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宗教事务的法律治理初探

由于非常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宗教组织及其活动在美国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本文全面考察和梳理了美国处理宗教事务的法律法规体系,分析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政教关系的精妙规定,并结合对多个宗教自由实践相关案例的剖析,初步探讨和总结美国宗教事务的法律治理状况,为进行更深入的比较法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     

公共领域中的宗教及其治理

宗教的公共性问题是理解宗教问题的重要前提，也是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方针、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一个重大问题。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构成宗教公共性的重要内容。宗教团体作为宗教实体，具有依法传播宗教教义、财产权、自由开展宗教活动、进行宗教教育以及开展慈善和社会公益活动等项基本权利。宗教不仅是社会意识形态．而且是社会实体．宗教团体作为非赢利性民间社团组织的社会属性，在参与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宗教事务治理方式由单向式行政管理趋向宗教组织的自治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宗教团体越来越多地以“民间团体”的形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得到初步呈现。     

东南亚国家宗教事务治理研究——以政教关系为视角

东南亚地处东西方交汇的十字路口,文化多元,宗教多样性特点突出,不同类型的宗教信仰与东南亚各国文化碰撞融合后,逐渐形成了各国现有的宗教信仰结构。在不同宗教对东南亚各国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影响下,各国政府与各宗教间的互动构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政教关系。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东南亚不同国家的政教关系类型,以宗教信仰现状、宗教事务机构、相关政策法规为切入点,探讨各国的宗教事务治理模式。     

爱国宗教团体功能定位的内涵与社会价值

探索宗教团体功能定位课题,可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宗教团体的功能定位是决定其宗教事务管理角色的关键;宗教团体自身的健康是决定宗教事务管理成败的关键;宗教团体领导层权力监管体系的健全是决定宗教团体自身健康的关键。     

清朝宗教事务法律治理的历史智慧及当下镜鉴

当下的宗教事务法律治理需要回采历史、以史鉴今。在传统社会中,清代宗教事务的法律治理取得了较好效果。清朝重视宗教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注重宗教立法,注重因地制宜、因教制宜的多元治理策略,针对不同的民族、不同宗教给予区别对待,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宗教宽容。但也注意护持正教、黜邪崇正,对邪教及宗教犯罪严加打击。清政府将宗教事务纳入行政管理体制,既设立了礼部、理藩院等中央机构,还设立分级的宗教管理机构,对宗教人员的认定资格、教徒登记、宗教场所、宗教人员行为规范、宗教人员犯罪的处罚都从法律上做了具体规定。清朝宗教事务法律治理的立法宗旨及具体措施值得当下适度借鉴。     

国家治理视域下基督教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以盐城为例

宗教事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本文从国家治理的视域,深入剖析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辩证关系。选取盐城市作为样本,考察当地基督教中国化的现状,梳理总结基督教中国化的盐城经验,对于如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推进基督教中国化具有较强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基督教中国化应当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发挥宗教团体职能作用,加强宗教人才培养,发挥信教群众主体作用。     

学习贯彻落实《湖南省宗教事务条例》做好新时代湖南宗教工作

修订《湖南省宗教事务条例》,是湖南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的必然要求,是贯彻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重要举措,也是应对湖南宗教工作实践的迫切需要,更是促进宗教关系和谐的法制保障。新《湖南省宗教事务条例》结合湖南宗教工作具体情况主动求变,完善了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内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服务监管职责、对宗教团体的规范和要求、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内容、教职人员的权利和义务、宗教活动和财产规范。当前,要从学习领会、广泛宣传和贯彻实施三个方面,推进《湖南省宗教事务条例》发挥作用,助推宗教治理现代化,服务全省宗教工作水平的提升。     

我国宗教立法论要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历来重视对宗教事务作法律上的规定。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是我国新时期宗教事务工作的基本方针。新时期新阶段积极推进宗教立法应当以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及抵制境外宗教渗透为宗旨，坚持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以及政教分离原则。     

中国共产党对政教关系的创造性探索——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政教关系,并从政权、政府、政党诸方面把握“政治”的内涵,全面而深刻地思考政教关系,在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形成中国特色的政教关系,主要内容包括: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宗教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宗教不能干预行政、司法和教育等国家职能;区分宗教信仰与宗教事务,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宗教界的统一战线;引导宗教“讲政治”,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总体来说,关键是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宗教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试论国法与教规的关系

法律和宗教部属于社会规范,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处理好宗教规范和国家法律的关系关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关乎国家主权的维护、关乎政教关系的和谐、关乎法治国家的建设、关乎宗教团体的自身建设要正确处理国家法律和宗教教规的关系,需要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必须强化法治意识:二是必须用法治的方式管理宗教事务;三是必须推进宗教教规与法治社会相适应。     

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切实推进宗教工作科学发展

党的十七大首次明确提出“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重大命题，本文通过深入学习十七大精神，提出在宗教工作上落实科学发展观，主要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其次，要坚持宗教工作科学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第三，要做好宗教工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论我国宗教平等的法律保护

宗教平等在我国宗教法治建设中意义重大,国家已制定出相对完善的宗教法律体系,以实现宪法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保障信教公民与不信教公民之间、不同宗教之间、不同教派之间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由于宗教事务的复杂性,还存在立法标准不统一、法律责任模糊、自由裁量权过大等不足,仍然需要从立法、执法、司法各个层面进一步完善。     

论国家对宗教自由的适当限制

宗教自由同其他权利、自由一样,也不是没有界限的,一定程度上还需要国家的限制。同时,不能忽视的是,国家对宗教自由权的限制也是应当受限制的。一般而言,国家限制宗教自由应当遵守宗教自由法律保障的基本原则,即宗教自由原则、宗教平等原则、国家中立原则、宗教宽容原则。国家限制宗教自由的特有原则和界限,具体包括国家限制宗教自由应当遵守特有原则,即宪法保留原则、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以及国家限制宗教自由的界限——公共利益两个方面的内容。     

推进我国宗教法制化建设进程之探讨

我国不仅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还是一个多宗教国家。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特点决定了我国宗教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我国是由坚持无神论的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我国没有信仰宗教的公民远远多于有宗教信仰的公民,所以,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保障公民宗教自由方面面临着更为特殊和复杂的社会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因此需要在法制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来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本文通过探讨在我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现状和宗教信仰自由保护的困境,为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提出法制建议,以全面完善我国的法制建设进程。     

尼采论“自己”

强调人的自由是西方近代以来哲学的主旨.卢梭和康德把西方自由思想推向高潮,尼采继续这种思想,并予以彻底反思.他把自由从柏拉图-基督教的道德传统和宗教语境中拯救出来,使“自由意志”变成“自由的精神”,变成纯粹的“自己”.“自己”意味着超越自己、毁灭自己、创造再生自己;意味着自由地超越再生于自己永恒回复的必然命运;意味着自由...     

略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法制化

现代法治政府应急管理是在应急法制的框架内进行的,应急管理必须有法律依据,依法实施应急措施。将政府应急管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是世界各国建立政府应急管理机制普遍遵循的一项原则。法治原则要求形成一套应对各种突发公共事件的法律制度。《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出台为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实行法治确立了法律基础。     

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北川模式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化解、消除社会矛盾纠纷,使合法权益得到保护,使法定义务得到履行,使法律秩序的尊严和权威得以维护的一种机制。北川县自2004年以来,以依法治理乡村、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为工作出发点,进行了一系列有效整合基层法治资源,组建乡镇法律事务中心,设立村法制工作室等改革活动,构建起一个上下联动、多层次、高效率的基层依法治理工作机制新模式。北川模式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实践与发展,值得借鉴与推广。     

创新社会治理下的辅警法制化问题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在社会治理各项事务中辅助警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建设辅警队伍体现创新社会治理的深刻内涵,建设辅警队伍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效形式。但是当前辅警队伍存在法律地位缺失、公权私用乱象频发、统一的招录制度缺失、教育管理制度缺失、待遇晋升制度匮乏的现实问题,需要通过明确法律地位、确定法律职责和法制化准入机制、教育管理、待遇发展,实现创新社会治理背景下的辅警法制化制度建设,构建和谐警民关系。     

规范村规民约 依法治理滨海新区新农村——从对滨海新区核心区塘沽农村的调查谈起

村规民约在社会秩序的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一项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文化传统。认真分析研究村规民约,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熟悉滨海新区农村的乡民社会,有利于构建和谐乡村社会的法治环境,有利于加强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必须不断改革与完善村规民约,在规范村规民约的基础上推进依法治村。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留守群体的困境、风险与治理

近几年,中国农村留守群体总量在下降,但庞大的留守群体基数及其背后所彰显的乡村治理价值仍具有研究意义。作为乡村传统主体的留守人口在城乡关系的治理博弈中存在资本动力、人际情感、伦理精神、主体理性和价值认同的风险,并在集体行动中得以呈现。而化解留守群体集体行动的风险在于打造全县域治理共同体、完善社会支持帮扶机制、建立村级生态治理体系、锻造基层党组织组织力、重构乡村现代文化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