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域基层党建创新与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基于广西河池市“党群共治”模式的分析

"党群共治"模式是广西河池市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机制的一种有益探索。该模式以自然村屯作为切入口,抓住了影响村域基层党建创新和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薄弱环节,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深度融合,创新了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该模式表明,促进村域基层党建创新,提升村民自治有效性,党的领导是方向,群众参与是动力,保障自治权是核心。     

“党群议政”:高效解难 深度治村

##正##群众的难题能及时得到解决,群众的"好声音"能得到采纳,将政府治理与群众自治有机结合,实现了农村基层治理的有效突破"反映的问题这么快就得到了解决,而且在办理中邀请村民一起参与,大家提出的建议也被镇上采纳,这让我们有了‘当家’的感觉。"谈起当前隆昌县在农村治理中的新变化,郭家祠村村民邹明海赞不绝口,"小事急事就打‘党群110’服务热线,大事难事就通过‘党群议政’商量着办,村民关心的事和政府     

乡村“三治合一”的内部关联与治理目标探究

乡村振兴是党在新时代提出的重要战略,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自治、法治、德治"三者在推动乡村治理格局走向优化的过程中是"一体两翼"的关系——以村民自治为主体,依法治村与以德治村是村民自治的辅助治理手段和工具。在"三治合一"的治理体系下,应当通过积极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加强乡村法治建设、以德治建设助力乡村法治建设等方式实现乡村振兴的治理目标。     

乡村振兴战略与村民自治:互嵌、诉求与融合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村民自治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和发展空间,村民自治是乡村振兴的要义之一,亦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制度支撑与保障,两者相互嵌入,彼此之间存在紧密的价值耦合。作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图景实现基石的村民自治需要满足"治理有效"这一要求。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的嬗变,要求从治理形态、治理资源、治理主体、治理载体层面对村民自治进行重新审视和设计。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民自治的发展路径需要从多维度进行建构,体现为基层政治权威与乡村内生动力的协同共治,精英型农民群体的塑造,村域经济、文化与组织资源的三重嵌入,农村社区自治的形成及相关配套法律制度的健全。     

村级治理与农村政治文明建设

村级治理方式演变的轨迹体现着政治文明的发展水平.农村社会的变迁必然要求农村治理方式的创新,村民自治对农村政治文明建设产生了积极的效应.村民自治的资源严重不足和国家与社会关系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构架,是实现有效的村级治理障碍.以村级治理创新,推动农村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以政治理念的文明渗透和指导村民自治;以政治制度文明的支撑和固化村民自治;以政治行为文明规范和引领村民自治.     

找回村民主体性:移风易俗有效治理的实现逻辑与发展路向北大核心

移风易俗是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一道必答难题,其有效治理虽离不开国家主导,但更需找回村民主体性。为深入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治理、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农业农村部于2020年至2022年先后征集推介三批84个全国村级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这些典型案例的探索实践表明,实现村庄移风易俗的有效治理,需要从自治规范指导、物质利益诱导、先进典范教导三个维度和路向找回村民主体性。从村庄场域中移风易俗的具体实践和治理技术看,自治规范指导旨在使村民“遵规守矩”,将内生性自治规范引导与群众性自治组织督导相结合;物质利益诱导旨在使村民“德者有得”,运用积分制等开展正向的物质激励;先进典范教导则旨在使村民“见贤思齐”,发挥党员干部率先垂范与身边典型的榜样示范作用。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农村移风易俗有效治理上找回村民主体性的这一实现逻辑和发展路向,暗合了在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村民自治制度创新所需的公共规则重建、公共资源重配和公共权威重塑。     

“双轨政治”重构与村治结构创新——以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为例

中国乡村治理改革提高了基层治理行为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新的困境。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通过重构“双轨政治”,有效解决了新一轮基层治理困境。以资源输入为契机,推动村民自治转型,进而激活村民自治的治理活力和治理能力。通过转变政府治理逻辑,培育社区自治组织,激活村庄社会资本,重视乡土社会的治理资源,为基层半正式治理方式让渡空间,进而提升国家与社会的协调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对接。     

乡村“微自治”:价值、困境及化解路径

实践表明,以自然村或村民小组为自治基本单元的乡村"微自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需要。作为村民自治的重要实现方式,乡村"微自治"因具有内生的强大自治活力,对于发挥农民的自治主体作用,破除建制村自治长期以来难以"落地"的窘境和增强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乡村"微自治"又存在民主协商的基因易被阉割、自治权易被行政力量消解以及自治重心下移导致民主自治的褊狭等问题,而且可能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所要达到"政经分离"的发展方向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相背离。因此,在坚持自治为基础的前提下,寻求社会与行政、自治与他治的合作治理和良性互动,是乡村"微自治"持续有效运行的根本路径。     

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理论意蕴及时代价值

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是结合我国农村的历史与现实,对新时代农村社会治理勾勒的宏观框架和有效路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发挥了自治化矛盾,法治定纷争,德治润人心的作用。自治是治之本,法治和德治是治之道并共促自治,形成了"一体两翼"的治理架构和运行逻辑。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适应新时代乡村社会转型发展,满足村民对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乡村振兴,巩固国家治理的基础,打造平安乡村的必然要求。     

创新自治: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横向拓展”——基于鄂西南B村的个案研究

将村民自治单元下沉到自然村的"自救"改革,虽然有利于重拾自然村作为治理单元的特有价值,但并不适宜在人口外流型农村地区推广。作为人口外流型村庄的鄂西南B村,以"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创新为契机,建立了乡贤道德评判团、村民自治议事团、"雷锋"志愿服务队、"五老"协会、全域有机协会以及红白理事会等新型村民自治组织,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进行了"横向拓展"。这是一种在保留和发展村委会的基础上,以多元主体共治为特征的村庄治理模式,丰富了村民自治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虽然这一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有助于提高村民的民主治理能力,保障精准扶贫工作的落实,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但仍存在治理权源缺失、生成逻辑不足、组织设置冗杂、发展支撑阙如等问题,应通过寻求法律赋权、夯实底层基础、优化体系设置以及创新支撑制度予以解决。     

“片区自治”: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新探索

在乡村振兴和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背景下,"片区"已成为部分地区进行村民自治试点的新型治理工具。"片区自治"将人为划分的片区嵌入乡村治理结构,使其成为"村"与"组"之间的一种非正式治理单元,从而实现治理单元的适度下沉和重塑治理单元的配置模式,以及促进乡村治理结构层级化和弹性化的一种实践形态。"片区自治"的生成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村治体系困境的体制性因素、政策试点空间的政策性因素、社会关系网络的认同性因素以及适度规模效应的组织性因素等相互激荡而成。行政力量持续助推、基层党组织建设、新型自治组织营造、治理规则创制成为"片区自治"得以运转的有效支撑。然而,作为一场探索中的实验,"片区自治"尽管在强化党在农村基层的领导核心地位、完善村民自治组织网络、提升村民自治能力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还需通过激活内生动力、厘清自治权能、提升组织能力等途径提升农民主体性。     

乡风文明建设中的村级治理结构及其效能——基于宜都市罗村“人情风”整治的历时性考察

行政与自治是开展乡风文明建设的两种基本工具，其不同组合方式生成了行政支配型、自治主导型、行政适配自治型三种村级治理结构。基于罗村“人情风”整治实践考察发现，行政适配自治型治理结构因基于村民同意的内生性公共规则能够获得权威基础，“共识+强制”规则嵌入能够获得普遍约束力，村民间的弥散化问责能够最小化治理成本，从而实现治理效能最大化。实践表明，治理人情异化现象并不必然以国家在场作为前提条件，乡村自主生产的公共规则可以部分约束人情内卷化困境，而行政力量适时嵌入则可以进一步提供规制权。在实践中，要通过处理好村民公共性与行政嵌入的关系，找回乡村主体性。通过行政与自治力量在乡村场域中的有效互动，形成行政适配自治的善治局面，从而最大化基层乡风文明建设效能。     

乡村治理的分宜模式:“党建+”与村民自治的有机统一

江西省分宜县自2012年起在全县范围内推行在村民小组一级建立党支部和村民理事会,以完善新时期的乡村治理机制。通过在村民小组一级建立党支部,将党建深入到最基层,强化党对乡村的管理。在推进基层党建的同时,通过建设村民理事会,来调动村民参与村庄事务管理的积极性,使得农村基层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做到有机统一。总体来看,分宜县运用"党建+"理念,既强化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又提高了村民自治水平。     

浅论村民自治的基本特征

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是农村居民根据法律自主管理本村事务的基层民主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村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一般来讲。自治指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自治的形式有多种。如地方自治、社会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和人民群众自治。村民自治是农村基层人民群众自治，即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纵观我国村民自治制度。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党群一张网”为民解难不含糊

正如今在丹东市元宝区流行这样一句话:"难事急事不要慌,有事就找网格员。"2020年以来,元宝区围绕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党群一张网、服务叫得响"为目标,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为主线,着力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建设,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做到党委政府"一网指挥"、公共服务"一网通办"、基层治理"一网统管",有效提升了社会治理智能化和精细化水平。     

村民理事会与村级协商民主建设的探索——以安徽省H村为例

村民理事会是近年来乡村出现的一个新型农民组织。其产生是在后农业税时代资源下乡过程中,对乡村行政化治理的一种纠正。与城市基层社会基本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不同,村庄还是一个半熟人社会。这就决定了作为基层协商重要形式,村民理事会内在的运行机理主要依靠其成员的面子以及与村民的人情关系。现在村级协商民主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要使村民理事会在农村治理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推进村级协商民主建设,必须要以村民理事会为依托,健全村级协商体系,推动行政化治理与协商治理有机结合。     

中国村民自治的政策透视

村民自治政策在我国已经运行了20年,研究者众,但从政策过程角度来探讨者却寥寥。笔者通过对村民自治政策过程的透视发现,村民自治在政策设计上体现了"民主化"与"治理"途径的目标模式,在政策运行中却实际遭遇了政策失真与政策梗阻的可悲结局,而在政策特征上则体现了政府主导与国家控制的显著特点。因此,建构一个以减弱政府主导性从而增强乡村社会的自主性为导向的新乡村治理模式是村民自治政策的未来走向。     

“根”与“径”:重新认识村民自治

一直以来,村民自治没有很好地解决制度"落地"的问题,在实践与研究中表现出弱化的现象。这种弱化在本质上主要源于村民自治制度的理论设计之初缺少对中国农村社会本源型制度的关怀,导致村民自治实践缺乏文化与社会根基支撑。在经济社会环境深度变迁与治理范式滥用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下,村民自治的实践与研究显现出愈发困难的境况。村民自治需要寻"根",即中国农村的家户制传统以及由此产生的农民行动的家户主义逻辑。而均衡村民自治与家户主义逻辑之间的矛盾,关键在于自治单元向村庄共同体的回归、共同经济的实现以及行政性力量的外部引导。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自治分化的发展困境与突破——基于权力-资源关系的分析视角

中国乡村现行的民主自治制度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结构发生重大改革,乡村经济发展出现分化,导致了村民自治发展的不均衡,也制约到村民自治作用的发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当前村民自治发展指明了方向。从"权力-资源"理论的分析视角,厘清现行村民自治模式的基本类型:汲取型自治、分配型自治、法人型自治和项目型自治。要突破村民自治"悬浮"的困境,必须根据不同经济情况,发展多种自治有效实现形式,坚持他治与自治互动,继续推进自治重心下沉。     

我国村民自治发展前瞻的三维分析

村民自治的未来走向如何,是一个值得人们争论和思考的问题。从微观看,村民自治在短期内将是对具体的现实要素问题进行有效治理。从宏观和长远看,随着国家的放权和农村微观组织的再造,村民自治将朝着以社区自治为核心的治理模式发展,但村民自治蕴含的民主、自由、自主价值理念不会改变,村民自治从封闭走向开放,并最终促成城乡、社区和整个社会的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