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刑事立法中的“赃罪”

唐代刑事立法中的“赃罪”孙玉荣唐代刑法中的“赃罪”是现代刑法上抢劫、盗窃、贪污、贿赂犯罪的合称。我国古代历朝为维护其统治，十分注重对“赃罪”的惩治。唐代积前朝之经验，在刑事立法上对“赃罪”正式确立了“六赃”的概念。《唐律疏议·名例律·以赃入罪条疏》议...     

明初重惩官吏赃罪浅论

<正> 我国封建社会各朝代的法律中都有关于处罚官吏犯贪污、盗窃、受贿等罪的条文,统称为赃罪。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为谋求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都重视惩治贪官污吏。不但在法律中对如何处罚官吏犯赃罪作了详尽的规定,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往往采取重典政策。其中明太祖朱元璋表现的最为突出。本文拟就明初重惩官吏赃罪的原因,表现和后果作一简略的探讨。     

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以1980年—2006年大陆学者研究为例

在对140篇有关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研究的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1980—2006年,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研究格局与中国古代赃罪立法的"草创—完善—成熟"的历程基本同步;学者对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的研究质量较高,研究热点出现在惩贪肃贿、法律与制度研究两个领域,这种趋势在2000—2005年之间显得更加明显;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官吏赃罪的犯罪构成、官吏赃罪涉足的领域、官吏赃罪的犯罪走向及趋势等成为研究中的盲点,对受赃法律的动态的、功能的研究不够,研究视角狭窄,研究资助问题突出。     

经义断狱

我国古代，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加强他们的伦理道德和礼教纲常的统治，不仅在立法上直接赋予其伦理道德和礼教纲常以法律效力，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公开用“六经”的精神审判件，即所谓的“经义断狱”，或“《春秋》决狱”。     

中国古代廉政法制建设及其启示

实现廉政最重要的在于制度保障。如惩贪的立法、慎选贤才的遴选制度以及考课、监察等各项制度相互为用．共同以廉政为目标。在历史上曾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也正因如此．中国古代各朝都把完善各项制度作为廉政建设最重要的保障。以唐律中的惩贪立法为例．其中关于官吏犯赃罪认定及处理合理、严谨与详密。反映了立法的完善与法律从重惩治官吏犯赃罪的精神．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特点上。     

中国古代法官出入人罪的责任制度

在我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时期,统治阶级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总是把本阶级的利益和权力加以条文化、法律化。法律颁布以后,为使其贯彻执行,对官吏断案中的“纵”、“枉”行为和轻罪重判或重罪轻判行为,规定了许多惩治性的条款,逐步地形成了中国古代法官出入人罪的责任制度,成为古代法官责任制度里重要的核心制度。今天,对它作初步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法官责任制度,并进一步揭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本质,而且对目前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责任制度也具有借鉴作用。     

唐·代·依·法·治·吏·研·究

唐代统治者总结了历代惩治贪官污吏的立法经验,对官吏贪赃枉法的 刑事责任不仅在立法上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如严密的防范措施,犯赃涉及的范围和量 刑幅度等,而且在司法上对犯赃官吏的处罚也相当严厉。唐律以立法形式整顿吏治, 缓和了阶级矛盾,提高了统治效能,促进了经济发展,使唐朝社会呈现出安定繁荣的 盛世局面,在我国封建法制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国古代官吏知法论

在我国古代的法制建设中,官吏知法是一个重要环节,那么,为什么官吏要知法?怎样知法?对这些问题如何评价?本文拟作一初探。一我国古代官吏的职能决定了他们需要知法。我国古代官吏有立法、司法和宣传法的职能,这些都以知法为先决条件。(一)官吏有立法职能我国古代虽有从事立法的机构和人员,但制定一些较为重要的法典,通常由皇帝诏令一部分官吏来完成。其组成人员,除了立法官外,还有司法官、行政官等。以《唐律疏议》的制订为例,据《进律疏表》所载,共有十九位官吏参与撰修《唐律疏     

两岸罪赃移交司法互助中的困境与对策

海协会和海基会签署了《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后,两岸在司法互助领域呈现友好态势,中国区际司法互助的“一国三区四法域”政治,法律特殊的背景下,“罪赃移交”司法协助的矛盾日益显现,两岸的不同规定给罪赃移交设置了法律适用和现实操作的障碍,可移交罪赃的不确定性,罪赃移交是否可以适用国际罪赃返还的原则仍处于争议之中,程序的复杂性导致实际协作存在困难。对于两岸罪赃移交存在的困难,可以通过明确可移交罪赃的范围,国际罪赃返还的分享原则可适用性,以及对程序性操作进行细化,加强两岸司法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古代法官违法受诉的责任制度

所谓受诉,亦即立案、理诉、受案,是中国古代司法官吏按照管辖权限,决定接受控告,准备审理的一项诉讼活动。在我国古代,统治者为了从根本上维护其专制统治,一方面要求各级司法官吏对于危害统治阶级利益的犯罪行为所提出的控告,必须依法及时地受理和审判;一方面又对那些违法受诉(即不依据法律规定受诉)的司法官吏予以严惩,这样就形成了一套颇具特色的法官违法受诉的     

中国司法官责任的历史镜鉴

司法责任制是司法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在司法责任方面严格要求司法官依法公正审理案件,通过“惟良折狱,奉公去私”“逐级审理,慎刑慎罚”“奉法裁判,依律断罪”“原情定罪,理法合一”等办案准则落实司法责任制。此外,中国古代在惩治受财枉法罪、违背程序罪等方面也有一些成功经验,对惩治司法渎职具有借鉴价值,可为当代司法责任制的完善提供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方面的支撑,助推司法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学理探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立被称为我国刑法立法史上的“首创” ,为理论界及司法实践部门所瞩目并争论不休。对本罪的客观特征、与无罪推定原则的关系、立法价值及立法建议作探讨 ,企盼推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研究步向深层 ,以便于司法实践具体操作适用。     

“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思想渊源与制度表达

“援法断罪、罚当其罪”是中华民族探索自我治理的具体成果，“援法断罪”反映中国古代司法的形式侧面，包含了丰富的技术内容与程序要求。“罚当其罪”兼具中国古代立法与司法的实质追求，强调了罚与罪应均衡。立法应追求文本、规范中的“罚当其罪”；司法则应通过法律适用，实现“罚当其罪”。“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丰富内涵不仅囊括了立法与司法等法律技术操作，还着眼于整个审判秩序的规范与建构；其思想渊源、发展脉络、制度形态蕴含着中华原生法治文明的独特创造力与理论魅力。当代法治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工作便与“援法断罪、罚当其罪”一脉相承，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     

坐赃罪对今日反贪立法的启示

韩非说：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纵观历朝历代法律规定，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规范官吏行为，打击官吏犯罪。坐赃罪作为规制官吏贪污犯罪的一种重要罪名，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以唐律疏议中有关坐赃罪的规定为核心，对坐赃罪的发展变化进行了一定的阐述，分析总结其各阶段的特点，主要从唐朝坐赃罪的相关条文中挖掘出为今所用的几点立法借鉴，以期为我国当代反贪立法提供可借鉴之处。     

滥用职权罪的立法完善

滥用职权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异化、权力腐败行为,它对国家政权的危害高于一般刑事犯罪。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注重通过立法、司法等多种途径加强对滥用职权行为的惩治。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滥用职权罪,但存在主体范围过窄、罪状不明确等问题,有待完善。一、滥用职权罪的立法缺陷我国1979年刑法没有规定滥用职权罪,在此后颁行的大量法律法规中,特别是附属刑法规范中多次出现“滥用职权”一语,并逐步明确滥用职权者的刑事责任。1997年修订的刑法规定了滥用职权罪,在立法模式上采用总括式和列举式相结合的方式,即以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概括性的规定…     

公务员犯罪及刑罚若干问题比较研究

在深化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街头巷尾议论最多，人民群众最痛恨，最担扰的是当前日益滋生蔓延，难以根除的国家工作人员即公务员的腐败问题。这也是我国刑事立法亟待解决和完善的问题。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借鉴国际上关于惩治公务员犯罪的一些研究成果，对我国现行刑法存在的对公务员犯罪打击不力，惩治不严，以及进一步完善等问题，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供大家参考。一、“克治”与“民治”的刑罚观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无论立法还是司法实践，都贯穿了“吏治”严于“民治”的刑罚观，对违法官吏的犯罪行为都科以比一般老百姓犯…     

完善渎职罪立法的思考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职务犯罪呈现严重化和复杂化的趋势,这种趋势迫切要求加强刑事法制,修改和完善刑法,调整现行刑法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方面,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一、修改和完善渎职罪是反腐倡廉的客观需要 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各种犯罪活动,是与国家公职活动有密切关系的严重犯罪行为,是国家工作人员腐败的表现。国家公职人员犯罪性质的严重性为历代统治阶级所关注,他们深知“禁官邪,肃官方,养廉洁”的重要性,以严刑峻法惩治官吏利用职务进行犯罪,维护其统治地     

“事后受财”立法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事后受财行为属于官吏赃罪的范畴,唐律最早明确了事后受财行为的性质、处罚,宋元明清的法律继承了唐律的立法思想,对事后受财的惩戒严密而完备。本文对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事后受财法律进行了考察,在挖掘本土法律资源的基础上,对事后受财的立法特点进行了总结。     

浅析我国刑法中的连带之罪

连带之罪,可以说是我国刑法领域的空白点。我国的刑事立法及司法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技术上都对此讳莫如深。连带之罪往往与“株连”,“连坐”等恐怖之词联系在一起。本文从理论上对我国现行刑法进行分析,揭示连带之罪之存在现实及其对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重要指导意义。     

据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实践适用的几点思考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对于解决长期困扰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执行难”问题有重大意义.但由于可操作性不强,在司法实践中较难把握,起不到以刑事法律惩治这类犯罪的应有作用.因此,本文认为应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该罪,充分发挥刑法对民事强制执行的保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