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法治社会的形成及其特点--兼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如何可能

亚里士多德确立了西方古典法治理念的法律至上、正义、法律中立、平等、民主和中庸的原则。市民社会和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存在是西方法治社会存在的前提。中国的法治之路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西方。“依法治国”的推行,从一开始便表现出“依规治国”的强势劲头。执政党以“法治国”作为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更多地强调的是一种执政方式的转变。国家成为建构“法治国”的主体和主要推动力量,以及突现道德的治国功能,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特色。在当今中国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不可能通过如西方社会那样的方式从市民社会的土壤中逐渐地生长出来,而更可能通过政府或半政府行为促成。目前所需要建构的应当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精神或理念——“职业认同”,其内容应当以现代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为基础。“职业认同”无法通过行政的方式构建,其自然生长的过程将是漫长的,且依附着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     

"无讼"法律文化与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

"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产生了许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从而导致公众的狭隘工具性法律认同、单一性法律认同和对法律的不认同.但同时,"无讼"法律文化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也有许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和有益的启示.它对社会安定与秩序的追求,是人们产生法律认同的基本前提.我们可以批判地借鉴它对传统道德、民间习惯等社会调节手段的运用,从而建立法律的内在权威,促进公众的自觉认同;它所推行的多规则统治模式,有利于我们避免"法律万能主义"的非理性认同,建立对法律的理性认同.我们在法治化进程中,要坚持"权利本位"的宗旨,提供良好法律产品;执政党和政府要厉行法治,做法律认同的典范;进一步促进国家法律对民间规则、习俗的认可、接纳力度,使法律成为公众内心习惯的一部分,增强法律的亲和力.     

浅谈法律职业共同体

法律职业共同体是法治社会建立的一个重要保证,本文首先明确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然后分析了西方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特殊条件;最后就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进行了探讨。并在法律职业一体化和法官与律师的职业认同上提出了相关见解。     

近代英国法治思想的传播与当代启示

英国法治理念肇始于近代社会政治变革。17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与封建土地贵族的矛盾不断激化,传统政治体制的瓦解,印刷媒介的发展以及阅读型的形成,为以权利为核心的法治、平等、自由等现代政治价值的广泛传播提供了重要契机。新旧价值理念的激烈碰撞启发和塑造了近代英国公众的理性精神,凝聚起了现代化进程。当代中国正处于"大国"向"强国"的转型期,合理吸收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可为新时代培养法治文化、弘扬法治精神维护法律尊严提供有益借鉴。     

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当代挑战及其启示--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视角的重新审视

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其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即在国家重建和市民社会自由化运动过程中,权力和权利的界分与冲突导致了法律秩序的生成,而市民社会精神的张扬则推动了法律形式化运动.在走向现代法治的进程中,由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潜在差异,出现了"社会优位型"和"国家优位型"两种法治模式,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与"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新变化,西方法治也由分殊走向了趋同,并出现了法律传统的危机和超越倾向.中国要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和社会关系,确立多元社会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反思法治文化：标准、困境与路径

如果说权力的配置是法治的核心,那么对权力具有深远影响的法律文化也在以＂看不见的传承＂方式影响中国法治格局。法律文化多元是一种现实存在,而法治文化的标准则为这样的存在设定了目标。中国历史上铸就的人治传统、礼法文化、法律工具化形成的传统法律文化形成了法治文化构建的传统障碍;对传统资源的过分批判和抛弃及社会信仰危机弥漫社会无形中扮演了法治文化构建的现实困境：面对传统障碍和现实困境,法治文化路径选择从社会主体意识整合的视角出发,即从文化多元、法治意识及社会主体意识方面探究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出路。     

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认识和理解——兼论中国式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角色隐喻及其现状

法律职业共同体对于中国建设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从理论上厘清法律职业的分类,探讨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意义,分析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现状,对于凝聚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的共识,形成一种建立在共同知识训练背景基础上所形成的共同的知识体系、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上升为更高级的共同的理念、共同的价值追求甚至共同的信仰(即对于法治的信仰),有着积极的作用和价值。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最终目的是寻求一种共同的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推动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     

法律职业共同体片论——《律师文摘》2003年第4辑卷首语

法治是一种传统,是经过长时间积累产生的。中国原本有一种法制传统,但这种法制传统并不是“法治”的传统,中国法制建设和改革的取向逐步形成“法治”,才能使之成为传统。法治社会的基础是多方面的:整个社会法律至上的意识,完善的法律体系,有一个积累一段时间根植于社会的法治传统,高质量和讲究效率的司法审判体制等,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科学、完善、良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职业共同     

我们为什么要培育公民意识

没有公民意识的主体自觉和思想观念,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法治国家理论。公民意识在法治国家理论建构中具有重要作用,是法治的思想基础和人文基础。公民意识是现代公民综合素质的重要构成,是社会成员对自己基本社会身份的自觉认同。在我国全面推进法治国家进程中,只有大力培育全体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法治的构建才有坚实的思想认同和文化基础。     

民众法律认同初探

本文试图从民众的角度来理解法治,认为民众与法治的关系是法治的根本问题。如果法治是以确立民众在法治中的主体地位,确立民众对法律的真诚的信仰作为最终的目标,那么,在中国的传统和观实的压力下,要实现这一目的,民众的法律认同是一个必经的阶段。本文初步探讨了民众法律认同的概念、特点、意义、内容、方式等等。     

城市化与法制现代化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没有城市化就没有现代化,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城市化和法制现代化都是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法制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从传统社会的法律转向现代社会的法律,从乡村社会的法律转向都市社会的法律。城市生存方式具有集中性、流动性、专业性和异质性的特征,这些特征使都市社会的法律亦即现代社会的法律得以产生。     

城市治理结构中抽象系统信任建设与法治*--以书面文化认同为线索

城市治理结构优化有赖于抽象系统信任的进化与法治的发展。抽象系统信任在城市社会中承担着特殊的社会信任重建功能，并推动着法律信任、法治发展和城市治理改善。从各国的城市治理基本规律和经验教训来看，让抽象系统信任和法治在城市治理结构中处于重要维度既是各国城市治理建设的基本经验之一，也是衡量一国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而书面文化认同既是抽象系统信任本身和城市化的产物，同时又参与到了抽象系统信任建设和城市治理完善之中。     

转型中国的城市化治理与发展法体系

在转型中国的时代背景下,城市化法律治理研究应当跨越价值分析与规范分析的鸿沟,在理论与实证的基础上更新理念框架。城市化治理的历史进程为我们反思“法律与发展”研究的成败得失,提供了丰富的启迪和资源。聚焦城市化法律治理的现实症结,“发展法”的新分析框架得以成型,并导向一种新的整体性法治发展战略。“为了发展的法”是城市化和法治化有机一体的理念构造,“发展中的法”为“作为发展的法”奠定历史传统基底,“通过发展的法”确保城市化中法律权能的宏观均衡配置,“有关发展的法”将启动新的“法律与发展”的互动。     

法律下的中国：一个构建法治中国的法理议题

构建法治中国是中国当代社会的基本共识,也是执政党法治观的集中表达。共同建设法治观和一体建设法治观建立在法律的同一性原则上,也承认了国家、执政党和社会的相对独立性。执政党法治观是构建中国国家法治观的前提,其落脚点在于对中国国家共同体的具体阐释。从法律的规范角度理解中国国家共同体,显示出其与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等视角在方法论、内容上和目标上的差异。法律共同体揭示了公民身份对法治中国的构成性功能。法律下的中国作为一个时代命题需要处理政府集权和行政集权、宪法建制与公民忠诚、全球规则与中国国家行为等关系,破解国家权力高度统一与集体能力低下的历史悖论,创造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的总体性方案。     

现状与展望:城市化视域中我国城镇行政区划调整

当代中国的行政区划调整是与城市化相伴而生的,二者之间呈现出互助发展的规律。城市化进程中的行政区划调整模式表现为:撤县设区、设立新的市辖区、合并市辖区、扩大市区地域范围以及综合调整等。不同的调整模式有着不同的特点,总体上呈现出缺乏科学的整体规划,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缺乏具体标准,具有一定的随意性;缺乏科学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等特征。本文认为,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城镇行政区划调整应与推进城镇化发展相结合、与区域内资源合理配置相结合、与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相结合。     

中国传统法之和谐价值考察

和谐是人与社会存在及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状态。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为最高追求。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中蕴涵着忠孝、诚信、贵和求安、关注生命、化解争端等内容丰富的和谐精神。通过对以"天人合一"、"贵和"、"以德配天"为原点的和谐思想的产生与发展进行梳理,发现中国传统法的传承,均以和谐作为价值追求的首要目标。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所追求的乃是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中国传统法中,和谐价值内涵是通过礼治、德治来体现的。中国传统法之和谐价值的基本体现就在于,既肯定冲突与不和的现实存在,又在不和中求和,在维护君主专制政权长治久安的前提下,整合一个个对立的矛盾关系,以天理、国法、人情的融合来定分止争,谨慎用刑,息讼止讼,分配社会资源,稳定社会秩序,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     

儒家“中庸”之传统法文化观照

＂中＂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性格特征。随着思孟学派经典《中庸》的出现,以及儒学的意识形态化,＂中庸＂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人生哲学与社会政治。中庸的思想大致呈现出儒家至德、本体论、方法论三个面相,通过不同进路观照于传统法文化。中庸主义一方面要求通过内圣功夫,经由个人内在道德的修养,修塑＂治人＂之主体人格——传统法文化中秉持＂直道＂,追求无讼,注重调解,兼顾情理法的司法官员;另一方面,在外王意义上,中庸通过治法之和合构建并维持一种超稳定的统治秩序,传统法文化中德刑相辅、礼法融合、宽猛相济、人治＂和谐＂诸特质均为其题中之义。     

西盟佤族原始法文化的原创性

西盟佤族法文化堪称原始法的典范,被国内外人类学家称为"人类原始社会的活化石",受到广泛关注。解读西盟佤族原始法文化的原创性将帮助我们反思现代法治进路的多元性和发展方向。文章试图从社会文化中研究原始法。一方面,通过对采访笔录、传说和历史叙事诗的考察,探寻原始的法意识和原始制度文化,试图从文化持有者的角度去理解西盟佤族法文化。另一方面,笔者又站在佤族文化圈以外,从"观察者"的角度,运用法人类学体系下的概念、范畴和术语,对西盟佤族社会的权威、规范和秩序进行分析、考察,进而理解原始法文化与现代法治的关系。在行文中,除了对相关资料进行整合、分析、评价外,还运用法人类学的"案例方法",借助一些典型性案例,真实展现西盟佤族法文化的原始特征和智慧因素。     

理念、制度与法治实践——一个文化的分析视角

从文化的结构来看,清末以来中国从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历史性跃进是一个从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逐步递进、逐步深化的过程。而国人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与实践,从粉碎"四人帮"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近30年间,在近代以来的"大圆圈"上,又产生了一个"小圆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深入到法律文化的核心层面——观念(理念)层面,并使之从法制向法治转变。中国当下法治实践最大的问题,在于法治与法治理念并没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因此,培植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并使之在全社会形成共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观念基础。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环境保护法律问题探究

农村城镇化,是我国新农村建设推进的必然趋势,它缩小了城乡差距,带动了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对我国农村环境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理性对待农村城镇化和农村环境治理,树立农村环保法治理念,考察农村环境法律保护之现状,深入分析农村环境法律保护的问题之所在,从而探究切合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法律制度安排,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也即本文意旨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