在短期内，强化汲取能力的努力会增加纳税人的经济负担，导致他们对政府的怨恨和对潜在反叛者的同情；大量增加税收会降低国家和平承诺的可信度，危及冲突后的和平局面。作者通过大样本统计分析证实了这一基本假设。经验检验还发现国家能力对冲突复发的影响基本上是一个国内政治过程。前一轮冲突结果对之的影响尤其强烈。相反，国际维持和平行动和外来援助不仅无助于巩固国家能力对和平的积极作用，反而可能抑制国家能力独立的积极影响。     

建构主义视野下的宗教与政治冲突

原生主义和工具主义争论的焦点在于：具有宗教背景的政治冲突的本源何在？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双方各执一端，互相对立。如果运用建构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宗教和政治冲突的关系，就会发现在政治冲突中，对宗教信仰和物质利益的追求两者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建构关系。“宗教因素”体现者能成功地利用宗教实现它们自身的目的，客观条件是存在现实的社会危机，某个特定社会的财富和权利分配高度不平等；主观条件是“宗教因素”体现者根据宗教传统对现实问题的有说服力的解释。根据建构主义对宗教信仰和物质利益关系的理解，对宗教促动政治冲突的机制的分析，减少宗教性的政治冲突，必须“三管齐下”，综合运用威慑和压制性否决、发展社会经济和民主化以及对话这三种治理策略。     

试论《新月》刊行时期罗隆基与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冲突

《新月》刊行时期,罗隆基与腐朽专制的国民党政权发生了激烈的政治冲突。他文笔犀利,直戳国民党政权的痛处,自然引来后者对他的政治高压。但罗隆基不畏强权,不愧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从合法性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

合法性决定着政治发展的空间，而政治发展反过来可以巩固和提升合法性，这种内在的关联决定了合法性是透视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全面合法性危机是新时期政治发展的背景，三个阶段的政治发展有着不同的重点，合法性的重构也经历了从单一到均衡的过程。新形势下的政治发展仍然面临着多方面的严峻考验，政治意识、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是影响政治合法性的三个基本层面：从政治意识层面看，理论自觉与理论创新仍然是推动政治发展与塑造合法性的重要动力；从政治制度层面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与巩固合法性的主要途径；从政治行为层面看。约束、监督政治权力主体与提升政治权利主体政治参与能力是政治发展的方向选择与夯实合法性基础的根本路径。合法性作为政治系统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起到了衡量政治发展晴雨表的作用。三十年的政治发展铸就了一个新的起点，也开启了对合法性追寻之路。     

开发冲突的积极效应——当前我国组织内部冲突管理现存问题及对策分析

组织内部冲突问题不仅直接影响组织内各成员的情绪、工作效率等,而且直接关系到组织的生存发展。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我国组织冲突事件日益增多并且呈现复杂化、多样化趋势,因此重新认识冲突的本质并进行有效的内部冲突管理对组织管理者来说显得越来越为重要,同时也日渐成了组织管理者必须面对的课题。     

论公共组织中的冲突管理

各种人类关系都存在着潜在或外显的矛盾,意识或行为的不统一,从而引发冲突。公共组织作为一种与人们密切相关的复杂系统,其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冲突也必然客观存在,公共组织冲突管理是公共管理实践中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公共组织中的冲突与社会中其它组织的冲突相比具有自身的特点,所以,针对公共组织中的冲突深入分析并研究其现象及规律,有着迫切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朝鲜第三次核试验的原因和影响分析

朝鲜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于2013年2月进行第三次核试验，这次核试验是朝鲜外部安全环境变化及内部需要的产物。从内因上讲是为了巩固政权、增强国家凝聚力。就外因而言，是为了利用核武器制衡敌对国家、解除其外部的安全威胁。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导致恶劣的影响，会加剧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和安全困境，同时对我国的安全也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     

诉讼文化的现代变迁与我国民事审判制度变革

我国民事审判制度变革，不仅与政治、经济因素有关，更与文化因素有着重要的关联。我国传统诉讼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主要反映在：第一，权利意识的复识；第二，平等意识的增强；第三，正当性意识的转变；第四，非诉意识的退却。这种变迁可能与旧的民事审判制度产生冲突。这种冲突可能对我国民事审判制度带来的影响：牵引与诱变。     

浅谈公共安全危机的认知冲突

不同层次的人们由于立场、观念、利益的不同，对于危机的主观感受和客观认识也会不同，由此可能产生立场型、观念型和利益型的认知冲突。它会影响危机管理者的决策和处置行为，弱化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并导致危机升级，产生裂痕效应。认知冲突的化解不仅需要正确区分冲突性质、掌握最多的信息、控制不同个体及群体闯的认识和第一时间把握话语权，也需要相关各方和谐沟通，根据不同的主体认知特点采取不同的对策灵活解决问题。     

比较视野下的文明冲突范式研究——文明冲突论与文明内部冲突论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诸多质疑。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德国学者迪特·森格哈斯提出了"文明内部冲突论"。他对世界各大传统文明进行历史性的透视,并将其放在现代化进程的坐标系中加以对照,从而使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在"文明的内在冲突上"处于平等地位。这对于人类文明从冲突过渡到和谐对话的发展趋势而言,可以说是一种超越。本文试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比较亨廷顿与森格哈斯的观点,并对其学术影响给予客观的评价。     

“划一”与“创新”的制度困境及其消解以组织理论的视角审视现代西方社会制度的变革

制度创新有其必然性。西方技术理性的片面化发展,使社会政治制度也陷于标准化的技术理性控制之下,最终表现为制度创新与技术理性标准化的冲突,并导致组织冲突的形成与发展。而组织冲突的消解将最终依赖于制度创新,实现制度创新则应该以所有制关系变革为前提。     

现代公共政策的合法性

公共政策合法性是政治合法性的派生概念，依据哈贝马斯的分类，迄今为止的合法性理论可作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之分，但无论是规范主义合法性还是经验主义合法性，在作为考量现代公共政策合法性的依据时都有不足。前者对于政策合法性的认识建构于抽象思辨之上，后者在现实中往往导致政策实质上的非法。哈贝马斯本人提出的“重建性”合法性理论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可作为考量现代公共政策合法性的依循标准．其具体实现途径是协商民主。     

冲突与控制——关于国家控制冲突问题的研究

冲突是直接影响国家稳定和发展的一种关系状态。冲突的根源和根本动因构成冲突产生的客观可能性,而只有冲突主体的主观因素成熟到一定程度时,客观因素才发挥作用。国家作为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必须采取措施,把冲突控制在秩序范围内,确保国家的存在和发展。     

法与习惯冲突的效益分析

习惯与法的冲突由来已久,集中的表现是人们对法律的规避。冲突产生的原因通过效益分析的方法显而易见,规避法律是因为习惯在经济效益、伦理效益和交易安全等方面优于法律。冲突和规避只能通过完善立法和司法,并最终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来解决。     

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及其当代认同——兼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的本质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理念上的合法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和来源之一.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重统治的合法性理念支持,但他们创造的以"天命"说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固有的缺陷无法真正保证其统治的合法性,使其难免改朝换代的命运.当代中国,在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构建和宣传方面也曾出现过误区,马克思主义才是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理念基础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的本质就是实现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认同.     

执政合法性的一般理论及其启示——执政党建设的全球化视角

执政合法性问题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任何政党在执政后都有一个执政合法性的问题。西方国家在实践中形成的执政合法性理论，对当代中国共产党具有借鉴意义。增强执政基础，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发展，必须同时解决好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问题，处理好合法性与合法化、合法性与有效性、合法性与合道义性的关系。     

群众路线的内在逻辑与党的政治决策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将党的领导、群众观点和领导方法有机统一于政治生活之中。对群众路线不同层面内在逻辑分析,可以看到当代中国政治决策的薄弱环节,制度化保障措施的缺失影响了党的决策在群众路线框架下应有的科学性,可以通过相应的制度建构和政策创新使群众路线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增加党的执政合法性,巩固执政地位。     

中西方语境下的公民不服从理论研究综述——基于公民道德权利视角

起源于西方的公民不服从理论以研究政治权威与政治义务服从之间的关系为对象,至今仍是西方法学、伦理学、政治学界关注的焦点和具有争议性的议题。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公民不服从理论愈加关注。公民的道德权利是证明公民不服从正当性的核心依据,对公民不服从的道德权利证明在中西方语境下体现为不同的内在逻辑。德沃金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出发论证道德原则是法律的基础;罗尔斯从契约论角度主张公民不服从是公民提出申诉的一项道德权利;国内学者则偏重于从公民作为个体的道德感培养引申出公民的道德权利,并指出公民不服从理论可以促进我国公民社会的培育、法治理念的变革。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协商民主实践

协商民主是20世纪后期民主理论的转向,它意味着政治共同体中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反思、对话、辩论等,就涉及公共利益的政策达成共识,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领导的＂三三制＂政权是协商民主在中国的一种实践雏形,为我们今天的协商民主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