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与共产国际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是其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根源，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具体帮助中所出现的失误，又助长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因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关系     

瞿秋白与罗明纳兹

在１９２７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罗明纳兹作为共产国际的全权特使来到中国，此时，瞿秋白作为陈独秀的继任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们领导召开了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把我党的斗争历史从国民革命阶段推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们又共同犯下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令人痛惜的损失。罗明纳兹与瞿秋白在合作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领导与服从、“钦差大臣”与无法避免的教条主义者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盲目指导与中国党对共产国际的盲从。     

共产国际“左”倾错误溯源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时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二者共同根源在于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过程中没有正确地处理好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而最初对国民党性质错误判定是两次错误的根本原因。     

大革命时期苏联及共产国际视野中的国民党

大革命时期,在苏联及共产国际的视野中,由于孙中山给予苏联人的极好印象,国民党始终被看成是革命党,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盟。而且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加入,使苏联及共产国际认为可以通过不断＂改造＂对其进行控制,使其向苏联所希望的方面转变。因此,在对待国民党问题上一直存在偏向。同时,由于过多地考虑了苏联自身的利益,强调国民党的＂反帝＂作用,以及对中国形势的错误估计,导致了一系列的政策失误,不光使自己的东方政策破产,还差点断送了中国革命。     

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时期的广州警察

在1923-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中,广州的警察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不仅积极维护广州的社会治安,间接支持孙中山和国民党领导的革命,还直接投入战斗,支持革命.本文考察了大革命时期广州警察的种种作为,对大革命中广州警察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恰当的评价.     

王明右倾投降错误和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

抗战期间,王明右倾投降错误产生的根源是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情的不甚了解,将俄国革命的经验教条式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同时也来源于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苏联利益至上"。     

共产国际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由于毛泽东与共产国际代表、留苏学生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存有分歧,导致毛泽东党内地位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但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对此并不知情,而是称赞毛泽东的革命观点,批评共产国际代表和留苏学生打压毛泽东,认可毛泽东领导地位.本文主要探讨毛泽东受共产国际代表和留苏学生的影响,党内地位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而毛泽东坚持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准确把握中国革命的方向,并得到共产国际支持,最终确立了领导地位.     

试论大革命时期的广州与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也是中共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问题进行艰苦探索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孕育时期,作为大革命活动中心的广州更是历史地充当了毛泽东思想萌芽的发端地,为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发展作出了贡献,其内容涉及统一战线思想、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农民问题理论、文化宣传和党建思想等。     

略论中共“七·一三”宣言的重要意义

中共＂七·一三＂宣言发表于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1927年7月13日。＂七·一三＂宣言的发表,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新政策的开始,将中国革命推向了土地革命的新阶段,标志着陈独秀右倾错误政策的终结,宣告了革命力量在土地革命旗帜下的重新集结。     

“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第五次学术讨论会综述

1988年6月28日至7月4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和东北师范大学在长春东北师大联合召开了“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第五次学术讨论会。与会同志围绕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以及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功     

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看毛泽东同志的科学求实精神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无数共产党员志士仁人都在为摸索中国革命成功道路而上下求索,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新道路。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中国式道路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同志代表着党的正确方向,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开创革命道路的杰出代表,起决定作用的是他的科学态度和求实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1920-1927)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比较复杂,主要受苏俄对华政策的影响;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也受苏俄对华政策的影响;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既与苏俄顾问有矛盾,又与共产国际代表有矛盾,但最终还是被迫服从苏俄顾问和共产国际,也就是服从莫斯科,并于1927年后成为莫斯科的替罪羊.     

关于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的几个问题

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大革命失败后莫斯科对华政策转折和探索的结果,它的错误是探索中的失误,它的探索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后来确立中国革命的正确策略具有导引作用;会议对当时革命形势的估计以及在暴动策略的制定上是留有余地的,并非一味地强调即时暴动和拼命暴动;会议虽然犯了不恰当地强调党的指导机关干部工人化的错误,但是在当时提出把中共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党的决定,却是重新整合党的组织资源的必要,是保持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必要,是统一全党思想认识、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需要。     

马林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受到了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影响,在中国革命史中,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马林直接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他的"斯内夫利特战略"成为国共两党联合的理论和经验基础。但同时他们也成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发展初期的重要障碍。一方面,它们有力地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实现了国共之间的联合。另一方面,它们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给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终失败埋下了隐患。     

共产国际对中共制定和贯彻六大路线的影响

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24年历程中,既有伟大的成功,也有令人遗憾的错误。它对中共六大路线的制定及其贯彻实施的影响就典型地反映了其功过是非。本文以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反"左"到推动中共"左"倾为经线,从肯定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六大制定正确的路线有功、强制中共背离中共六大路线有责、中共自身有背离六大路线的"左"倾思想基础三个层面来体现本文的立意。我们要有对待共产国际指示的正确态度,认清"左"倾错误之顽固、危害之深,这是本文要旨之所在。     

试论共产国际与立三路线的形成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出现的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的损失。这一路线的形成,与当时指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有直接的关系。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的理论,是立三路线的理论来源;共产国际的反布哈林的所谓右倾斗争,为立三路线造成了一种强大的国际政治声势;共产国际的“左”倾政策指导,也对立三路线的形成起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咸为立三路线的政策基础。     

中国农工民主党初创时期与中共的合作探源

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初创时期,在艰难曲折的斗争中,与中共发生了切实的合作关系。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上的一致性,与中共在反蒋独裁统治、土地运动以及反蒋的武装斗争中,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策应、配合与合作,为复兴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的关系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是以城市为中心。城市工人运动屡屡受挫,毛泽东等创建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及其他根据地蓬勃发展,促使共产国际改变指导中国革命的战略方针,开始以加强红军和根据地建设为中心。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第一至三次反“围剿”战争中表现的卓越才能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肯定,被认为是“有声望的领袖”。在毛泽东坚持正确主张而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时,共产国际进行了干预,要他们以同志式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同他密切合作。因此,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由四中全会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尽管这时毛泽东没有实际权力,但他在中央苏区的地位和威望仍然存在。     

毛泽东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兼论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党史上一次意义深远的会议,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完全确立了毛泽东的最高领袖地位。本文认为,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是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的组织保证;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思想为他领导地位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遵义会议以来中共的正确领导为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提供了实践基础。     

“群众性政党”的提出与中共四大的作用

"群众性政党"的目标,出于共产国际四大。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 时期,党的力量和影响都不大,因而遭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轻视,反对将中国共产党建 设成群众性的政党,并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身上。中共四大根据建设群众性政 党的目标,加强了党的建设,使党开始走上群众性政党的道路。"五卅"运动的成功,标志着 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