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行政问责制体系建设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明确和强化责任、改善行政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山东省行政问责制体系建设的现状是：行政问责制逐步规范化,问责机制逐渐健全,问责成效较为明显,社会评价不断提高。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行政问责制体系建设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行政问责制体系存尚在诸多缺失或不完善,行政问责法规体系不健全及相关制度缺失,行政问责文化建设滞后。进一步加强行政问责制体系建设的对策有：加强领导、统一思想,理顺政府及其公务员的职责体系,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的法律法规体系,积极构建多元化的问责主体体系,建立健全问责客体承担责任的方式体系,构建科学合理的问责程序体系,健全行政问责制的配套制度体系,培育行政问责文化、营造良好问责环境。     

行政问责立法初探

行政问责制的核心是使行政权力与责任挂钩，体现的是一种权力与责任义务的平衡，它是我国建立责任政府重要的制度实现形式，而通过立法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是强化和明确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我们应针对行政问责立法中的形式问题和内容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责法，健全问责架构、矗善问责机制、明确问责方式、统一问责程序，真正实现行政问责走向依法问责。     

关于行政问责制的探讨

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责任政府实现的重要机制。没有问责,责任就无法落到实处,而问责就需要明确政府的不同责任。行政问责制作为一项制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包括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后果等方面的内容,因此我们必须从整体上加以把握,才能深刻地理解行政问责制的内涵。     

反思与厘定:行政问责制概念再探讨

我国意义上的问责制就是指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制不是包罗万象的责任综合体,而是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行政问责承担的是一种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其问责对象应是各级政府首长以及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问责范围是因社会重大公共事件而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或重大经济损失,以致有损政府和官员形象的行为。应将行政问责严格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避免泛化、滥化倾向。     

问责文化建设路径研究——我国异体问责机制创新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行政问责制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新亮点,而问责文化则是问责制的灵魂,问责制的良性发展,需要问责文化这种"软实力"作为支撑。构建问责文化,必须多管齐下,要从加强官德建设、建设廉洁政治、增强责任行政意识、重塑政治良心、培养公民问责意识等方面着手,使负责成为一种良好的行政习惯,形成一种问责的文化氛围,实现政府从"权力、管制政府"向"责任、服务政府"转型。     

行政生态视阈中的行政问责制探析

行政问责制作为一种旨在全面追究和实现政府责任的监督机制,对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实现责任政府目标的重要制度保障,行政问责制的运行不是孤立的,而是寓于一定的行政生态环境之中.本文把行政问责制看作一个制度要素,通过解析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与行政问责制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行政问责制的有效运行.     

责任政府语境下的行政问责制常态化探究

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它彰显了宪政体制下公共行政的民本取向与法治取向的和谐统一。一个有公信力和高效率的政府,理应而且必须是负责任并可问责的政府。因此,构建责任政府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价值目标。而近年来兴起的行政问责制,昭示着政府治理范式的渐进转型,是我国构建责任政府的重要路径选择。当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正由"风暴"现象向制度化和常态化层面转轨。完全实现行政问责制常态化,关键在于强化异体问责,厘清问责标准,健全公益诉讼制度,革新行政生态环境。     

公安行政问责制的完善

随着我国"问责风暴"向"制度问责"的转变,如何更好地完善公安行政问责制就成为一个紧迫而现实的课题。目前制约公安行政问责制功能发挥的因素主要包括:公安行政文化滞后、职权划分模糊、问责主体角色缺位、警务公开度有限和警察绩效评估机制不完善等。针对上述制约因素,营造公安行政问责文化、严格划分权责界限、强调异体问责、加强警务公开以及完善绩效评估机制就构成了完善公安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思路。     

论行政问责的现实困境与治理对策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落实还面临众多现实困境,表现在:行政问责法律体系不完善;行政问责复出机制不健全;行政问责透明度有待增强;异体问责的强度有待提升。这些问题不加以解决不仅会削弱政府的公信力,而且还会影响法治政府形象的树立。因此,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推进,确保行政问责制落实的常态化、规范化和法治化。     

行政问责制:浦东的实践与思考

以上海浦东新区行政问责制为研究视角,在阐析"十一五"期间,浦东在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进程中,积极探索和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行政问责制的主要做法、成效,以及当前存在主要问题的基础上,从强化异体问责,健全多元行政问责体系;规范问责方式,加强问责结果与问责事由的对应关系;加强行政问责制度的体系建设,深入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细化行政问责的工作流程,进一步规范问责程序;完善绩效评估,奠定行政问责制的依据和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进一步健全浦东新区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和建议。     

释义问责制

从对"问责制"概念的辨析可见,只有政府问责制才能涵盖和体现当今我国政府问责的现实实践。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把问责制误解为是惩戒机制、引咎辞职制、责任追究制或是上问下责、具体过失的惩罚等。正确理解问责制,应把问责制看成是一个由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责任体系以及问责后果等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     

行政问责制：责任政府塑造的途径

行政问责制所蕴涵的义务、责任与权力平衡理念是责任政府塑造的前提。行政问责制所建构的理性规范是责任政府塑造的基础。行政问责制所确立的全程监督和全方位监督问责机制是塑造责任政府的保障。     

社会问责与我国监督体制分析

在西方发达国家，问责制是一种追究公职官员责任的最基本、最常用的制度，某官员出现失职、渎职并造成不良后果或损失，或者出现个人行为不端、生活丑闻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等问题，该官员立即就会出来公开道歉，甚至辞职，情节严重的，还将导致其上司公开道歉或辞职。2004年4月由SARS事件引发了社会对“官员问责制”的广泛关注，带动了对我国行政问责的理论研究和问责实践的探索。作为行政问责的有益补充，社会问责在政府外部监督方面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我国的行政问责机制起步较晚，对于如何建立一个有效地问责机制，使之能加强我国的行政、社会监督体制是本文所要阐述的。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与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目前,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才刚刚起步,处于较薄弱状况,面临诸多困境。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必须做到:加强行政问责制的配套制度建设;拓宽问责范围;完善异体问责;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问责法;探索中国特色问责制度。     

社会管理创新中完善行政问责制路径的研究

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完善行政问责制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建立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问责制对于促进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需要加强政府信息公开,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加快制定行政问责法,依法规范行政问责的实施;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增强行政监督的效力;规范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西方发达国家行政问责制的成功经验与启示——以法治为视角

西方发达国家对行政问责制的研究历来已久,在民主政治、文明法治和责任政府建设方面堪称典范。西方发达国家行政问责制对我国的主要启示有,不断完善行政问责法律体系和相关制度,注重异体问责和行政问责主体的多元化,不断扩大问责客体的范围,进一步加强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问责力度。     

论析建设责任政府的有效途径——加快推进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

2003年非典事件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逐步加强责任政府的建设，颁布了许多行政问责法律法规，问责风暴席卷全国。但是，由于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设起步较晚，以及相关制度的不完善，问责制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陷入了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均乏力的困境。问责乏力说的是问责主体（公众、人大、上级政府等）无法或无力、不敢或不愿去真正追究问责客体（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责任。在政治领域，公众与政府、人大与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问责乏力表明这种关系出现了问题。     

行政问责制之完善 和谐社会之必然诉求

行政问责制是对政府的违法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行政问责制度是当代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行政问责制的推行和完善,对于建立一套有效的权力运行和制约机制,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建立责任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均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我国行政问责制发展的现状及路径选择

行政问责制是我国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必然诉求。我国行政问责制还存在着问责的法律缺失、问责客体范围过窄、问责主体单一等困境,因此,应从以下方面来完善行政问责制:制定全国统一的问责制法律、扩大问责制的客体、厘清行政机关的职权和实行问责主体多元化。     

行政问责的实践困境与法治化对策分析

行政问责,是特定问责主体针对政府及其官员就其权力的行使和职责的履行情况而实施,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行政控制机制。目前,在我国,由于制度缺失,致使行政问责实践中存在诸多现实困境。为此,我国应该大力完善行政问责制,加快行政问责法治化进程,建设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从而不断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