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和社会关系视眼下的村民自治

随着村民自治的推行 ,国家行政权力从农村基层政权的撤出 ,村级治理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迁。这种治理模式的变迁必然影响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构建。构建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必须在明确政府职能、加强村委会建设以及培育成熟理性的社会主体三个方面加以努力。村民自治应以价值理性主义、法制主义及充分自治为自身的发展取向。     

公民社会视域中的村民自治

十四大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加速推进以及城市社区、农村基层社会自治运动的兴起,各种民间组织的壮大,为“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良性互动”提供了实体性支撑。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育是中国民主化进程顺利推进的基本路径之一。以公民社会的构建为视角来分析当前的农村村民自治的实践得失,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较好地解决困扰村民自治中的一些问题的新的角度。     

村民自治视野下的乡村关系——一个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释视角

村民自治是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研究分析国家力量和各种社会力量在村民自治中的博弈,区分基层政府与村委会在村民自治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可以为当下的国家政权建设与村庄治理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本文以权力分析为线索,深刻探讨了村民自治下的乡村关系,指出制度设计上与现实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构建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论村民自治的民主自治性

村民自治作为中国特色政治制度,主要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形式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村民自治的民主自治性表现为四个方面:从产生背景看,村民自治是维系农村社会稳定、弥补制度真空的自治性民主;从发展历程看,村民自治制度的逐步完善、推广觉醒了农民民主意识;从实践层面看,村民自治是实现国家行政与农村民众之间良性互动的缓冲带;从发展趋势看,村民自治作为基层民主载体是国家民主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容.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研究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需要理清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理论及不同的关系模式。在此基础上,梳理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变迁是构建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历史和经验前提。明确上述理论与历史变迁,通过村民自治、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     

治安主体多元化:一种构建治安治理体系的逻辑

治安主体多元化是市场经济下社会结构多层级化的表现。治安治理体系构建要在公安机关为主导的制度框架内,通过凝练治安主体价值共识、构建协同型的责任主体和多维合作的治理机制,形成多元主体良性发展,实现社会治理、社会自我调节、公民自治良性互动。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农村治安治理模式变迁与经验探析

农村治安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基础性作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新时代农村治安改革的基本方略与目标指向。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我国农村治安治理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自治型治理模式阶段、管理型治理模式阶段以及管理型治理模式向协作型治理模式转变与探索阶段。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本质是构建"强国家—强社会"模式的农村治安治理体系,即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实现农村治安治理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创新视阈下的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要面临四大困境:一是行政权与自治权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二是村民自治异化为村"两委"自治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三是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仍然比较缺失;四是农村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参与机制仍然没有根本形成。鉴此,需要采取以下应对举措:一要创新政府治理方式,努力建构政府、市场、社会良性互动的多中心协商对话机制;二要完善社会参与,创新村民自治机制;三要大力发展经济合作组织和公益性社会组织,建构农村基层社会互助合作机制。加强农村社会治理创新还需要坚持四个原则,即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原则,坚持农民权益至上、农民利益优先的原则,坚持依法治理、规范治理的原则。     

实现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良性互动

实现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是建立新型乡村管理服务体制的重要标志。当前,需要在强化村民自治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功能,强化政府的社会服务功能的基础上,健全、完善两者间的衔接和互动机制。     

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互动是和谐治理的基本要求

公民社会是表达社会各阶层意见的载体，是国家了解民意的重要逢径．是不可忽略的社会和经济力量。它既是民主政治生长的社会基础，又是民主政治成长后维系成熟的民主政治制度果实的社会肌体，和谐治理是政府依法行政与公民依法自治的有机统一，政府要倡导公平的原则，培育公民社会组织来分担政府转变职能后转移的职能。和谐社会最终体现在政府和公民和谐的基础上。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是形成新型和谐治理模式的重要标志。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合作互动机制，既是推进政府改革的逻辑起点，又是实施政府改革的内在动因。因此．本文提出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和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互动机制是当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与和谐治理的关键所在。     

村落家族与村民自治在乡村政治中的博弈

在国家行政化高度整合机制发生裂解和转换之后,村民在农村社会生活中重新借重血缘群体的力量,家族在村落成员的各个层面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虽然村民自治是一种政府体制安排,但这种政治形态根植于多样化的制度性冲击和约束,也受到了农村经济制度状况以及由此决定的利益结构的制约和影响。因而我国乡村政治民主化进程始终伴随着村落家族与村民自治的博弈,在两者的博弈过程中,既可能产生冲突与紧张,又可能相互制衡甚至达成均衡。     

预防和治理“村官”腐败刍见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资金流入农村,大批项目在农村展开,农村＂村官＂腐败现象也开始呈现愈演愈烈态势,直接影响着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现阶段农村大量滋生的＂村官＂腐败现象,是村民自治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型腐败,是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不完善、监督制度缺失和法律法规缺陷等制度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预防和治理新形势下的＂村官＂腐败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绝不应机械照搬反腐败的传统经验做法,而是要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实际出发,以健全村民自治制度为基础,以完善保障村民民主权利的机制为核心,以有效推进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重点,以制度法规体系建设为保障,探索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村官＂腐败的新路子。     

乡规民约的法治功用及其当代价值

自乡村组织存在之日起,乡规民约便产生和不断衍生发展,并在传统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纵观历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仍然不能忽视乡规民约的价值和作用.回顾乡规民约产生的历史,揭示乡规民约的伦理性特点和法治功用,提出乡规民约的当代价值,旨在探索社会主义新农村村民自治的新途径,期望在健全和完善乡规民约的建设中,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健康发展.     

论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冲突

冲突表现为三种情形 :国家法律不禁止的行为 ,村规民约予以禁止 ;国家法律保障的权利 ,在村规民约里被剥夺 ;国家法律予以界定的行为 ,在村规民约中也有界定 ,但内容不一致。冲突的根源为 ,乡村同时存在法律所承载的国家权力和村规民约所承载的村庄治权。另外由于一些地方法律供给不足 ,村民更倾向求助村规民约。协调两者的冲突有三条路径 :界定之路、融通之路和解放之路     

关于“村财乡管”的思考——基于辅助原则的分析

根据辅助原则，只有在下层共同体需要更高一层支持的时候，更高一层才能予以干预。个人、社会、国家乃至国家内部各级政府之间形成递升的辅助关系。按照辅助原则的要求，村财乡管应该属于监督权的范畴，在此范围内的监督属于合法，突破此范围即属于侵犯村民自治权，属于违法行为。     

现阶段中国农民政治心理的变化与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针对农民政治心理中的消极因素，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村经济，为农村政治心理的现代化奠定强大的物质基础；完善农村民主自治制度，为农民政治心理现代化提供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加强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民主法制教育和文化教育，为农民政治心理现代化创造思想、文化条件，以此快速推动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国家与村庄互动中的村治变迁--建国50年来H村的村庄政治生活调查

文章以国家与村庄关系的变迁为背景,考察了建国50年来H村政治生活和治理模式演变的三个阶段,认为在考察农村政治变迁时,必须重视国家制度对农村政治生活变迁的重要作用以及国家和村庄政治对其社会基础的依赖性.     

农村社区警务机制改革与传统社会控制资源的融合——以西峡县公安局农村警务室建设为视角

中国古代农村地区的社会控制模式主要是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这种制度的特点就是＂国权不下县＂,农村居民实行＂官督绅办＂的自我管理。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发展,社会控制模式走了一条＂国退民进＂的道路。西峡县公安局农村警务室建设的特点在于＂有增长改革＂和＂大学生村官进入警务室＂,较好地完成了国家强制力和村民自治之间的融合与对接,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社会推广价值。     

村委会选举中派系竞争的规范

在现阶段中国农村村委会选举中，派系竞争已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其对选举结果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如何规范村委会选举中的派系竞争，成为当前我国村民自治所面临的一大急迫任务。     

"全国首例"村委会作行政被告案的被告资格分析

南昌市青云谱区青云谱乡施尧村因未依法公布村务、财务和分配征地补偿费的行为而被村民告上法庭.村委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公布村务、财务并非行政职责,而对征地补偿费的分配和使用则属于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权利的重要内容之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土地管理法关于村委会依法管理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规定并不构成行政授权,故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25条规定的"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范畴,因而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