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讨

刑事诉讼证据是指以法律规定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正确地收集、运用和判断证据,对惩治犯罪,保障人权,从而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从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事证明标准,两方面进行探讨,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立法。一、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想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西方国家的证据立法早已据有一席之地。而在我国长期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活动中存在着“轻程序重实体的”观念,为追求实体的公正而忽视程序的公正。目前,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严格意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当然也…     

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及构想

证据开示是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吸收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合理因素 ,采用了抗辩式庭审模式 ,却没有相应的制度来保障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 ,因而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势在必行。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要了解其必要性、主体、范围、程序、效力及责任等问题     

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刑事证据保全制度没有作出规定.刑事证据保全是一种由当事人提出申请,由法官对此申请进行裁断的具有司法性质的行为,它对于保障被追诉人的辩护权、查明案件事实、推进我国的刑事审判方式等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应当从程序正义、诉讼结构、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等角度出发,来构建我国的刑事证据保全制度.     

浅析新《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长期以来,非法证据排除都是我国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司法实践中由于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导致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也吸引着公众的媒体的目光。2013年1月1日施行的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在立法上确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刑事司法发展过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将为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促进刑事司法文明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刑事审前法官制度的立法构想

我国应设立刑事审前法官,介入刑事审前程序。刑事审前法官应单独建制,并严格控制其资质条件。刑事审前法官主要行使以下权力:审查强制侦查、未决羁押是否合法适当,审前公诉案件是否符合开庭条件,组织控辩双方进行证据交换,整理和固定争点,排除非法证据,救济辩方取证,并进行其他程序性行为。刑事审前法官制度应有相应的权力运作模式。     

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成本效益分析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制度中的重要内容。本文主要从成本与效益视角对之进行考察 ,认为这一证据规则的成本主要在于立法、司法及一定程度实质正义的丧失 ,而它的效益体现在维护法律的权威、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保障人权以及具有的社会教育意义。通过对比分析得出结论 ,认为我国应确立非法刑诉证据排除规则 ,并对如何确立我国的非法刑诉证据排除规则提出了立法建议。     

从刑诉法修改看刑事举证制度的完善

2012年3月14日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我国刑事举证责任制度进行了完善,明确提出了举证责任概念。依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精神,进一步明确控方承担举证责任,要求证据合法性的举证责任由控方承担,同时规定辩护律师不承担举证责任。新的刑事诉讼法对我国刑事举证责任制度进行的规定,不仅对澄清我国刑事举证责任理论上存在的模糊认识和消除司法实践中的混乱现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保障人权、促进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与国际接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证据合法性证明责任问题的思考

我国立法上对证据合法性证明责任分配规定不明确,司法实践中也不统一,表现在:盲目相信控方证据;忽视被控方主张;虽然确定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但证明方式不当;被控方承担证明责任。经过理论分析,建议我国刑事证据立法对证据合法性证明责任分配拟做以下规定:当被控方就控方的证据的合法性提出置疑时,控方应对证据的合法性承担完全的证明责任。     

刑事证明责任制度探析

刑事证明责任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以及法律规定的部分当事人负有收集、提供证据，以证明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责任。刑事证明责任原则上由控诉方来承担，但特定情形中，被告人也承担一定程度的证明责任。通常情况下，被告人只需对控方的有罪指控的证据体系提出存在合理怀疑的证据。     

刑事非法证据成因分析

在现代刑事司法制度中,证据不仅是定罪量刑的依据,更是保障人权,体现司法公平与正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刑事非法证据不断出现,可以从主观、客观和制度三个方面分析原因。应从司法体制改革入手,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非法证据失去生存空间。     

从苏共教训看先进性教育

列宁、斯大林时期苏共基本代表和保持了先进性。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逐渐丧失了先进性。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彻底丧失了先进性和执政地位。从苏共执政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看出建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长效机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学习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笔谈(七篇)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努力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服务 林述舜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次全会高屋建瓴、深谋远虑地着重研究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     

“中共中央组织局”历史考实

“中共中央组织局”是效仿俄共(布)、联共(布)中央领导体制的一个产物。它在中共党内几度设置,并不等同于中央组织部,其职能范围、人员构成等相当于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工作机构,但实际上其功能未能完全发挥。中共中央组织局曾经作为党的中央领导体制的构成部分,对它的建立、发展、沿革进行梳理,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和现实价值。     

网络社会的崛起与党的执政能力提升

网络社会的到来,增强了党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民主政治建设、公共舆论引导和社会动员方面的能力,但网络信息的急速传播对党的执政根基巩固、社会维稳和党员个体素质提升等方面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党的执政过程趋于复杂化。在网络社会不断崛起的背景下,党的执政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面临的问题依然还有许多,当前,要进一步提升执政能力,党必须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净化网络空间和大力培育网络人才等手段,确保网络信息在提升执政能力建设中起到积极作用。     

继续解放思想的十大价值意蕴探寻

思想变革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先导，思想的解放是实践的进步。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兴于党的十七大之后举国上下澎湃汹涌的继续解放思想浪潮，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深广天地的开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发展进程中，继续解放思想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当务之急，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实际行动。     

试论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基础的扩展

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对社会力量不断进行整合的过程。从历史—现实的维度与合法性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组织基础是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基础不断增强的过程。尤其是当今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原有的力量分布格局发生了变化,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这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大胆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新的政治思路,基本解决了这个新问题,因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础,增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立党之本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科学世界观 ,决定了我们党必须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党是否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最高检验标准 ,就看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执政的基础是群众。民心所向 ,是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党员干部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讲正气的中心内容 ,在实践党的宗旨上 ,真正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乡镇政府转型趋势的探讨

乡镇政府存废的抉择置于历史的背景下考察具有可靠性和可预测性。乡镇企业产权改革将推动乡镇政府的职能转型,同时加剧后乡镇企业时代乡镇政府财政困难。由于乡镇企业逐步成为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加之乡镇政府的职能调整并未完成,所以从财政资源配给的角度看,乡镇政府成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具有理论的可行性。这一乡镇政府转型的选择符合其历史发展的趋势。     

关于会计准则的伦理学思考

本文在论述伦理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的基础上 ,阐述了会计准则作为一种制度和行为准则具有厚重的伦理学意义 ;并探讨了当前会计准则中的伦理意义的缺陷 ,以及将西方会计准则伦理和我国传统伦理相结合的意义     

论新世纪党的建设的创新

新世纪党的建设的创新,必须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要有新理念和新思路;必须“胆子要大一些”,要有敢闯敢冒的精神;必须坚持辩证思维,要有科学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