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跨部门知识共享不足的成因与促进策略研究

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越来越需要政府多个部门的合作治理,这要求其寻求与之相适应的理念、技术、工具和战略。基于知识治理观,跨部门知识共享可促进政策协同,能产生更具创新性的工作方法和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是提升公共事务的跨部门合作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和工具。理念匮乏、机制不完善、技术平台建设不足和战略规划缺失,是导致跨部门知识共享不足的主要成因,唯有树立理念、健全机制、加强顶层规划和注重技术平台建设等方面协同发展,才能有效促进地方政府跨部门知识共享,推动复杂公共事务在多部门间的合作治理。     

内部横向视角下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的过程分析

基于内部横向视角推进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是深化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综合采用文献综述、理论推演、案例分析的方法,按照“协同动力-协同目标-协同反思”的研究逻辑,剖析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的理论内涵,分析其基本过程和作用机理,并结合上海市等典型案例地区的政府数据治理实践进行应用检验,综合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横向视角下的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是以建立协同治理格局为目标的实践变革,由“组织设计-制度安排-技术保障”多维动力要素驱动,受到来自组织运行、制度表现、技术嵌入等多重障碍因素阻滞,应重点采用完善组织环境建设、优化数据治理协同制度和创新治理技术工具应用等应对策略。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西方政府治理模式演化研究

西方政府治理模式主要经历了君主专制型政府、官僚制政府、企业型政府和整体性治理四个发展阶段，其模式变迁是继承和创新的过程，既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又有其内在自身的演化逻辑。在西方主要国家，已形成了以约束权力为主要目标，以官僚制为结构基础，以政府契约为主要手段，以跨部门协同为主要策略的整体性治理框架，这既是路径依赖，也是路径创新的过程。应用系统动力学建立治理模式的演化模型、动态关系和推动力量的正反馈回路，可以更加深刻地揭示其路径创新方向，对当代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借鉴。     

环境治理跨部门协同的演进——基于政策文献量化的分析

随着环境污染问题复杂性、交叉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凸显,环境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愈加频繁和复杂。为描述和考量环境治理的跨部门协同,本文从环境政策联合行文入手,以1978-2 018年间环保领域的976份中央部门联合行文政策为数据基础,并以国务院7次机构改革为时间节点进行政策量化分析,探究我国环境治理跨部门协同的演进。研究发现:一是我国环境治理跨部门协同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宽,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与其他部门间的横向联系也不断增强;二是环境问题的阶段性特征、国家发展理念的变化、环保战略的发展、环保部门的定位与职能调整以及环境政策工具的变迁构成了我国环境治理跨部门协同演进的动力机制。     

信访协同制度化与国家社会治理能力北大核心CSSCI

信访工作牵涉部门繁多,有效的跨部门合作对于推进国家社会治理能力建设至关重要。信访协同失灵反映了"碎片化威权主义"的弊病,损害了国家权威的统一性,给社会抗争提供了政治机会;导致信访事项办理质量低下,引发"非正常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使得矛盾制造方与化解方分离,导致政策制定的草率,给未来矛盾的产生和激化留下了隐患。本文从国家社会治理能力的理论视角出发,探讨信访体系跨部门合作的机制建设,梳理各地在信访协同方面的探索,如群众工作部、联席会议、联动接访、信访大调解、信访大督查、沟通协调会、听证会、领导接访和领导批示等。笔者认为,有效的信访协同,有利于提高国家自主性和内聚力,有利于提高常态下的信访事项办理质量以及社会危机情况下的国家应对能力。     

云长制：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组织领导机制研究

政府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起步阶段尤其需要有效的组织领导作为内驱动力。理论上,行政权力在纵向层级整合力度的强弱与横向功能协调程度的高低不同,组成了不同的领导结构,由此也形成了松散治理、权威治理、合作治理、协同治理等四种基本的治理类型。实践中,渝、桂、黔三地正在推行的云长制,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创新领导机制,塑造出了权威治理模式,其以超强的纵向整合使得数字政府建设避免陷入松散治理的境地。随着政府数字化转型向纵深发展,权威治理模式在横向多主体功能协调方面的缺陷开始显现。因此,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应秉持整体性政府理念,通过纵向提级推进全国协同并通过横向联结推进多元协同,强化云长制在横向沟通和协调的程度,建立协同治理模式,为数字政府建设持续提供组织保障和推动力量。     

经济协调发展、区域合作共治与地方政府协同治理

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区域协调发展趋势不断强化的背景下,大量的跨区域公共问题亟须有效治理。协同治理理论为经济协调发展中的地方政府推进合作共治的治理路径指出了可行方向。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协同治理阻滞因素主要源自治理环境层面的资源短缺和配套制度滞后、治理方式层面的治理流程不畅、治理结构层面的结构失衡和分散化治理。提升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合作共治水平,需要从基础环境层、技术保障层和治理主体层三个方面共同努力,尽快跳脱协同治理标准、协同治理功能和协同治理行动的发展困境。     

政府绩效评估的执行偏差与政策控制:一个网络化治理的分析框架

政府绩效评估秉持了公共服务质量的综合性评判,是国家治理以政治理性服务于技术理性的一种绩效价值证成。评估执行偏差凸显了传统绩效治理与政策供给的偏误效应,央地府际合作的政策制定与网络化运作塑造了绩效评估政策的治理结构,网络化治理与央地公共资源竞逐的配置结构制约评估政策的有效执行。传统时期政府绩效评估的治理悖论主要表现在价值取向与评估措施对接的错位,绩效评估的推进程度与价值期待尚存差距两个层面。从"政策、结构与行动"框架审视政府绩效评估执行偏差的网络化治理效应,需要形成评估政策执行偏差矫治的网络治理合力,消解绩效评估归因偏差与供需匹配失衡的政策执行悖论,建构评估治理的网络监测技术系统,实现跨区域的信息协同治理。     

县域政府治理的变革之道

为适应新时代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需要,必须推动县域政府治理变革。国家治理的总体规划、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成效和县域治理的历史经验为县域政府治理变革提供了坚实基础,县域政府治理变革应以推动治理理念、模式和工具的转型为主要目标,着力优化治理职能和治理结构,提升治理绩效。     

“政策工具—价值链”视角下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研究

从政策科学的角度对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进行研究，在理论上可以识别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向，在实践上可以探究政策工具选择的优化方案。通过构建“政策工具—价值链”的二维分析框架，运用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对2001年至2022年间湖北省政府出台的有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政策文本进行挖掘，研究发现：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在工具运用上呈现出环境型政策为主、供给型政策为辅，需求型政策有限的偏好特征，供给型政策与需求型政策呈现结构性失耦的状态；在价值链维度上，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偏重于层级型的单一治理模式，政府、市场与社会联动协同的网络型治理模式还未形成。对此，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政策设计应从现代治理范式的角度综合考虑，提升自身结构的均衡性，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数字文化服务格局。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的互动式治理：行政、市场和社群机制的互补嵌入性

数字化转型是一项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系统工程,具有涉及面广、协调需求大、技术密集等特征,传统的行政治理已经无法满足面临着来自资金、技术、人才等多方面的挑战。研究围绕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如何推动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的互动协同与互补嵌入这一问题,对杭州城市大脑的案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杭州城市大脑通过关系型契约主导的准市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和民主网络等模式,在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部门之间的高效协同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未来,通过政府职能转型和施政方式转型,进一步对治理的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手段工具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形成利益耦合的元治理体系,进而向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逐渐靠近,成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理论和实践探索的题中之义。     

协同视角下的区域公共治理:契机选择与政策供给

协同是区域公共治理的重要理念之一。区域公共治理的效果与治理契机的选择相关,也与政策供给的模式相关。协同视角下区域公共治理的契机可分为设定契机和选定契机两种。设定契机对应铲雪式治理模式,选定契机对应拔草式治理模式。借鉴欧盟治理的五种政策模式框架,在协同视角下,区域公共治理政策供给模式可分为相互影响、政府协商、等级压力、共同决策和多速整合五种类型。     

面向未来社区的合作治理:逻辑、限度与进路

未来社区作为一种新型社区发展模式,其治理不再是政府单向指挥的"独角戏",而是以多元合作为根本结构和现代信息技术为技术手段的新治理变革。这一新变革有着自身的演进发展逻辑,是国家成长和社会自治发育的必然结果,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统一。它开启了一条经由"生活世界的民主"走向国家民主与社区善治的路径,契合了未来社会发展的社区治理模式新选择,同时它也代表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发展的新方向。然而,未来社区的治理显然是超前性的,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与今日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如何化解合作治理过程中的行动限度,就成为未来社区治理体系构建成功与否的关键。"党建引领、社会协同、公民参与、智慧治理"的治理架构,为未来社区合作治理的实现提供了空间可能。     

求索政府机构的治理逻辑——以公共组织理论的演进为审视视角

从古典组织理论到扁平化组织理论的发展,体现在政府机构的治理模式上主要是官僚制、大部门体制以及网络化政府,这三者反映了现代政府组织在治理目标和手段方面发生的深远变化。但是,由于单一可控的简单情景在复杂社会中已经不复存在,使得扁平化组织的治理结构还不够成熟,缺乏一个明确的实践前景,而以此理论为基石的网络化政府的基本框架也有待进一步的践行和论证。不论网络化政府的生命力持久与否,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在目前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践中,借鉴网络化政府的治理框架,强调跨部门、跨组织协同的发展理念已经成为我国各级政府机构推进变革创新的一项重要目标。     

“整体政府”理论在我国反恐跨部门协同中的应用研究

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非传统安全的问题日益凸显。恐怖主义作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和重要内容,严重影响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如何有效遏制和打击恐怖主义,是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引入"整体政府"理论可以帮助我国的反恐机构更好地进行跨部门协同。借鉴美国在反恐斗争中"整体政府"理论的实践应用,可有针对性地提出适合于我国现状的反恐跨部门协同策略。     

基层综合应急救援体系建设中的跨部门协同——以云南省文山州消防改革为例

基层综合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对实现服务型政府的内在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地方跨部门协同能力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政策执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直接影响政策实施的成败。本文通过对云南省文山州消防部队的调查研究,从协同政府的理论视野出发,探讨了文山州消防支队跨部门协同的战略设计及网络架构。总结分析文山州跨部门协同的有效机制对我国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我国国家治理进程中的政府公信力研究

在民主化和分权化的社会背景下,一种强调多中心协同、参与及责任的治理模式正逐渐成为许多国家摆脱"信任赤字"的"救命稻草"。以治理理论为基础,从多中心治理的视角出发,结合公共问责理论提出的要求,分析当前我国政府公信力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发现多中心分权不当、合作不力、问责不足等问题直接阻碍了国家治理进程中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性、回应性和有效性的实现,影响了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基于此,通过法治建设、制度建设和全面监督系统实现依法分权和治权,打破政府单一垄断公共权力的地位;通过信息公开机制和提高多元主体参与意识,实现协同参与,增强各主体间的互动回应;以道德基础、科学政策、绩效考评体系和公共问责机制,实现公共问责,为构建服务型政府、高绩效政府、责任性政府付出努力,最终改变我国政府公信力弱化的现状,以期稳步提高政府公信力,走向善治。     

大气污染治理的政府规制政策工具优化选择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大气污染治理是生态治理中的重要议题,需要加强政府规制,采用有效政策工具加以推进。大气污染治理的政府规制政策工具可分为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公众参与型等三种类型。根据静态效率收益、动态创新激励、制度的可行性、效果的确定性四种影响因素对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工具进行优化选择有利于改进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在现行北京市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工具体系中,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占主导地位,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逐步发展,公众参与型政策工具作用日渐凸显,但是也存在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缺乏灵活性、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自身设计缺陷、公众参与型政策工具"重发布、轻行动"等问题。基于前述四种影响因素,应从完善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工具体系以及促进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工具协同创新两个维度优化北京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工具的选择。     

竞争压力、协同惰性与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提升——纵向干预的作用

横向府际协同对于提高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助力我国双碳目标实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地方政府当前的低碳治理中却存在着各施其政、唱独角戏、合作弱化等问题,究其原因,是低碳治理的府际协同中出现了协同惰性。本文基于我国225个城市2013-2021年的面板数据,从地方政府经济竞争视角探明了低碳治理中协同惰性的发生机理,揭示了其对于低碳治理绩效提升的阻碍作用,并进一步找到了基于纵向干预的消解策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承受的经济竞争压力会显著激化其在低碳治理中的协同惰性;协同惰性会严重阻碍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的提升;协同惰性是经济竞争压力干扰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的核心机制;上级政府的纵向干预不仅可以削弱协同惰性的生成,还可以减缓其对于低碳治理绩效提升的阻碍作用。基于此,本文为破解地方政府低碳治理协同困境,助力低碳治理绩效提升提供了理论和政策启示。     

如何提升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

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在治理能力提升过程中还存在多元主体协同难、治理资源整合难、工作观念转变难、公开机制建设难等问题。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各地方政府应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加强区域间的合作,同时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到治理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