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子数据取证程序的法律规制

就法理而言,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电子数据作为一类独立的证据,既是我国证据分类方法的逻辑结果,也为认识其属性和实践中如何运作提供了便捷。在将来的电子数据完善立法中,有关电子数据取证程序宜借鉴英美法系的可采性规则和大陆法系的证据资格理论,确立电子数据的传闻规则例外和最佳证据例外。在取证的合法性问题上,不仅应使其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也应遵守强制侦查所当恪守的原则,使其符合法定的证据调查程序。     

中国古代刑事审判中被告人诉讼地位析论

本文以现代法治背景下的刑事审判为参照,通过对中国古代刑事审判制度及其实践的分析,论列了由于制度设置的先天不足、法司法治观念的阙失,以及法外因素的影响,中国古代刑事审判中被告人卑微无权的史实。     

论职务犯罪技术侦查中的检察监督

在目前的刑事司法体制下，为了使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有关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的规定符合正当程序的理念，得到有效实施，通过司法解释进行“创制性解释”，弥合制度中的罅隙，使检察监督技术侦查的启动、实施，是较为妥行的方法。这种监督还应考虑到技术侦查行为的各种特殊形式，尤其是紧急情况下的侦查和附带型技术侦查，因此，必须结合我国职务犯罪的侦查监督体制设定可裁量性标准，以利于检察监督。     

亲属作证制度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及启示

在众多关于"亲属免予强制出庭作证"的讨论中,通过历史的方法,研究作为亲属作证制度的"元叙事"及其后的流变状况,尤其是该流变可予今天的启示等,无疑可为该制度的研究疏通新的进路。通过自清末至民国有关亲属作证制度立法的梳理,可以明了该制度依存的理论由传统向现代渐进变革的轨迹,以及制度系统自身的新旧犀杂,即趋新的制度与固有的理念之间的交缠。而深究其内在缘由,不难发现,亲属作证制度的演变不仅关涉权利理论自身的演进逻辑,而且,社会结构、国家性质乃至植基于国家与社会之上的相关理念的嬗变,都是促成权利理论及观念渐次变化不可或缺的因素。     

论职务犯罪的特殊侦查

在职务犯罪中使用特殊侦查，是因应当前此类犯罪复杂性的应然之举，符合现代社会公民权利的非绝对性特征且服膺于保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和避免紧急危难的社会实际，也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公约所认可。规范特殊侦查行为应该明确遵守程序法定原则、审查和监督原则、比例原则、保密原则等，并就实际侦查中的违法行为进行制裁。与此同时，还应赋予相对人一定的救济权利。     

职务犯罪批捕权上提一级改革制度分析

上提一级改革所取得的成效值得肯定,但其制度本身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概括起来,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下级人民检察院报批的运作方式、上级人民检察院的角色及审查方式以及改革以后犯罪嫌疑人权利救济状况。此外,改革之后,潜存于实践中的“潜规则”问题仍然无法消解。毫无疑问,这些问题的存在削弱甚至颠覆了改革的原初意旨,亟待从理论和制度上作出回应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