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批判性反思及其燃

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推动了公共行政学科发展以及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从而在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和生活条件等方面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存在着许多值得反思与批判的缺陷：行政价值的偏颜、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人与自然的矛盾等。基于中国传统的农业文化基础以及当今行政改革与发展的现实任务，我们要从认知的、价值的、发展的等不同角度对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进行超越与重构。     

公共行政伦理何以必要

公共行政伦理,是指在公共行政领域中的伦理,是关于治国的伦理。公共行政伦理渗透在公共行政过程的方方面面,体现在诸如公共行政体制、公共行政领导、公共政策、公共行政监督、公共行政效率、公共行政素质、公共行政改革之中。由于公共行政官僚制存在着弊端、价值理性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出现迷失和公共行政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等三个方面的原因,公共行政伦理存在、发展和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对公共行政理论的新认识——反思西方公共行政理论范式

公共行政具有自己鲜明的实践性,公共行政是非常复杂的,几乎涉及人类事务的各个领域.也许正是公共行政的复杂性,使得公共行政的实践更加复杂,更加丰富多彩,进而使得人们难以全面、准确的把握公共行政的本质.必须把对公共行政的认识基于特定的公共行政的实践,在某一特定的公共行政的实践中,可能我们所要强调的东西或者所关心的关键点会有所不同,否则某一公共行政知识就有可能会有损于公共行政的实践,也就是说公共行政是一个系统的复合体,不能脱离其相应的实践现实.这也许是我们从公共行政范式的变迁中所得到的最大启示.     

公共行政效率的新旧范式比较及启示——兼论中国公共行政效率改革

公共行政效率的新旧范式虽然都属于效率导向的公共行政模式,但两者在理论基础、核心理念、价值取向和效率实现手段等方面存在根本区别。为提高中国公共行政效率,我们需要积极吸收公共行政效率的新旧范式的合理营养,针对中国公共行政效率低下的特殊成因,做好观念转变、机构改革、加强行政监督和信息建设等工作。     

重塑公共行政管理的效率价值

重塑公共行政管理的效率价值李晓南，朱江，李嘉当代全球性的公共行政改革，是对世纪之交人类社会发展面临挑战的回应，它关系到人类将以什么姿态进入二十一世纪。当前，提高效率，简政放权，成为当代公共行政发展的趋势。对此，理论界有两条基本的思路：一条是通过充分发...     

从效率到民圭——公共行政价值的演进

公共行政价值是公共行政的灵魂，反映了人们关于公共行政的信仰和依托。整个公共行政学的演变都是在一定的公共行政价值的指引下，不断的发展起来的。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府所选择的公共行政价值是不同的。分析西方公共行政学发展的历史，梳理出公共行政学中从效率到民主的演进过程。     

反思政府结构的构建——从行政价值的视角

从公共行政范式的变迁的过程中,至少可以发现公共行政范式经历了一个相当大的变化,公共行政已经越来越接近它本来的面目。但是从政府的组织结构的构建及其改革来看,依然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官僚制的组织结构的缺陷,政府的组织结构总体上还是按照官僚制的理论来进行设计和建立的。公共行政或者公共管理就是为公共而进行的行政或管理。那么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就必然要考虑两方面：公共性与行政性或管理性。也就是说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不可避免地涉及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其实在人类的公共行政实践过程中无法回避价值软实力的影响作用,价值也必然会在公共行政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对于政府结构的构建来说也必然如此。     

21世纪公共行政面临的新挑战

在21世纪，公共行政环境的相关因素发生着剧烈的变化，给公共行政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些因素主要是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中国社会的转型、可持续发展理念、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及公共行政学说的发展。 一、经济全球化对公共行政的挑战 在公共行政环境中，经济环境对公共行政系统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愈演愈烈的经济全球化必然引起公共行政的重大变革，迫使公共行政主体——政府调整改革有关公共行政理念、模式、结构、方式和方法等。     

论我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及其治理

在世界范围内 ,建立在韦伯官僚制度下的传统公共行政出现了合法性危机。我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表现为以官僚体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行政行为成本高而透明度低、公共行政目标缺少战略思维、公共行政产出无标准、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产生这些危机的根源主要由于公共行政思想在本土化、行政体制的形成和改革过程中的偏差而引发的。治理我国公共行政的危机主要包括完善官僚体制、推进政府“合法化”和推行“法治之治”等路径     

行政哲学:公共行政学的知识基础

针对公共行政学界存在的关于行政哲学的知识品性、知识功能以及行政哲学研究的必要性的怀疑态度,文章论证了行政哲学在何种维度、以何种方式,为公共行政学提供何种知识基础。行政哲学在公共行政学的前提性、支援性和引导性的知识维度,构成公共行政学的知识基础。从行政思想史以及行政哲学的发展状况来看,行政哲学至少能够为公共行政学提供价值观、方法论、思维方式等类别的知识基础。行政哲学主要通过反思思想前提以及一系列范畴和原理,为公共行政学提供知识基础。     

论监狱文化建设的社会正义价值--以监狱建设外观为视角研究中国监狱表层文化

监狱的价值与存在离不开社会认同。社会认同的前提是监狱社会职能的有效实现。在表层物质文化、中层精神文化和深层哲学文化的三个领域,监狱给予社会公众最直观的是以监狱建筑等物质形态景观为代表的表层文化。它以威严、恐惧、不可靠近的特有的社会正义文化信息向社会公众传达社会治理秩序的规则、标准和执行的强制性。监狱建设必须充分考量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以鲜明的监狱物质表层文化发挥监狱的社会职能作用。当下监狱建设应当以现代监狱文化建设的价值内涵为基础,以现代法治要求为根本,认真分析监狱表层文化对于社会治理秩序的影响作用,准确定位现阶段监狱建设的阶段性指导标准,准确表达监狱文化的内涵,更好地实现现代中国监狱建设的社会职能作用。     

论创建责任型警察

在现代法治时代,权力就是责任,行使权力就是履行义务。不依法行使权力或者懈怠执法,就是违法;权力不再是执法者寻租的资本,责任行政和责任政府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理念。责任行政是现代法治政府应当恪守的基本原则,根据权力与责任对等的原则,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应当对自己的执法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警察行政权力的运作应当始终置于法定责任的轨道。市场经济不需要似乎无所不能的权力型警察,而恰恰需要被严格限制权力的责任型警察。     

试探公安队伍管理的基本规律

要实现公安队伍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就必须加强对公安队伍的严格管理。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公安工作的决定》和公安队伍建设“从严治警”的基本方针，结合公安队伍管理的现状，探索出了四条基本规律：领导权威控制规律；公安行为规范规律；集体行动协调规律；队伍合力凝聚规律。     

绩效目标异化下街头官僚的政策执行偏差及矫正

街头官僚理论是近些年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一个前沿领域.处于公共政策执行末梢环节的"街头官僚"生存于公共政策执行资源稀缺和公共服务弹性需求的夹缝之中,出现绩效目标异化,表现出典型的行动逻辑--激励不足、规则依赖、选择行为、一线弃权和理性逐利,在公共利益权威分配的过程中产生偏差.矫正街头官僚政策执行偏差的主体路径包括三个方面:政策执行机构的内部改革,政策执行直接主体的自我优化,政策执行间接主体(目标团体)的问责监督.     

从公平正义与司法权威的关系谈民行检察存在的必要性

公平正义是树立司法权威的前提,法律的权威性必须以公平正义为基础才能实现。检察机关履行民行检察法律监督职能,是在当前我国的司法模式下,为维护公平正义所采取的必要手段。检察机关实施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目的,就是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法制统一。     

国家权威碎裂化:成因、影响及对策分析

近年来 ,国际上有些学者提出了对中国国家权威结构的新的分析范式 ,其核心论点是 ,随着改革的深入 ,中国的国家权威正经历着一场碎裂化的过程。国家权威碎裂化在现实的政治行政过程中有种种表现 ,较集中地表现为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 ,行政过程中执法者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逐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以及非正式规则的盛行等方面。克服国家权威碎裂化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 ,制度整合、政策整合、权力整合 ,职能整合 ,以及利益整合对于有效防止国家权威的碎裂化极为关键。     

论公安执法中的公正原则

公安行政执法是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为了实现公安行政管理的目的，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职责、权限、程序实施的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与义务的活动。因此，只有坚持执法公正原则，才能真正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治安指导概论

治安指导是行政指导的一种具体形式 ,是公安机关实现治安管理目的的一种非职权行为。其特征是 :主体具有特定性 ,性质具有行政性 ,方式具有多样性 ,内容是相对人的某种安全需要 ,以相对人的自愿为前提 ,治安指导行为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其主要方式为 :警示、建议、发布警方消息。必要性、正当性和自愿性为其基本原则。公安机关实施治安指导行为必须符合的条件是 :对治安指导的事务具有法定的管辖权 ;不以相对人的同意为实施的前提条件 ;实施治安指导要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     

论警察行政调解

警察行政调解是建立在既有的警察治安调解的基础之上 ,行使其行政权能的一个重要方法。它的适用对象应该包括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治安案件 ,刑事案件中的自诉案件和对刑事案件的附带民事赔偿部分。警察行政调解对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显著 ,但需在自愿、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合法原则的指引下进行 ,同时对其具体操作程序也需要科学构造     

The Challenge of Commercial Bribery and Organized Crime in China

Corruption has been classically defined as the misuse of public authority for private gain, which implies that corruption necessarily involves official authority and hence public officials. Bribery, however, often involves transactions between officials and private interests, including business interests, whereby the private party seeks to bend public authority to their advantage by paying off their official interlocker. Even in its classic form, therefore, corruption often spans both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Public officials are not, however, alone in exercising authority. Managers and corporate officers also wield authority or fiduciary responsibility on behalf of others and can abuse that authority for private gain, not only in transactions involving public officials, but also in transactions with private parti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China's anti-corruption institutions have dealt with ‘commercial corruption’, including both public-to-private corruption and private-to-private corruption. It also examines the linkages between organized crime and corruption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