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研究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构建意在保障公民知情权,建设服务型政府。救济制度不仅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实施的保障,而且是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本文主要从研究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的理论基础入手,针对我国目前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的现状,借鉴国外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提出了构建和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救济制度的立法建议。     

论我国电子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构建

电子政府是传统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在网络环境下的延伸与拓展，而信息公开制度是电子政府治理理念的灵魂。电子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能够充分保障网络环境下公民知情权的实现，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构建我国在网络环境下的知情权法律体系，应立足我国政府信息化建设的实际情况，充分汲取国外立法的先进经验，对电子政府信息公开立法进行合理、科学的制度设计，对信息公开的适用范围、实施机制、保障措施和权利主体的救济途径作出详细规定。     

现有法律框架下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的完善

目前,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存在着举报处理制度激活率低、公民对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的认知度低、复议和诉讼案件数量过低、非正常复议和诉讼案件过多、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尚未大范围纳入复议和诉讼等诸多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的完善,完全可以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在不修改法律和不调整救济制度的条件下,通过激活举报处理制度,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复议和诉讼救济指引措施,探索完善应对非正常信息公开复议和诉讼的机制,以宣传普及相关案例推动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的救济等方式加以推进。     

信息公开原则与政府绩效改革

“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这是信息公开的基本要义。政务公开反映了信息公开原则的核心思想,即政府部门应当采取有别于组织内部的沟通形式,依法向社会公众及时、准确地提供政府信息服务,其形式包括政府新闻发布会、依申请公开制度、社会公示、听证、专家咨询、决策评估以及邀请公众旁听政府有关会议等多种形式, 以保障公民对国家事务、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我国行政会议公开制度的立法构想

随着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深入推进,行政会议公开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公民知情权的保障不仅限于对行政会议文件资料的公开,不同类型的行政会议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公民权益。行政会议公开,有坚实的理论支撑,相关立法和地方文件在行政会议公开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通过尝试提出具体规定行政会议公开的程序、保障公民救济权方面的立法构想,以进一步推动我国行政会议公开制度建设。     

试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完善

以政府信息公开的案例分析为基础,探讨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法律阶位低,法律体不完善,信息公开范围不明确,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介绍了美国、日本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状况;提出了从立法障、机制保障等方面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建议,特别强调应将公民知情权纳入宪法、尽快促成更高阶位的立法、续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体系、细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信息公开的例外范围、健全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法律济机制等。     

论政府信息公开的宪政基础

政府信息公开是服务型政府的应有机制。政府信息公开的宪政基础奠定了该制度的价值取向,具有拘束、指引政府信息公开原则及具体制度设置的功能。从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现状来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应以促进信息流通共享、保障公民知情权、落实民主政治为目标,并且三者之间存在内在的有机联系,对政府信息公开法制的建立起到了相应的价值导向作用。     

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 进一步保障公民知情权

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信息公开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制度基础。建立和发展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切实保障公民知情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是预防腐败的有效途径，是保护公民自身权益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有关知情权的明文规定，但该项权利的确立有其宪法依据，同时也是履行有关国际条约义务的必要步骤。公民知情权的保障应当随着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的深化而不断得到加强。因此，借鉴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建立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体系，使公民的知情权依法得到切实保护和得以正确行使，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论获取政府信息权

获取政府信息权是民主社会公民一项重要的民主权利,文章论述了获取政府信息权的定义、法理基础,指出保障获取政府信息权的关键是通过立法建立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     

论政府信息公开的例外

政府信息公开范围制度的关键在于确定政府信息公开的例外情形。例外情形应当基于＂损害标准＂以法律形式确定。我国不应当将＂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信息作为一种例外情形,而应据此原则细化＂危险信息＂。鉴于国家秘密范围设定制度的不足,应当上收设定权。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作为非强制性公开例外信息,应当列举不公开的例外情形。     

论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侦查中的损失认定

知识经济时代，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在市场竞争中愈演愈烈。在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侦查中对损失予以合理、准确地认定是有力打击和惩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关键。本文从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侦查的损失认定现状、损失认定的模式构建和损失认定机制的完善角度予以探讨，以期对侦办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有所启示。     

论政府官员隐私权的有限性

隐私权是一种宪法权利 ,公民隐私权受到法律的保护是现代文明的重要体现。但是法律保护隐私权的程度又因权利主体的差异而存在差异 ,政府官员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和公共利益的代表 ,其所享受的隐私权边界相对来说小于普通公民。政府官员隐私权的有限性体现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     

我国上市公司强制信息披露制度变迁研究

上市公司强制信息披露制度是保障投资者信息获取的有效途径,通过对强制信息披露的内容、方式、格式与标准、要求、监管及责任的变化的归纳整理,分析现阶段强制信息披露的处罚方向及存在的局限,从提高信息披露规范层次、增加税收信息披露、环境信息披露、加大处罚力度四个方面提出完善建议。     

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的障碍与路径选择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正式实施三年来,在思想观念、法律制度、监督体制等方面依然存在着阻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的障碍。政府信息公开的法治化之路:一是必须是在公众参与的现代法治立法模式下,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为立法目的,用法律的确定性和规范性重构我国信息公开的法律体系;二是政府信息公开法律落实的关键,在于加强来自于行政权外部的人大监督、司法监督与民间力量的监督。     

信息披露:政府采购腐败防治的新审视

阳光采购对政府采购信息披露具有四大目标诉求:公开、明确、及时与诚信。然而,当前我国政府采购信息披露在认识、制度、执行和技术层面等四重缺失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严重影响了政府采购的公平公正,并诱发腐败行为的产生。因此,只有加强认知教育、完善制度建设、优化执行管理、强化技术支持,才能真正发挥信息披露在预防和遏制政府采购腐败中的作用。     

我国证券法对选择性信息披露问题的立法研究--以美国证券立法为视角

新修订的《证券法》设专章规定了信息披露问题,强调应充分披露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公司信息,但并未对上市公司违反选择性信息披露的行为做出明确规定,无法从根本上抑制不公平的公司信息披露行为。为此,应当通过制定《证券法实施细则》对此加以明确和规范。分析美国证券法上对选择性信息披露的规制,并以此为借鉴对我国在《证券法实施细则》中明确选择性信息披露模式提出建设性设想。     

日本对境外企业境内股票发行与上市规则的演变及启示

日本很长时间一直没有将外国企业在日本发行股票纳入证券法的规制范畴,对其信息披露也没有特殊的要求,导致到日本上市的境外企业越来越少。为此,日本制定了英文披露制度,证券发行人在向日本发行证券前,应向内阁总理大臣提交有价证券申报书以及相关文件,经审批后方可发行股票。经过两次修改后的《金交法》,对外国企业承认、许可、资格三种说法并存,其繁琐的规制达到的实际效果尚存疑问。但某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一是将股份分割、股份稀释方面信息披露的内容纳入招股说明书之中;二是要求企业在信息披露中注明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实施情况;三是制定英文披露制度,并适时修订《暂行规定》,取消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须有中国股东的规定。     

商业秘密侵权行为探讨

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秘密和经营秘密。商业秘密的侵权行为有四种表现形式和三条认定标准。认定商业秘密的侵权行为时应注意例外情形以及法律责任的竞合。     

试析侵犯商业秘密罪认定中的若干问题

侵犯商业秘密罪是指违反商业保密法规，侵犯商业秘密，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商业秘密包括了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本罪在实践中表现为非法获取商业秘密、非法利用不法获取的商业秘密以及违反约定或者要求利用商业秘密等行为；本罪中的“重大损失”应指实际产生的物质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