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反腐舆情视域下政府应对“塔西佗陷阱”的路径探析

网络反腐作为我国制度反腐的重要补充,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作用举足轻重。近年来,随着公民权利和参与意识的觉醒,网络反腐舆情逐渐成为一颗"隐形炸弹"。科学应对网络反腐舆情、引导社会舆论,对检验政府工作、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本文以政府为主体,讨论了政府应对网络反腐舆情和远离"塔西佗陷阱"之间的逻辑关系。同时,文章从六个方面分析了政府在网络反腐舆情应对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探析了深化舆情认知、转变政府工作方式、强化系统分工和优化聘任与问责等举措对重塑政府形象、增强政府公信力、远离"塔西佗陷阱"的重要意义。     

网络反腐的现实困境与多元反思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反腐日益兴盛,在推进我国反腐倡廉建设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同时网络反腐也面临诸多困境,如网络反腐非理性化、缺乏法律规范、查处具有偶然性、容易泄露反腐机密和受理解决的机制尚未形成等,严重制约了网络反腐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进程。因此,引导网民理性反腐、加快网络反腐立法、加强网络舆情监测、建立网络反腐信息处理与反馈机制、实现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的有效对接和建设反腐倡廉网络监督员队伍等成为规范网络反腐的必然选择。     

从技术治理到制度建设:网络反腐的路径选择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反腐正成为信息化时代反腐败的一种新形式。由于互联网本身的技术优势、不断增长的公民参与意识以及传统利益表达渠道的不健全,网络反腐这种技术治理的手段得到了广大网民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并且在反腐败工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网络也是一把双刃剑,网络反腐存在着一些问题,必须让这种技术治理的手段走向制度建设,才能让网络在新时期的反腐倡廉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有序民主视野下网络反腐初探

网络反腐作为反腐倡廉新途径,正面临着删帖、诽谤、埋没、隐私等困境。而遭遇这些困境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把网络反腐纳入有序民主的框架下。基于此而提出的建构有序民主下“四面二线”的网络反腐技术,包括四面,即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专业网络反腐平台、培养网络舆情信息收集工作人员、提高网民民主素质：两线：在做好四面的基础上构建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官方网络反腐技术和民间网络反腐技术。     

十八大以来教育反腐传播效果评估研究——基于网络舆情(2013-2016年)的分析

基于对2013-2016年间教育反腐事件的网络舆情分析,试图研究十八大以来教育反腐传播的效果.研究显示:2013-2016年度教育反腐工作与中央保持步调一致,教育反腐舆情压力呈逐年上升趋势;高等教育领域反腐事件易引发公众关注,教育反腐政策法规引发公众关注有限;教育反腐政策法规突破传统传播模式,商业性综合网站成为新的推手;教育反腐舆情事件扩散体现了一般传播规律,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泛化倾向.政策建议为:在教育反腐的内容方面,既要重视对高等教育领域反腐热点事件的传播规律进行研究,又要强调教育反腐法规正能量的传播.在教育反腐的传播渠道方面,既要发挥传统媒体固有的优势,又要发挥新媒体的快速特点.在教育反腐的舆情应对方面,政府部门和高等学校要努力做到:及时反应,积极应对;有效介入,适时干预;持续追踪,化解质疑.     

网络反腐相关问题浅析

网络的发展使反腐进入了公众广泛参与的时代,网络反腐具有公众参与的广泛性、信息反馈的快捷性及舆情影响的巨大性等优势,但也存在着信息的失真和非同等对待、舆论的非理性等局限性。完善相关制度应整合网络反腐信息资源,建立网络反腐互动机制,并完善举报人保护体制。     

基于信息公开框架下的网络反腐

网络反腐,作为一种新的反腐利器,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旨在分析当前的反腐现象,揭示出当前的腐败处于一种不可治理状态,深挖人性腐败的根源——恐惧与贪婪,恐惧的是信息的公开透明化,互联网正是可以从根源上彻底剥离权力对信息的垄断,网络反腐应运而生。信息公开之下的网络反腐何以可能,具体分三步走,第一走出不可治理状态。用秩序思维完善底层制度建设;第二,解决如何治理。新媒体下,利用网络技术手段和反腐主体的良性互动搭建同一平台;第三,形成信用思维。新秩序下信用评价体制强化道德约束,进而形成信用思维,养成良好的信用习惯。最后,反映当下中国网络反腐的一些迷茫,未来的路是光明的,但路还长。     

网络反腐:现状、问题及未来走向

网络反腐方兴未艾,势在必行。当前网络反腐存在着一些局限性和负效应,构建制度化的良性沟通是网络反腐的未来走向。而这种沟通的达成,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和引导,在网络反腐中注入更多的鼓励与适度的监管、更多的透明与适度的保护、更多的规则与适度的灵活,配合现实的制度反腐,才能使网络反腐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发挥网络反腐在建设清廉政府中的作用

十八大后网络反腐受到普遍关注,网络反腐是新形势下的新课题,它有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独特优势.当前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位,网络已成为社会各界利益表达、情感宣泄、思想碰撞的重要渠道.反腐败问题作为社会各阶层高度关注的焦点一直高居网络舆情的排行榜,网络舆论以其特有的时效性、信息的海量性、网民的互动性、民意的草根性、空间的开放性、网络的匿名性等特点使民意得到聚合和表达.因此,各级党委政府要积极主动地从提高执政能力上入手,正确认识和对待网络反腐,更好地发挥出网络反腐的正能量.     

网络反腐的技术路径及其风险化解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进一步普及,网络成为反腐利器,逐渐从反腐败的幕后走向前台,从民间走向官方。微博、微信、博客等网络工具成为网络反腐的技术手段和有效途径。但是,这些网络技术在运用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如技术异化、网络暴力和信息失真的可能,从而影响到实际反腐中网络技术的运用和腐败治理的效果。因此,要不断推动网络反腐技术运用的理性化、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