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整合研究：集体行动视角的分析

在中国，社会结构、国家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价值等转型引发诸多冲突性、抗争性的利益博弈型集体行动。将这类集体行动放到政党、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博弈中考察，可以发现此类集体行动的治理取决于居于领导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整合社会的功能。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开发整合社会的功能，特别是发挥党在价值、组织和制度等方面治理集体行动的能力，建构治理集体行动、整合社会的政党逻辑。     

农村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村民集体行动逻辑探析

村民自治为广大村民的自由自主和自治活动提供制度性平台,动员分散经营的村民形成集体行动以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是一个富有价值且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奥尔森等人基于不同的思路均注意到小群体比较容易实现集体行动,村庄作为一种小群体行动单位,曾经以其特有性质为村民集体行动的实现提供了平台,但随着社会的转型,村庄也正在剧烈变迁之中,直接影响着村民集体行动的达成。     

培育乡村社会资本:解决农村集体行动困境的内源基础

乡村社会资本把微观层次的乡村居民的个体行为与宏观层次的集体选择结合在一起,以合作互利为分析前提,说明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能够达成统一,因而既是集体行动中农民合作的基础,也是乡村治理强有力的社会资源。这要求我们培育乡村社会资本,为农民合作与乡村治理提供良好的内源基础。     

协商民主视角下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困境与出路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战略高度加以重视。协商民主与乡村治理紧密契合,其实践在当前乡村治理中面临着主体理性欠缺、参与成本过高、乡土人情局限、机制体制不足等问题。通过培育乡村协商民主主体的价值理性、加大乡村协商民主的支持力度、推进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持续与创新等路径,不断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中治理主体的责任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已经成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不仅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构、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也有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乡村治理主体存在多元化趋势,合理界定乡村治理现代化中治理主体的角色责任,梳理乡村治理主体彼此关系,形成合理的治理主体体系结构,将有有助于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协同治理视角下乡村治理的困境与突破路径

协同治理是未来乡村治理的方向与选择,是乡村实现善治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但是,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治理主体信任缺失,导致多元主体协力不足;治理主体职责混乱,引起协作失范;治理信息沟通不畅,致使协商陷入困境;治理制度建设薄弱,造成协同失序等多种问题。因此,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必须结合实际,需要从思想、主体、信息、制度四个维度出发,构建乡村协同治理路径,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实现乡村协同治理现代化。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无讼社区”建设研究——以成都市大邑县为例

文章以大邑县"无讼社区"建设为例,从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视角通盘设计、谋篇布局,探索基层治理法治化内在规律,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强大合力,推动社会矛盾纠纷有效化解,在推进乡村振兴中实现"无讼社区"建设的社会价值。     

川东革命老区妇女革命时期与当下生存和发展研究

革命时期川东革命老区妇女群体在公共领域的活跃状态与当下川东革命老区留守妇女群体在公共领域边缘化状态呈两极背反,革命时期川东革命老区妇女群体的"老区精神"和该地区自古以来的"女性主体意识"在当下川东革命老区留守妇女群体中正在消解;历届中国妇女代表大会弘扬的"男女平等"的主题在当下川东革命老区留守妇女群体的生活中成为空命题.     

环境多元主体共治的集体行动、网络结构及其模式演变 ——基于杭州与合肥都市圈的观察

在具有空间和领域外溢性的环境问题治理中,多元主体共治模式逐渐成为国家和地方打破环境污染治理困局的重要政策途径,因此在理论上需要进一步审视多元主体在环境共治中的行为本质,将主体间关系结构融入区域治理网络层面,从而识别并揭示区域环境共治中的多元主体集体行动逻辑与发展方向。在集体行动及其网络属性的理论探讨基础上,文章以杭州与合肥两个都市圈为案例,从共治主体的同质性与均衡性及网络结构的紧密性与依附性角度,对该区域环境共治网络的结构属性和演化形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目前杭州与合肥都市圈的环境治理模式分别实现了由单核凸显型和松散参与型向多元协同型的演变,以政府为核心主体引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型治理模式成为未来环境共治的有效路径走向。     

村民介入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践逻辑——对江苏Y市某村修路活动的过程／事件分析

近10年来，伴随着我国乡村社会的全面转型，某些区域的村民通过集体行动介入当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象时有发生。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以及公共选择理论均对集体行动的达成机理做出了解释。然而，发生在中国农村的集体行动，其达成还具有自身独特的实践逻辑。本文以江苏某村修路事件为个案，采用和借鉴“过程／事件”分析法，在关注、描述和分析事件及其过程的基础上，对其中的逻辑进行动态的解释；同时，以参与式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发掘乡村精英入主村落治理的可能性，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对家族、村落等传统因素的认知，尤其是这些传统因素及村落舆论对村民造成群体性压力的程度。最后，文章试图通过深入探讨村民集体行动中的个体行为逻辑和心理反应，并从可能性及制约因素角度简要概括该地区村民介入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践逻辑，以此呈现我国转型期村落治理的本土资源。     

国家公权力监督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理论证成

国家公权力监督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符合国家公权力介入社会自治的一般理论，具有保护农民集体所有权自治管理及其目的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正当性。农民集体所有权主体、客体的特点决定的自治管理的异化可能性以及集体资产自治管理可能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决定了国家公权力监督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必要性。国家公权力介入对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监督以尊重集体所有权自治管理为前提，必须符合正当性介入条件，并且以保护集体资产所有权利益和成员利益实现或者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限度。     

农村留守儿童犯罪的成因及解决途径——基于山东省农村留守儿童犯罪问题调查之数据

农村留守儿童现象,是我国农民工问题的＂副产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策断层持续拉大了城乡差距,使农民工难以摆脱弱势群体的地位,加之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二元体制,致使大量的农村儿童不得不与他们的父母分离,父母对孩子成长的重要影响基本上失去了本原性意义,使得农村儿童的教育与成长处于真空之中。在父母法定监护责任缺失,我国尚未建立起国家监护、委托监护以及学校监护等制度的情势下,一些留守儿童因缺乏正确引导而染上不良恶习,进而走上犯罪道路,严重影响到农村社会稳定。因此,要减少农村留守儿童犯罪,必须彻底改革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拆除依附在该制度之上的诸如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等方面的制度壁垒,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间的有序流动;重构我国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建立起以学校监护为中心的国家监护、法定监护、社区监护等新型监护体系,以填补家庭教育的＂缺位＂,为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创建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确保农村社会治安稳定与和谐发展。     

农村留守儿童犯罪问题的刑事政策研究——以广西宾阳县为实证分析

由于家庭教育缺位、学校德育工作缺失、社会环境不良影响等因素,农村留守儿童犯罪率呈上升态势较快,并随之演变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如何预防农村留守儿童犯罪行为的发生和降低农村留守儿童犯罪率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广西宾阳县农村留守儿童犯罪情况进行实证研究,以检察机关犯罪统计数据为参照样本,分析农村留守儿童的犯罪现状和特点,研究农村留守儿童犯罪的处理措施及相关刑事法律政策,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农村留守儿童的犯罪相关情况,可以找到完善农村留守儿童犯罪的处理及预防机制的解决方法。     

农村环境治理公众参与中的社区介入:必要、可能与实现

农村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已上升为国家意志,多元共治已成为农村环境治理共识。现阶段政府主导下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在实践操作层面存在参与意识薄弱、参与过程模糊以及参与机制缺失等参与失灵困境。不同于政府主导下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社区介入依托于社区自身具有的激励优势、民主优势与自治优势为公众参与提供有利契机,有助于化解公众参与失灵困境。农村环境治理实践中通过社区介入推动公众参与的经验诠释了公众参与的动力系统、运作系统与强化系统等关键问题。有别于西方社会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模式,我国农村环境治理需要在政府推动下借助社区介入从宣传认同、公开互动与授权合作等方面提升农村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度。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社区治理比较研究

加强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途径,乡村振兴需要加强乡村社区治理,实现乡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日趋多样化,而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相对单一;城市社区服务内容较为齐全,而乡村社区服务供给相对不足。城乡社区治理在治理模式、社区服务内容、治理主体以及运行制度和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未来促进乡村社区治理需要从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等方面来进行。     

学校支持体系视野下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研究

农村留守儿童是我国城乡二元体制松动下的一群"制度性孤儿",在其成长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非良性的问题,并逐渐演变成一个长期的严峻的社会性问题。该问题的存在,必将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未来的发展。笔者从家庭、学校、社区三个层面分析了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探索了学校建立留守儿童制度支持体系的构建。     

四川省农村留守妇女基本医疗保障享有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研究以川东、川西、川南三个地区为调查地点,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主要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医疗保障现状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收入、文化水平、思想观念以及法律法规制度不完善是影响她们参加医疗保障的主要因素,而个人身体素质对留守妇女是否参与医疗保障没有显著性影响。必须采取积极举措,以提高四川农村留守妇女基本医疗保障参与率。     

社会性别视角下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随着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妇女在村庄治理参与水平方面有所提升，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以河南省为例，立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采用社会性别的分析视角，将农村妇女参与置于男女两性共同塑造的社会角色和权力结构中来考察，并对不同妇女群体在村庄治理中的参与状况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村庄正式权力机构中性别比例严重失衡...     

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问题与实践路径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是要消除乡村，而是要振兴乡村。乡村振兴既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一环，又是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必由之路。基于此，扎实推动农村农民共同富裕，要聚焦乡村振兴，重点关注、回应和解答新时代“三农”问题。农村关涉共同富裕的基本面，要努力推进农村综合性改革，解决乡村治理、基础设施和人才供给等难题，优化农村创富环境，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农业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柱，要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解决现代农业“三大体系”的发展难题，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农民是促进共同富裕的主要群体，要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解决运行管理、集体产权和发展动力等难题，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解决“三农”发展难题，补齐“三农”发展短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才能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