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和社会关系视野下的村民自治

随着村民自治的推行,国家行政权力从农村基层政权的撤出,村级治理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治理模式的变迁必然影响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构建。随着村民自治的进一步深入,构建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必须在明确政府职能、加强村委会建设以及培育成熟理性的社会主体三个方面加以努力。在社会充分发育、国家与社会日趋良性互动为背景的村民自治,其发展也应以价值理性主义、法制主义及充分自治为取向。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研究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需要理清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理论及不同的关系模式。在此基础上,梳理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变迁是构建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历史和经验前提。明确上述理论与历史变迁,通过村民自治、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     

村民自治视野下的乡村关系——一个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释视角

村民自治是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研究分析国家力量和各种社会力量在村民自治中的博弈,区分基层政府与村委会在村民自治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可以为当下的国家政权建设与村庄治理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本文以权力分析为线索,深刻探讨了村民自治下的乡村关系,指出制度设计上与现实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构建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乡村治理的非均衡性分析

本文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村民自治”的缘起、成型，认为“村民自治”制度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结合的产物。分析“行政化”产生的表现并认为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自主性非均衡、强制性制度变迁压制诱致性制度变迁，是造成“行政化”倾向的原因。因此，需要完善国家政权，增大乡村社会自主性，使二者达到相对均衡，实现“国家——乡村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     

新时代村治逻辑探究:行政与自治关系的均衡

在当前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向乡村延伸的背景下,村级治理行政化改革对村民自治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既打破了税费改革之前行政与自治的均衡关系,又开始出现行政吸纳自治的趋势,表现为行政代替自治以及摒弃和忽略自治,从而增加了村级治理的负担。而在行政与自治相互结合且实现均衡的情况下,基层社会可以实现最优化治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重塑国家与村庄社会均衡秩序,成为"权利—义务"互构国家认同观之外的第二种维系国家—村庄的治理范式。关键在于治理主体的两极,即以行政化力量为代表的国家治理和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村庄与农民自主治理应达成一种均衡。     

走向共和:自治重心下移导向的乡村治理机制变革

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原有的基于农业和农民的乡村治理机制已无法适应变迁中的基层社会,探索一种能够有效适应乡村社会变迁的治理机制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得以实施的重要政治条件。以自治重心下移为核心特征的乡村治理机制变革是适应乡村变迁诉求的有益探索,彰显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契合以人民为中心的科学发展理念,也是对共和主义以人民的自治能力和获得感提升为圭臬的核心理念的重要实践,开辟了村民参与和社会自治的新空间。     

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范式转型与善治逻辑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范式变迁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革相承相关。在不同的时段与空间,这些交错因素的合力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形成了时代变迁的轨迹,从而需要我们以"综合性"的视角,理解与审视三个问题:基层社会的变迁为何如此,将会如何,以及如何构建现代性的国家与社会。本研究发现:城市基层治理的稳定性取决于国家在基层社会建立健全有效的组织结构,基层治理的活力取决于市场逻辑与社区自治在基层社会的发展,基层治理的善治取决于国家与市场在基层社会的合理边界与良性互动。     

合约管理约管理:乡村治理新模式——以“华寨模式”为例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社会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民族地区农村也处在转型期,社会风险不容小视。乡村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的基础,贵州省锦屏县华寨村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利用契约的伦理性,制定了《村民自治合约》,实现了乡村民主自治,推动了全村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农村治安治理模式变迁与经验探析

农村治安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基础性作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新时代农村治安改革的基本方略与目标指向。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我国农村治安治理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自治型治理模式阶段、管理型治理模式阶段以及管理型治理模式向协作型治理模式转变与探索阶段。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本质是构建"强国家—强社会"模式的农村治安治理体系,即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实现农村治安治理的现代化。     

发达地区农村基层民主管理体制的新探索

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乃至国际化步伐的加快以及城乡关系的日益融合,维护农村经济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重要性更加凸现,在国家所提供的村民自治的基本法律框架内,如何进一步探索村民自治的制度模式显得更加重要。民主管理程序化,是当今发达地区农村基层民主管理体制创新的最新成果,探讨这一治理模式的发展路径、成效及动因等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道路通向城市”：村落社区化进程中的村民自治及其前景

村落社区化的一个显著表征是实现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等资源要素的重新积聚与集中,这已成为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与此相适应的农村社区建设,其主要目标在于：在一个个业已或正在陌生化和流动化的乡村聚居空间内重建一个国家便于治理的＂共同体＂。在村落或村庄背景中生长发育成熟的＂村民自治＂这样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因子＂会随着新农村建设带入到农村社区这一新的场景之中,必然会对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创生产生重大影响。国家建构和村民自治这样一种上下联动的治理机制会在农村社区建设这个新的＂历史关节点＂上交汇、孕育和生长。社区治理并不是对村民自治的否定和替代,而是村民自治在其＂边际上的创新＂,其本质仍然是现代国家对乡村社会的一种民主化整合。     

村民自治面临的挑战与政策选择

村民自治体制的确立 ,是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村民自治活动的开展 ,因应于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迁。这一制度性的调整 ,首先是与农村经济体制的彻底变革相契合的 ,同时也是中国农村社会政治治理制度的一次历史性变革。１０多年大规模的村民自治活动 ,是中国５０００年历史上第一次在基层进行的民主实践。这一空前的历史性进程已经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是 ,由于缺乏制度方面的本国历史经验可资借鉴 ,以及传统管理体制惯性的作用 ,更由于村民自治所引发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利益调整 ,就使得在实施村民自治的…     

多重博弈：村庄权力互动关系分析的新视角

村民自治制度实质上就是国家对农村进行整合和再组织的一种民主化治理方式,这种民主化治理集中体现为“乡政村治”模式,在这场治理模式变迁过程中,存在既得利益者和潜在收益者之间的利益争夺,这种利益争夺在现实中演化为不同利益主体和组织形态之间的多重博弈,即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博弈、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博弈、乡镇政府与村党支部之间的博弈。本文以制度变迁作为分析框架,以博弈论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深入探究各自的博弈过程与博弈策略,推导出可能出现的博弈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引导性对策。     

村民自治权及其法律救济探析——以法社会学为视角

近二十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生产力的发展,我国乡村社会已经融入了许多现代性的因素: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理性文化。乡村权威与秩序的构造有了最新的形式即村民自治。村民自治作为国家整合现代性与地方性知识的重要形式,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沟通机制,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民自治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其构建、发展与完善往往涉及许多深层的问题,本文仅探究村民自治权的法律救济问题。     

略论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中国历史上,行政权主导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将乡村社会纳入国家政权垂直管理范围,构建起强国家弱社会模式,即使是1980年代改革形成的“乡政村治”格局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模式。国家权力通过乡村基层政权继续严密控制村级治理,乡村社会没有获得预期的自治性。乡村基层政权组织日益演变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为乡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大大削弱。完善乡村治理,推动农村政治文明建设要理顺基层政权组织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推进村民自治进程,建立各种类型的公益性农民组织,增强农民的组织性,从而创设实现善治的内外制度环境、政治前提、经济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形成与发展——以党的重要文献和领袖著作为研究中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逐步建立起社会与国家一体化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科学判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通过工作重心转移和推动改革逐步突破社会与国家一体化的传统模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抓住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核心，从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基本制度等方面的变革中不断促进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变迁；确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更加注重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依靠国家制度的构建促进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规范；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依靠社会管理的创新，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群众自治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构建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关系。     

农村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村民集体行动逻辑探析

村民自治为广大村民的自由自主和自治活动提供制度性平台,动员分散经营的村民形成集体行动以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是一个富有价值且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奥尔森等人基于不同的思路均注意到小群体比较容易实现集体行动,村庄作为一种小群体行动单位,曾经以其特有性质为村民集体行动的实现提供了平台,但随着社会的转型,村庄也正在剧烈变迁之中,直接影响着村民集体行动的达成。     

农村集体土地腾退中政府行为的边界 ——以北京法院审理的23例帮拆案例为样本

农村集体土地腾退作为区别于强制征收的特殊模式,是将村民集体自治与国家规范土地合理利用相衔接的关键点。从北京法院审理的腾退司法案例中可分析得出,帮拆行为作为腾退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集体土地使用权转变过程中,非行政机关直接介入的以实现政府土地规划目标的强制腾退行为。规范该过程中政府的行为便成为村民自治权充分有效行使的前提,政府应当积极履行指导、协调、监督等非直接参与的服务型职能,方可减少腾退纠纷,降低行政诉讼败诉风险。同时应当完善村民自治规则,并构建自治解决腾退问题的上位法,以期协调公共利益与个体权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村民自治的途径依赖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制度变迁离不开自己的历史,同时也要在自己的历史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村民自治作为当代中国农村基层的制度模式,虽然最先发源于村民的自主创新,但在全国的推广则属于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这个变迁过程,自然具有路径依赖的特性。村民自治,无疑是民主本土化的历史性标识,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和民众的意愿。在当前村民自治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焦点问题是“两委”关系问题。在“两委”关系上,一种主流的强势话语动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也就是说,不管村委会选举如何,中国…     

新农村建设中村民自治模式的探索

新农村建设中应如何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与规则,创新村民自治机制与模式,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应当在充分认识村民自治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系的基础上,准确领会村民自治的完整内涵,并根据我国农村社会的具体情况对村民自治制度加以完善。福建省部分地区正在实行的“户代会”制度,不失为广大农村地区村民自治模式的一种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