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转嫁与养老保险的脆弱性

与养老保险相关的成本转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社会保险领域之外向养老保险领域的成本转嫁;(2)社会保险内部转嫁;(3)养老保险内部成本转嫁。不断指向养老保险的成本转嫁增加了养老保险的支付风险和脆弱性,严重威胁到我国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性。本文从地方政府、企业和员工等利益主体的理性行为入手,基于养老保险的俱乐部产品性质,分析地区、代际间以及部门间的养老成本转嫁,进而提出恢复养老保险制度的独立性以及建立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的评估体系等建议。     

基于大数据的公共政策评估研究：机遇挑战、分析框架及对策建议

大数据技术开启了重大的时代转型，既被认为是技术或能力的提升，也被认为是思维方式或社会文化的变革。在公共政策领域，如何基于大数据技术创新公共政策评估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也成为了当前时代发展的新命题、理论探索的新问题。本文以“大数据驱动公共政策评估”为研究对象，从需求端深入调研基于大数据开展公共政策评估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演进趋势，从供给端系统总结基于大数据开展公共政策评估的新机遇新挑战，以此为基础从科学导向、逻辑导向、问题导向等维度出发，提出了基于大数据开展公共政策评估的三维矩阵式分析框架，并通过对三维视图研究逻辑和三维导向研究路径的分解，进一步提出基于大数据开展公共政策评估的对策建议和保障机制。     

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保障转制成本的化解途径

中国经济转型引起了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而转制成本是经济转型背景下社会保障制度转换面临的核心问题.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转型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而实现的强制性转型,制度转型的推动主体、执行主体、受益主体及成本负担的法律责任主体都是政府,政府不仅要负担弥补统筹养老资金支出缺口的责任,而且还要成为"老人"群体和就业群体养老权益的利益保护者,政府要通过公共政策的安排不断地强化对民众的保护与服务职能.     

公共政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高风险社会扩展了公共政策的传统边界,改变了公共政策的评价标准,“收益一风险”之比将取代“成本一收益”之比,成为新的公共政策评价标准,即最多的利益相关群体可接受的政策才是好政策。因此,重大政策决策出台或重大建设项目审批之前,应当对其所带来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评估。为此,就要正确地解决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地位、主体、方法、问责等问题。与客观存在的“风险-灾害-危机”的因果链条相应,全过程的应急管理应包含“风险管理”、“灾害（应急）管理”、“危机管理”,它们各自的功能不同。灾害（应急）管理只能控制事态,危机管理旨在减少损失,风险管理才能消除隐患、杜绝危机。政策决策出台和重大项目审批之前,对其所带来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评估就是政府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     

重构公共政策评估——基于公民权与行政权相对平衡的分析

对公共政策进行评估,形式上是对政策方案执行前、执行中和执行后的评价,实质上则是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再分配。本文从公共政策过程出发,以公民权与行政权相对平衡为分析框架,将公共决策事前评估的重点安排为公民权比重大于行政权,这是确定一种公民本位的制度安排;将公共决策事中评估的重点安排为行政权比重大于公民权,是以最少的时间和成本实现这一制度安排;将公共决策事后评估的重点安排为公民权比重等于行政权,是因为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和谐相处可以避免公共政策自身运作的损耗,使其沿着正确轨道良性健康进行,并为新一轮的公共政策发挥创造良好环境和基础。     

公共政策视角下的政府绩效评估

本文对公共政策与政府绩效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研究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进而说明政府绩效评估中进行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必要性,提出加强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对策和建议。     

推动完善农村社保制度

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一项重大的惠民工程,是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重大举措,对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一项重大的惠民工程,是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中国公共政策评估:回顾与展望

公共政策评估的健全与优化对于改进政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公共政策评估目前仍处于引进、消化西方国家理论方法阶段,无论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显得十分不成熟.本文考查和回顾了中国公共政策评估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现状,并对中国公共政策评估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论公共政策成本优化

政策成本是影响政策效益的关键因素之一，研究政策成本的优化对提高政策效益具有重要意义。影响公共政策成本优化的因素主要有政府结构、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政策成本优化的措施主要有适度的政策规模、适宜的政府规模、合适的政策工具、合理的政策结构、有效的成本补偿和科学的政策评估。     

政府利益对公共政策实施的影响

公共政策实施是检验公共政策正确与否的重要途径和完善发展公共政策的重要依据。其实施过程分为公共政策执行、公共政策结果和公共政策纠正,政府利益对公共政策的实施过程存在着积极和消极的影响。通过完善公共政策实施中对政府利益的调控机制,规范政府利益主体行为,保障公共政策执行,评估结果、及时做好纠正。     

论社会保障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

建立社会保障政策制定中的公共参与机制 ,是我国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深入发展的迫切需要 ,也是实现社会保障政策公平性和完备性的重要保证。由于传统公共决策系统的积弊和决策者的官僚主义习气 ,也由于公众方面受观念和素质的局限 ,导致我国社会保障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的缺失。而公众参与的缺失正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政策失误和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使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顺利发展 ,应该通过科学的民意调查、听证会、协商谈判、政府信息公开等制度建设 ,以及加强非营利组织的参与管理等措施 ,建立起完善的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机制     

论群体性治安事件的临战处置

近年来,随着新旧经济体制的更替,改革措施的相继出台,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成份日趋复杂化,由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治安事件愈来愈多,表现形式多样,激烈程度日益加剧,已经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比较突出的问题。探讨群体性治安事件临战处置对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公安机关妥善处置此类事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社会治安体制改革的重点与目标

在社会转型期,社会治安体制急需从多个方面进行改革,比如城市管理、消防、交通管理、社区矫正、保安行业管理等等。结合社会经济变迁的趋势来看,在未来的五至十年里,中国社会治安体制的建设需要着力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推进社区警务战略"、"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加快保安行业制度改革"等方面的工作。长远来看,中国社会治安体制应该坚持社区导向,着重发展社区警务战略和社区矫正工作,建立与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相适应的社区治安管理机制。     

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增长与公安行政执法

在公共选择理论下,政府行为取决于公民的意愿和选择。或者说,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要不断地满足公民的权利吁求的。公众对公安机关直接强制行政行为的反感,促使公安机关转变执法观念,摆正位置,开发和运用多种具有行政指导、行政契约等非强制性的行政方式和服务措施,既达到了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推行治安管理的目的,又为群众所接受。这是公安行政执法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农村警务改革的新模式——对罗田县公安局“流动警务”的调查与思考

“流动警务”是湖北省罗田县公安局推出的一个以警力前置、流动办公、主动服务、积极治安为基本特征的农村警务改革新模式。“流动警务”是一种诚信警务、便民警务、阳光警务、质量警务。罗田县公安局以“流动警务”为切入点,强化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锻造了公安队伍,维护了社会治安,开辟了一条“素质建警”和“高效治安”的新途径,实现了公安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做好网络舆情工作的思考

在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为对敌斗争的新战场、打击犯罪的新领域、社会管理的新平台、团结群众的新阵地。新的社会发展现状给网络舆情的应对工作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更大的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我国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给公安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公安机关、尤其是网安部门要不断加强网络舆情管理,提高网络舆情的应对能力。     

对河南省警务体制改革的观察与思考

我国基层警力配置一直比较薄弱,难以适应当今社会治理的需要。为改变基层警力不足的现状,2010年初河南省公安厅做出了撤销省辖市公安分局,市局直管派出所,警力下沉等重大的警务体制改革的举措。此举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震荡。本文分析了此次河南省警务体制改革的利弊得失以及由此所引发的适用相关法律的困惑。     

构建省级公安机关情报信息平台的思考

构建省级公安机关情报信息平台是当前警务改革的一项重点工程,它对于提高警务资源的利用、减少公安运行成本、服务基层机关工作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在省级公安机关的机构变迁过程中,其职责范围和发展模式却没有准确定义,进而在构建情报信息平台方面引发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公安管理体制、省级机构权威、信息资源管理、统一规范标准等方面。因此,省级公安机关情报信息平台的构建首要的任务就是解决这些瓶颈问题,从情报信息平台目标的明确、资源的整合、规范的运作、机构的健全,人机的结合,流程的改造等方面入手,用符合情报信息管理的标准来构建一个统一、规范、开放、共享的平台,更好地为各级警务实战服务。     

我国社会保障区域差异研究

由于我国实行社会保障属地化管理原则,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由地方政府举办的社会保障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中西部地区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小、水平低、负担重、抗风险能力差,这不仅不利于区域社会协调发展,而且背离了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因此,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完善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是缩小社会保障区域差异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