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推进城管执法体制改革研究

城管体制不顺,主要表现为城管执法机构设置问题、城管执法事项范围问题、城管执法权运行问题。深入推进城管执法体制改革,《指导意见》要求统筹解决好机构性质问题,具备条件的应纳入政府机构序列。城管执法机构综合设置,框定管理职能和划定执法职责,确定主管部门,实行大部门制。在这场城管执法体制改革中,要认真解决执法范围边界的问题,城管执法首尾一致的问题、集中执法便于服务的问题、令出统一的问题、基层执法消除两张皮现象的问题。     

论我国城管执法体制改革及其法治保障

城管执法体制改革是基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而开展的综合执法的试验,旨在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等问题。实践中各地城管职能的无序扩张、上下层级权限不对等、管理体制不顺畅等问题阻碍城管制度发展,需要科学界定城管职责,避免盲目扩张,厘清城市管理中的央地关系以及不同层级政府间的权责关系,构建与其职责匹配的行政协调机制,并通过统一立法,固化城管体制改革的成果,引导综合执法体制发展。     

国家反垄断局的设置及其功能优化路径

国家反垄断局的设置标志着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行政科层结构中政治地位的升格，但是如何能够实现期待的制度功能仍有待观察。内嵌于行政科层结构的执法机构承载着执法效率、合法权威和资源争取等制度功能的合理期待。过去的“分立”机构在这些功能实现的层面表现不佳，改革后的“合一”机构在执法效率方面有所增益。但是，由内设的司局级机构主导的垄断行为规制仍然面临科层结构塑造的多任务“隐性竞争”情境。因此，为补偿其他“强激励”工作的“挤出效应”,应通过升格机构的政治地位来赋予更多执法资源。除却外在政治条件的支持，国家反垄断局还应继续在反垄断委员会职能行使、执法能力建设以及激励机制设置等层面对内部工作机制予以合理设计，以满足执法制度功能的期待要求。     

职责同构: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发展的症结

当代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的发展困境在于条块之间的事权、职责不清,集中表现在政府管理体制上的职责同构现象,即不同层级政府在纵向间职能、职责和机构设置上的高度统一。这是当前中国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条块分割矛盾突出等一系列重要问题难以解决的主要体制性原因。     

论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对现行设计方案的质疑

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科学设置 ,事关反垄断法的命运 ,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法在对该机构的性质定位、职能设置、程序安排诸方面都进行了周密的设计 ,赋予该机构显要的地位和超强的权力 ,以保障其执法的有效性。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国反垄断法的主要使命将是如何消除和防范行政垄断 ,其斗争将是异常惨烈的。反垄断执法机构也将经受严峻考验。反垄断法讨论稿设计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方案 ,存在着严重缺陷 ,据此而行 ,反垄断法实施的效果是令人疑虑的。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计必须废弃作为现有行政机关下属机构的思路 ,凸现其权威性、独立性和专业性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在技术创新主体问题上,我国存在把高校以及独立的研究机构或"官"产学研等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认识误区,漠视了企业的主体地位。应当准确定位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使我国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必须强化企业对自身主体地位的意识,强化政府在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公共管理职能,高校、独立研究机构要积极寻求与企业联姻。     

关于联合执法的思考

<正>联合执法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职能的行政主体分别派出一定数量的工作人员组成联合执法队伍或机构,共同进行行政管理或行政处罚的活动,也有人称之为综合执法。其主要特征有:1.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职能的行政主体在一起执法;2.各执法主体在执法活动中地位平等;3.组建有跨部门的执法组织;4.以联合署名的方式或联合执法队伍或机构的名义进行执法;5.目的是行政管理或行政处罚。在现代行政中,管理的内容越来越多,行政机关的分工越来越细。而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职能的布局以“条条”为主,但根据我国组织法,行政管理的责任是按“块块”来确定的。这种责任和权力、任务和职能在一定程度上脱:节的现象造成了行政管理和处罚的疲软和混乱。     

中央政府权力结构的改革与转型

政府权力结构是指政府内部的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及各机构间的相互关系。在行政管理体制中，政府权力结构具有重要地位。无论是政府的职能履行、管理方式，还是权力运行机制，都受制於政府权力结构。     

构筑三级管理体系 全力提高司法鉴定管理水平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确定了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赋予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司法鉴定工作的职能。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司法鉴定工作管理的主体,面对诸多不同行业,不同类别,设在不同行政区域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如何设计管理层级,并以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管理手段来履行法定职责,以高效率、高效益、高质量的服务来体现司法行政机关依法管理司法鉴定工作的能力与水平,这是我们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内应当认真研究的课题。几年来,我省在合理设置管理层级,科学界定管理职责,设计有的放矢的制度,依法履行职能等方面进行了积…     

城管执法的法理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规模急剧膨胀。而城市管理主体多元、职能交叉、重复管理、以及责任不明确等问题如影随形。为此，1996年，国务院发布第13号通知，决定从1997年开始在部分地区进行适度城市管理改革，城管制度随即产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城管制度越来越陷入困境。从法理的视角分析城管的执法理念、权力性质和执法方式有助于我们对城管有个全面的认识。     

城管执法中的行政强制问题研究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城市建设速度不断加快,人们在享受城市发展带来各种成果的同时,对城市生活的质量要求更高了,期待着政府的服务和管理在硬件及软件上都能“更上一层楼”。即对城市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现实问题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导致城市管理中的矛盾日渐突出。甚至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2012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本文着重分析了强制法的出台给城管执法①带来的重要影响。探讨了如何应对实践中城管执法存在的行政强制问题．以期找出解决对策。     

城管执法的权威与困惑

当前,我国城管执法问题凸显。加强并完善城管立法,合理配置城管执法的职责权限,回归城管机构的行政机关性质,明确城管执法人员的公务员身份,既是合理有效回避城管执法现实尴尬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积极、正确应对城管执法难题的当务之急。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领域法律冲突的制度成因

作为无法回避的法律现象,法律冲突错综复杂,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领域法律冲突的特殊性在于其更为明显和集中,并给我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实践挑战和执行难题。其制度原因在于法律稳定与制度变迁的矛盾,城市管理双重体制的交错摩擦,政出多门的法律制定机制,法律内容执行的实践难题。     

城管行政自由裁量权失控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城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具有其必要性。就目前而言,城管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存在着失控的现象,表现为:立案的主观性;执法标准的不确定性;执法与否的模糊性;执法程序和期限的随意性;执法目的的违背性。而城管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之所以不能做到公正的行使,并且出现失控的现象,其原因是复杂的:既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立法方面的原因,更有监管队伍的素质方面的原因及社会干扰的原因。     

论数据可携权在我国的引入——以开放银行为视角

欧盟、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加州、印度、马来西亚等法域已经引入了数据可携权。我国是否应引入数据可携权,目前尚未达成共识。开放银行是数据可携权最先行也是最有价值的应用场景,开放银行的理论基础是数据可携权。从开放银行的视角看,我国应引入数据可携权。但无论是数据可携权的引入,还是开放银行的实施,都宜循序渐进地分步骤、分阶段进行,而不宜一步到位。具体而言,我国应首先通过开放银行来引入数据可携权,待实施一段时间,积累了相关经验之后,由相关行业管理部门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在相关行业逐步引入数据可携权。     

论行政执法管辖的划分及争议的解决

加强行政执法是依法治国关键环节之一。明确行政执法管辖权的划分,及时解决管辖权争议,是当前加强行政执法必须优先解决的问题。本文着重论述了行政执法管辖权划分的基本原则及具体的划分方法,探讨了解决行政执法管辖权争议的基本途径,论证了解决行政执法管辖权争议机制的必要性。     

都市社会语境下法治认同模式的构想

城镇化进程的全面启动与依法治国战略的全面推进使得都市社会中的法治认同成为一个重要论题。一方面,都市社会的发展消解了传统法治认同模式赖以存立的共同体,另一方面都市化的进程又塑造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并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进而构成了一种新型的共同体——媒介型共同体。媒介型共同体以异质性的不断生成为其正当性基础,以多重空间分配与构造为其基本特征,并且超越传统的依托于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模式,形成了一种依托于都市和全球的新型共同体。都市社会中的法治认同要求利他主义的都市法律主体,立基于"都市—全球"的互动结构,以空间分配促进都市法律主体对于都市法治的认同,最终指向都市法治的实现。     

优化特大型城市综合管理运行机制的启示——以上海市闵行“大联动”为例

郊区城镇化是上海等特大型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显著特征.特大型城市除了普遍存在的“城市病”外,还产生了诸如流动人口管理、“城中村”治理等城市管理问题,而我国行政一元化城市管理体制和条块分割的运行机制无法与现代城市管理相适应,无法兼顾城市秩序与城市活力.因此,改良传统的城市管理体制机制,建立适应特大型城市特点、符合时代特色的现代城市综合管理运行模式就成为必然要求.这就需要在城市管理理念、战略、机构、体制机制、风格、人员、技术等方面不断创新.     

城管综合执法:多视角分析与路径选择——以广州市为例

城管综合执法机构自成立以来,其合法性备受质疑。执法手段粗暴,执法形象受损;执法成本高昂,执法效率低下;城管人员与被管理者情绪对立,甚至发生暴力冲突。本文以广州市为例,从博弈论、经济学、社会学、行政法学以及法理学等多个视角分析了当下城管综合执法的困境,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论执行时效制度之理解误区及其矫正

执行时效是指执行依据所载的债权人之私法上请求权的消灭时效,而不应当是指公法上强制执行申请权的存续期限。债权人申请执行时,法院不应主动审查、适用执行时效。执行时效届满后,债务人作出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的,应发生时效抗辩权之放弃的法律后果,故法院仍可就债务人为强制执行。执行时效届满后双方对债务重新予以确认或达成新的履行债务协议时,亦发生时效抗辩权之放弃的效果。债权人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时,执行时效是否中断和重新计算,应根据情况作具体分析。申请执行之前达成和解协议的,发生时效中断的效果;而执行程序中达成和解协议时,因法院对本案执行程序采取中止执行或终结执行之处置方式的不同,其时效中断效力的认定也存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