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听手段查办贪官需要加强规范

前不久。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在谈到新一轮司法改革如何发挥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时说：“现在《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程序的规定部分，对职务犯罪侦查的考虑不够。”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将技术侦查和秘密技术措施列为法定侦查措施，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运用技术侦查手段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的支撑。他还透露，估计通过这次司法改革，     

职务犯罪引入特殊侦查之必要性分析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腐败犯罪等特殊诉讼对象设立了特别的侦查措施,而我国尚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本文认为为了使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走出困境,引入一些特殊的侦查手段则是明智之举。     

职务犯罪适用技术侦查措施之制度构建

职务犯罪日益呈现技术化、高智能化乃至有组织化态势,传统的侦查手段和措施已难以适应当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需要.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已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但该规定过于原则,亟需我们对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适用的基本原则以及它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适用程序、所获材料的管理、救济途径等方面作出严格的规定.     

论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手段的优先性——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的分析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采提示性列举的方式规定特殊侦查措施的种类，包括控制下交付、电子监听与特工行动及其他特殊侦查措施。职务犯罪侦查主体享有优先选择特殊侦查手段的权力，而特殊侦查手段产生的原因与最后手段性原则对其限制的无效及可能产生的矛盾是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手段具有优先性的根本原因。《公约》对追查腐败犯罪鼓励使用特殊侦查手段的态度，意在表明国际联合侦查层面特殊侦查措施的优先性。我国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手段的立法缺失与履行国际义务的现实要求立法应构建契合我国国情并能与《公约》相衔接的职务犯罪特殊侦查制度。通过明确职务犯罪原则性适用特殊侦查手段规定．排除最后手段性原则与重罪原则的限制性规定，以保障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手段的优先性。     

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体制存在问题及解决途径

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体制是查明职务犯罪事实的制度性保障。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职务犯罪工作体制的规定包括侦查工作的一般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和书证、鉴定、通缉、侦查终结等。     

论职务犯罪侦查措施的完善

职务犯罪侦查较之普通犯罪侦查,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是,我国法律并没有针对职务犯罪侦查的特殊性规定相应的特殊侦查措施,使得职务犯罪侦查步履维艰。为了提高职务犯罪的侦查能力,根据职务犯罪侦查的特殊需要,借鉴国外有关规定,我国法律应当增设技术侦查、诱惑侦查等特殊侦查措施和完善有关的配套措施。     

浅议职务犯罪侦查中的以事立案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刑事犯罪可以采取以事立案和以人立案两种侦查方式。从公安部门侦查普通刑事犯罪的实践来看，这一规定符合新形势下打击犯罪的实际，是切实可行的。但是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多年一贯遵循以人立案的侦查方式，而运用以事立案开展侦查的实践则经验不足。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和渎职侵权检察厅下发了《关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以犯罪事实立案的暂行规定》，规范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以事立案工作，推动了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工作的健康深入发展。本文拟就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中以事立案的有关问题略陈浅见。     

技术侦查的规定对自侦工作的影响

新刑诉法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有较大影响,其中关于技术侦查的规定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尤为突出。关于技术侦查的规定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今后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应当依法用好法律赋予的技术侦查等特殊侦查手段。     

监听、窃听当纳入司法审查

《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机关在侦查机关可以采取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等侦查措施，而监听、窃听这些技术侦查和秘密技术措施并不在法定的侦查措施之列。但你因此认为在现实中，公安机关侦查刑事犯罪。不会运用监听、窃听手段。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论技术侦查措施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运用

技术侦查在职务犯罪侦查中有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且《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此也持肯定态度。2012年3月15日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包含了关于技术侦查的内容,但是职务犯罪中适用技术侦查存在一定的风险。技术侦查所导致的风险依然是可控的,完全可以在法治化的轨道内适用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我国应该以法治原则、正当程序原则以及令状原则为指导,构建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机制,以遏制重大贪污贿赂犯罪。     

关于赋予检察机关特别侦查权的思考

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特点与其他普通刑事犯罪案件有显著的不同,但我国现行法律对职务犯罪侦查的规定存在缺憾,因而难以适应打击职务犯罪的需要.法律应赋予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特别侦查权,包括广泛的机动侦查权和使用诱惑侦查、技术侦查等特殊侦查手段.     

职务犯罪侦查视野下人权保障机制的理性分析

检察机关对职务行使侦查权,是《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职能,尤其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检察机关的这一职能规定的更为详细。随着人权保障被明确写入《刑事诉讼法》后,对职务犯罪侦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人权保障的思想指导职务犯罪侦查是刑事诉讼的基本要求。然而人权保障在法律条文中仅有原则性的规定,并无具体制度层面以及操作层面的规定,更难以形成体系。但我们又必须承认人权保障是渗透到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因此,只有建立并完善人权保障机制,才能使职务犯罪侦查过程更加合法化、合理化。     

非法证据排除与职务犯罪侦查——以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背景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当今各国刑事诉讼法中普遍规定的一项证据制度,我国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排除非法证据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充分肯定了《两个证据规定》的内容,将其以法律形式予以规定。本文旨在探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从而引申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如何把握机遇,迎接挑战。     

查办职务犯罪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探微——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我国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要求在犯罪构成要件、侦查方式、诉讼程序设置、刑罚规定等方面都还存在差距，应当参考《公约》的具体规定，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指导下完善我国查办职务犯罪的相关法律法规。     

职务犯罪中以犯罪事实立案制定确定犯罪嫌疑人决定书的思考

200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和渎检厅联合印发了《关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以犯罪事实立案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经过几年的实施,《规定》有效地规范了以犯罪事实立案(以下简称以事立案),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深入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职务犯罪案件技术侦查适用的制度构建

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未将技术侦查列为法定侦查措施,造成了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于法无据,而职务犯罪案件的特点和贯彻检察工作的整体要求决定了技术侦查在职务犯罪侦查中是必要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形式的立法,为技术侦查的适用提供了可能,技术侦查措施制度的构建包括适用的范围、条件、对象、程序及技术侦查材料的证据力等内容。     

监听窃听若采用 司法审查当先行

在当下社会公众对职务犯罪(尤其是贪腐犯罪)痛恨心理的影响下,任何有助于侦破职务犯罪的新型侦查手段的采用大都能为民意舆论一至接受,因此,当最高检领导透露包括监听、窃听在内的技术侦查手段有望适用于重大职务犯罪案件之后,舆论的反映大多给予肯定,认为这极大地丰富检察机关侦察职务犯罪的手段,强化对职务犯罪的高压态势.     

职务犯罪案件中强制措施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职务犯罪案件属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该类案件与普通刑事案件相比具有不同特点。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存在适用条件缺乏统一标准;强制措施的决定权和执行权相脱节;强制措施的期限存在一定的漏洞等问题。应在立法上对相关未完善的问题予以明确,改变不合理的规定,同时为使强制措施的使用在职务犯罪侦查案件中发挥最大的功效,应对相关的侦查手段予以完善。     

论职务犯罪技术侦查中的检察监督

在目前的刑事司法体制下，为了使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有关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的规定符合正当程序的理念，得到有效实施，通过司法解释进行“创制性解释”，弥合制度中的罅隙，使检察监督技术侦查的启动、实施，是较为妥行的方法。这种监督还应考虑到技术侦查行为的各种特殊形式，尤其是紧急情况下的侦查和附带型技术侦查，因此，必须结合我国职务犯罪的侦查监督体制设定可裁量性标准，以利于检察监督。     

职务犯罪侦查措施的立法完善

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日趋复杂化、高智能化,使得我国反腐败形势越来越严峻。现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侦查措施已不能满足当前职务犯罪侦查的需要,有必要在立法上完善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措施,规定侦查机关有权采用特殊侦查措施。这些特殊侦查措施包括秘密监听监视、秘密录音录像、秘密搜查、秘密辨认和诱惑侦查等。由于特殊侦查措施的采用在一定程度上容易造成对公民合法权利的侵害,为此国家应权衡利弊得失,在法律上规定侦查职务犯罪所需要的特殊侦查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