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刑事辩护权利的保障——兼评《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新修订的《律师法》因解决了困扰刑事辩护律师多年的会见难、调查取证难和阅卷难这一“三难”问题而受到赞誉，但《刑事诉讼法》关于律师刑事辩护权的规定却仍与新修订的《律师法》上述规定不一致，直接导致司法实践中律师刑事辩护权行使的“三难”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这是由于法律观念的滞后和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在即将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应充分保障律师刑事辩护权利以克服以上“三难”问题并与新修订的《律师法》相协调。     

论律师制度的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律师制度经历了恢复、重建、改革和发展的过程，并在民主法治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目前律师制度仍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其中律师权益和地位问题尤应引起关注。应准确定位中国律师的地位，从立法上保障律师执业所必需的权利，并提高律师参政、议政的能力。完善律师制度将有助于加快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     

律师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角色和责任——以人物和事件为线索展开

律师制度起源古罗马,成熟于近代以来人类追求民主、法治及人权的过程之中.最早在中国提及律师制度的是清政府于1906年编纂的<大清刑事诉讼法>和<大清民事诉讼法>,其后在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及国民党政府的立法中,都有关于律师和辩护制度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1954年的宪法中亦有关于"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规定.因"十年文革",国家法治遭到严重破坏,律师制度曾一度被废止.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家重回民主法治轨道,倡导以人权保障为目标,律师制度在中国再获发展良机.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文章以人物和事件为线索,探讨律师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角色和责任,并对律师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所面临的困境及出路进行思考.     

律师与公证制度教程

上编律师制度第一章律师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一、名词解释律师制度P3二、问题解答简述新中国律师制度的恢复和重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重大任务。1979年,党中央决定恢复和健全律师制度,全国各地陆续开始重建律师队伍,全国人大也加快了《律师暂行条例》的起草工作。     

论辩护律师讯问在场权制度的建立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重要成果之一,是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介入刑事诉讼,这一改革被法律界视为我国辩护制度的重大进步。但是立法对于律师提前介入诉讼的规定,存在明显不足,如未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介入侦查的律师活动内容有限。这已经直接影响到侦查阶段律师辩护职能的发挥。2005年5月开始,全国三家公安机关开始试点“三项侦查讯问试验项目”。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律师讯问在场制度。本文通过考察两大法系国家对于律师讯问在场权的规定,分析建立律师讯问在场权的法理基础,提出应根据我国侦查机制的特点,建立我国的律师讯问在场权。     

刑事辩护和律师素质

新中国的律师制度,无论是五十年代的初创,还是一九七九年的重建,都是以刑事辩护工作开路的。直到现在,刑事辩护工作仍然还     

新刑诉法中律师辩护制度规定的实施问题

辩护制度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司法人权和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也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点问题之一。通过修改,辩护制度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革和完善。主要体现在:(1)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得到确认;(2)辩护人的责任体现实体辩护与程序辩护并重;(3)改善辩护律师会见程序;(4)完善     

“法律援助”：一朵盛开的玫瑰

“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冈为我们就是要维护法律的公正，让所有人在法律上都能实现人人平等这个最基本的权利。”当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刑事被告人在接受审判时凶没有律师在场而无人为其辩护，被一些闰家当成控诉中国没有人权的理南；当中国国内改革涉及多方利益纠葛，     

侦查程序中辩护制度的法律规制及实践适用

新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作了具体的法律规定,公安部的《程序规定》在严格忠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础上,对于律师辩护权采取切实措施予以保障。解读新刑诉法和《程序规定》对刑事辩护制度在侦查阶段的法律规定,理解立法的理念和要求,对于侦查机关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对侦查实践中侦查机关执行新刑事诉讼法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阐述侦查程序中辩护制度的正确适用,对于贯彻落实刑事诉讼法,规范侦查行为具有现实意义。     

古代中国和罗马诉讼制度比较与律师制度的产生

律师制度是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作为一种法律现象 ,其产生不是随着国家与法的出现而出现的 ,古罗马很早就有了律师萌芽 ,而在古代中国 ,却始终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律师。商品经济、民主政治、个人权利的追求、对抗式的诉讼等等都是律师制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本文区别古代中国讼师和律师概念 ,比较古代中国和古罗马社会的诉讼制度 ,分析律师制度产生的原因     

受处分党员申诉有了新渠道

针对党员受处分不服,提出申诉的现象,江苏省建湖县纪委没有消极地对待,而是从积极的角度认同申诉是党员应当享有的权利。在审理党纪案件时,他们借鉴司法实践中的律师辩护制度,通过制度创新化解矛盾,促进了党内和谐。     

旧中国律师制度嬗变之原因探析

由于传统文化中法治元素的贫乏，我国律师制度在旧中国近于虚无。几千年来，在中国社会，尽管律师现象一直存在，但律师制度终究没有成型。本文尝试在体制上对律师制度嬗变的原因作些探讨。     

论律师的拒绝辩护权

我国法律赋予了律师拒绝辩护的权利,却由于行使条件的简单,理由的不科学,导致了律师在拒绝辩护实践中出现问题。律师拒绝辩护权意义重大,但立法上却存在着缺陷,导致律师滥用权利或无法合理行使权利。只有完善拒绝辩护的理由、程序以及救济问题,中国的律师拒绝辩护权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90年奋斗取得的三大成就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对中国政治、经济、法律等一系列制度的集中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它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一系列具体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集中体现为“五个有利于”。     

建立我国政府律师制度的思考

文章从中国政府律师制度的设置、政府律师的主要职能及其制度保障等方面对中国的律师制度作了几点探讨 ,试图塑造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府律师制度     

我国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的研究——对新《刑事诉讼法》的评析

辩护律师的会见权是律师辩护权的一项重要内容。侦查阶段是律师行使会见权的关键时期,此期间保障律师的会见权,有利于构造合理的诉讼结构,促进律师辩护职能的实现,从而更好维护被追诉人的权利。基于会见权特别是侦查期间的会见权对于被追诉人如此独特的价值,会见权可谓是整个刑事辩护的基点。然而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后,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现状仍然不容乐观。我们有必要在立法方面完善相关制度,以期真正解决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难的问题。     

对制度理性与经济转型中秩序问题的深入探讨——评《经济秩序的制度理性——以转型国家为例》

最近，北京大学的姚洋教授谈到“中国模式”时强调，回顾30年的历程，中国同时完成了两件事：高速增长和经济转型，这两者的结合让更多的人脱贫，而社会又保持稳定。这一切归根结底在于我们的政府是一个中性的政府。当我们提到“中性政府”时非常有意思，它涉及到怎么覆盖更大多数人的利益，怎么为更多的人创造更好的环境，而这一切，实际上离不开“制度理性”。     

宪政视阈下当前我国信访困境研究

信访是公民和政治体系之间的政治沟通行为。目前，我国出现了大量的公民信访、信访工作机构不能及时化解的问题和现象。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看，形成这种信访困境的原因主要有：地方公共权力高度一体化；人民代表大会信息沟通通道对信访通道的挤压；信访制度自身的缺陷；中国政治文化中浓厚的“清官”情结的影响。化解我国的信访问题，必须对现行的信访制度进行改革。信访制度的改革应是渐进的。应确立“民主”、“法治”、“以人为本”的现代信访制度理念；引入人大代表接访制度和律师参与信访制度，为信访通道分流减压；提高信访工作人员的素质，增强信访工作的责任感；整合现行信访机构，借鉴西方申诉专员制度，明确信访工作机构的权利救济功能和法律地位。     

国民党时期的“公务员”考试

1927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即推行孙中山先生的“五院”分权制度。考试院为“五院”之一，它综合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与西方文官选拔制度的经验，逐年举行文官考试，选拔官吏。     

法律视野中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行政性分权”、“放权让利”、“承包经营”等改革在一定时期内取得过某些效果。由于没有触及企业制度的本质，所以，最终都没有能够使企业恢复生机和活力。这就要求我们从法学角度对现代企业制度的构建作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