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人民调解中的虚假诉讼

虚假诉讼现象在目前司法实践中呈多发态势,其不仅发生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更不断渗透到民商事人民调解委员会诉前调解确认案件中。虚假诉讼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但诉前调解确认案件中虚假诉讼的危害性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本文试图讨论人民法院确认人民调解案件中虚假诉讼的特定、危害、成因及对策。     

论虚假诉讼的刑事可罚性及司法应对

目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虚假诉讼现象不断增多。民事虚假诉讼行为不仅侵害了其他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也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和扰乱了正常的诉讼秩序,更严重的是对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诉讼价值构成了巨大的冲击与损害。本文主要是从虚假诉讼的内涵、特征及刑事可罚性角度探讨,以期能够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对虚假诉讼进行有效规制。     

虚假诉讼的定罪问题探究——以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视角

在我国,虚假诉讼由来已久,但近年尤烈。对其法律规制,理论实务界的主张见仁见智,难形成主流意见和通说。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虚假诉讼问题做了阶段性总结,但同时也留下了立法空白需要填补。理想之选是在刑法修正时设专门罪名以回应民事诉讼法的最新发展,罪名可定为恶意诉讼罪。当务之急是对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两个相关条款做出司法解释,以规范惩治虚假诉讼犯罪的司法实践,结束同罪不同罚的混乱局面。目前的权宜之计是分别适用刑法第307条和第313条,以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或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对此类行为定罪量刑;若虚假诉讼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择一重罪处罚。     

虚假诉讼检察监督

对于虚假诉讼的规制和案外人利益的保护除了法院的内部监督外,也需要来自人民检察院的外部监督。虽然民事检察监督的公权监督性质决定其监督的范围主要为法院生效的裁判和调解书以及审判人员或执行人员的违法行为,但从功能上,其并不只是权力监督一项功能,客观上也具有司法救济、恢复受损诉讼秩序等间接性、补充性功能。检察机关对虚假诉讼进行监督的必要性和正当性的基础在于虚假诉讼的违法性、危害性和规制虚假诉讼的现实不足。对虚假诉讼的检察监督应当以事后监督为主,而且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一般应依申请监督,只要虚假诉讼受到损害的第三方没有提出申请,检察机关也无须启动监督程序,如果虚假诉讼损害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可以依职权进行监督。在监督方式上,应该充分考虑抗诉的"刚性"和检察建议的"柔性",并适当适用实践中的其他有效监督方式,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制度合力。在监督手段上,要充分、正确行使调查核实权,保证监督的实效。     

虚假诉讼行为的类型化分析

2012年最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将虚假诉讼行为纳入立法的规制范围内,但立法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决定了其不具有较强的司法可操作性。虚假诉讼行为从行为方式上可分为虚构事实型和隐瞒真相型;从行为主体上可分为单方主体型和恶意串通型;从行为目的上可分为骗取财产型、逃避责任型、打击陷害型、确认权属型。对虚假诉讼行为进行类型化分析,以期司法机关能更好地预防和打击虚假诉讼,维护司法的公正和权威。     

浅议民事诉讼中的虚假诉讼——辨析“虚假诉讼”的定义为何

近年来,全国各地法院虚假诉讼案件层出不穷.虚假诉讼案件的行为人通过利用法院的裁决达到自己的不法目的,在浪费司法资源的同时,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更是对司法权威的严重动摇.这一问题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学者关于虚假诉讼的讨论多集中于如何防范和规制,对于定义鲜有涉及.本文认为,认识虚假诉讼的第一步即是确定其定义,因为只有正确的定义才可帮助法院更好地打击虚假诉讼,维护司法权威.本文将辨析已有的几种定义,结合现实案例进行讨论取舍,确定虚假诉讼的定义.     

对虚假诉讼有关问题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私有财产保护的健全,越来越多的老百姓选择运用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但在民众司法意识提高的同时也搀杂着一些不法之徒利用法律上的一些漏洞、编造虚假事实、虚假证据,甚至编造一些虚假当事人来欺骗法院。由于现有法律的欠缺,使得一些虚假诉讼得以得逞,严重侵害了诉讼一方当事人及第三方当事人的利益,给法院带来了许多困难,损害了司法权威,浪费了司法资源。所以本文认为在当前司法环境中很有必要对虚假诉讼进行研究。本文主要从虚假诉讼概念、产生原因、法律规制三方面进行思考。     

论虚假诉讼的刑事追诉程序之启动

遏制虚假诉讼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民事纠错,另一种是刑事制裁.鉴于民事诉讼基本遵循辩论主义和当事人处分原则,民事诉讼的事实调查功能在发现虚假诉讼行为方面存在一些局限性.有效遏制虚假诉讼已成为当前刑事立法领域十分关注的问题.无论虚假诉讼是否单独入罪,亦或者是利用现有刑事罪名对其予以打击,在虚假诉讼的刑事追诉程序启动上都存在诸多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鉴于虚假诉讼的特殊性,应当明确由检察机关行使对虚假诉讼的刑事追诉权.在刑事追诉程序启动时,需要处理好刑事追诉与民事裁判、调解之间的冲突.     

论律师真实义务与虚假诉讼的规制

虚假诉讼既损害相对人的利益,又挑战司法权威,应当对其进行规制。然而,在当前情况下,还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虚假诉讼,因为律师的技术支持作为掩盖在其上的神秘面纱没被揭开。虽然律师对当事人的忠诚义务是其提供技术支持的重要依据,但是该忠诚义务并非绝对,律师对法庭的真实义务是该忠诚义务的边界,对律师真实义务的强调有助于解决虚假诉讼这一突出问题。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虚假诉讼及其防范

民事虚假诉讼的日益增多，不仅严重侵害了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浪费了本就有限的司法资源，而且对我国的法律制度和司法权威提出了挑战。要针对虚假诉讼的特点和成因，制定有效的防范措施，完善现有的审判机制和法律制度，充分运用民事的、行政的、刑事的处罚方式对虚假诉讼行为进行严厉的惩处，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论网络游戏中虚拟物品的价值属性及其法律保护

互联网的普及与技术的进步,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发生在网络空间中、甚或现实空间的围绕网络游戏中虚拟物品的纠纷。有关网络游戏中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不明确,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类似的网络游戏纠纷存在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对虚拟财产的保护处于无奈的状态。从经济学及法学的角度分析,很有对网络游戏中虚拟物品及其权益进行保护的必要性。对网络游戏中虚拟物品及其权益进行保护,可以从民法、刑法、网络法的制定与完善上进行。     

侵犯虚拟财产的刑法规制研究

随着网络游戏的风靡，在赛搏空间（Cyberspace）中侵犯“虚拟财产”的违法犯罪现象也日益增多。为了对侵犯虚拟财产的行为给予有效的刑法规制，可以借鉴域外经验，从立法、司法途径寻求规制措施。从立法方面来看，首先要在中国现行法律框架下寻求有效规制；当现行法律对于相关行为存在立法漏洞时，则应当通过完善立法、严密法网而将之纳入调整范畴。而从司法角度来说，则需要在不违背现行立法、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通过最高司法机关对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进行解释，从而对侵犯虚拟财产的行为给以刑法规制。     

控制跨境洗钱难点问题研究

当前，跨境洗钱已成为各国犯罪集团和犯罪分子青睐的一种洗钱方式。由于往往涉及多个国家的不同司法体系，存在司法管辖上的“涉外因素”。因此，控制跨境洗钱犯罪行为尤显困难。急需针对刑事立法、金融控制、刑事执法方面存在的相应难点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对策，为控制跨境洗钱犯罪提供理论支撑。     

醉驾入刑诸问题新探讨

醉驾入刑一年多来,其法治效果和社会效果显现,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法律与政策精神上,司法机关对醉驾行为的处理既要坚持从严惩处的态度,同时也要正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醉驾的情形多种多样,对醉驾入罪应根据其情节的不同区别对待,同时合理理解和正确适用醉驾的标准,并从立法上完善醉驾入刑的规定。     

我国刑事审判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刑事审判监督作为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之一,对维护司法公正,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上的不完善、司法权配置的不平等、检察人员监督意识薄弱以及庭审方式的改革等原因,使刑事审判监督权效力的发挥受到影响。因此,必须从完善刑事审判监督立法,以加强检察机关对审判权的监督等方面来解决现存的问题,保证国家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的反思与重构

贪污贿赂犯罪作为权力型职务犯罪，越来越具有高智能性、高隐秘性的特点。现行刑诉法所规定的诉讼程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仅为普通刑事犯罪所设计，并没有考虑到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特殊性而赋予相应的特殊诉讼程序，已不能满足当前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与审判工作的需要。规定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特殊诉讼程序，是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合理配置与运行的重要内容。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国家应权衡利弊得失，有必要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在立法上进行修改完善和在制度上进行科学构建。     

刑法修正案（七）“组织、领导传销罪”的解读

非法传销活动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活动尚未完全纳入法律调控时期出现的一种经济失范现象，并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愈演愈烈，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为此刑法修正案（七）增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这一新的罪名。然而，正是因为两级最高司法机关曾经的司法文件对该种行为有截然相左的意见，所以在刑法修正案（七）明确了该种行为的罪名。那么如何正确适用法律的规定，不仅仅是司法问题，更有必要在理论上对其进行必要的解读。     

刑法框架下见危不助犯罪化的具体考量

基于刑事一体化的要求,刑事立法也应从"一体化"的要求出发,在研制出法律文本的同时顾及司法与守法的可能。通过对见危不助犯罪化的刑事立法本身及其在法律实践中的实际效果进行分析与研究表明,将见危不助行为犯罪化的做法,无法在法益判断上寻求到立法的根据,司法实践中也会遭遇无法解决的困难。将道德纳入刑法体系,未必见得公民便能确立对法律的忠诚,刑法并不是我们在规制见危不助行为方面所能达致的普遍共识。     

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三种模式：一个概要性的分析

从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基本事实出发,大致可以概括出三种不同的刑事诉讼制度发展模式,即立法修律模式、司法判例模式与试点实验模式.这三种模式具有不同的内在特质,在推动刑事诉讼制度发展上各有其独特优势与内在局限.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历程表明,刑事诉讼制度发展不能只依赖一种模式,应是多种模式的组合或交替使用.目前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主要依靠立法修律和试点实验,司法判例还未被有效运用.未来应该根据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经验以及上述三种模式的实际价值与内在局限,合理确定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模式组合。     

论刑法中的无形伪造--以文书为视角

各国立法中的伪造包括有形伪造和无形伪造两种情况.有形伪造是指无制作权限人非法制作文书的行为;无形伪造是指有制作权限者制作内容虚伪文书的行为.有形伪造与无形伪造的区别在于"名义人与制作人之间的人格是否具有一致性".处罚无形伪造的宗旨在于其侵犯文书的证据力.我国刑法中的伪造包含有形伪造和无形伪造两种含义,司法实践存在处罚无形伪造行为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