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罚报应论的再思考

刑罚的报应论在与预防目的论的竞争中逐渐处于下风,即便在刑罚一体论的框架中也处于次要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认为报应等同报复,该理论内部无法统一,其假设前提存在缺陷。这是对报应论的误解。报应论作为刑罚本质理论,在刑罚体系中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教育改造法制化刍议

教育改造法制化是影响中国教育改造未来走向的一个重要方面,推进教育改造法制化,必须在内涵上将教育改造纳入法制与刑罚的体系,认清教育改造的多重价值,在摆正教育改造与刑罚关系基础上,坚持刑罚对教育改造涉问权。     

刑罚结构改革之断想

刑罚结构的不同设置直接影响到刑罚功能的发挥,近几年刑罚结构问题成为刑事法研究中的热点。我国学者对刑罚结构的改革提出了不少有益的看法,在肯定目前重刑刑罚结构的同时,对刑罚结构改革的具体路径尚存在一定的争议。刑罚结构的改革需要以科学的观念为指导,并考察我国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的现状,结合世界刑罚发展的趋势来进行。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基础上,刑罚结构应更多地反映出轻缓与修复的特性。     

罪刑均衡与刑罚个别化关系论纲——兼及罪刑关系的重构

罪刑均衡和刑罚个别化最初分别是刑事古典学派和刑事实证学派所构建的罪刑关系理论。两派对犯罪和刑罚的理解是一元的,所构建的罪刑关系也是一元的。随着两派观点的逐步融合,对犯罪和刑罚的理解逐渐由一元走向二元,这也导致罪刑均衡和刑罚个别化由一元向二元演变。作为二元的罪刑关系理论,罪刑均衡和刑罚个别化都追求犯罪与刑罚之间的相互适应。罪刑均衡要求犯罪与刑罚保持对等性,刑事立法和司法都应该遵循,因而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刑罚个别化不仅要求刑罚与罪行,而且要与犯罪人的人身特征相适应,是处理具体刑事案件的要求,是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就二者关系而言,罪刑均衡是刑罚个别化的上位原则,刑罚个别化是罪刑均衡在刑事司法中的体现。     

刑罚报应论的哲理反思

刑罚的报应理论在与预防目的论的竞争中逐渐处于下风,即便在一体论的框架中也处于次要地位。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人们认为报应等同报复,该理论内部无法统一,以及其前提假设的不足。然而这些观点存在对报应论的误解。报应论作为刑罚本质理论,在刑罚体系中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刑罚报应论的哲理反思

刑罚的报应理论在与预防目的论的竞争中逐渐处于下风,即便在一体论的框架中也处于次要地位。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人们认为报应等同报复,该理论内部无法统一,以及其前提假设的不足。然而这些观点存在对报应论的误解。报应论作为刑罚本质理论,在刑罚体系中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论我国环境犯罪刑罚体系的完善

目前,环境犯罪已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环境犯罪具有初始危害不明显、潜伏时间长等特点,而且犯罪主体多为单位。因此,对环境犯罪的惩罚也与一般刑罚不同。目前我国环境刑罚不完整,有必要对环境刑罚体系进行重构。     

和谐社会背景下非刑罚化探析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主题下，非刑罚化也逐渐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非刑罚处罚方法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还很有限，非刑罚化的功能还未充分发挥。剖析非刑罚化在我国实践适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非刑罚化适用的具体完善。     

我国刑罚目的的价值定位——兼对刑罚目的层次论之质疑

人为将刑罚目的分为两层次或三层次,这种刑罚目的层次理论不仅本身存在着诸多的逻辑混乱,而且在刑罚目的理论研究的路径选择方面存在着误区。刑罚目的价值定位应围绕正义和功利展开,正义是刑罚的首要价值追求,在此基础上,功利为刑罚的目的价值作出适当调整。     

刑罚效力的犯罪学分析

刑罚效力是一个属于刑法学意义的概念,长期以来刑法学界集中于刑罚报应和预防本质价值的刑法学论证,逐渐的由对立走向了统一。刑罚效力的犯罪学正效应包括刑罚效力的惩罚性、威吓性和教育改造性;刑罚效力由于刑法的阶段本质、刑罚配置不合理等原因,同样存在着负效应。应从刑法制定的充分民主、刑罚制度合理性以及执法的程序性等方面来避免刑罚效力负效应。     

权利刑罚：背景叙事、基础论证与本体展开

刑法与权利、宪政关系的和谐化与协调化，从根本上反映的是刑法的品性问题。我国刑法当前正处于国家刑法向市民刑法演进的转型关口，重新型塑刑法的品性，是实现刑法转型的内在驱动力。与国家刑法和市民刑法相对应的是，刑罚的类型也可以分为权力刑罚和权利刑罚。由权力刑罚向权利刑法的演变，正是刑罚品性转换的必然路径。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权力刑罚应当贯穿于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行刑权等整个刑罚运行阶段。     

结合刑法修正案（八）探析我国刑罚结构改革——以刑罚轻缓化为视角

我国刑罚结构是以死刑、自由刑为中心,属于重刑结构。刑法修正案（八）彻底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重在完善刑事处罚体系,对刑罚进一步轻缓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此次修法也给我国刑罚体系结构带来一些新问题,因此,还应在刑法修正案（八）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地削减死刑罪名,调整死刑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之间的结构关系,提高罚金刑的地位和增设轻刑刑种等,对刑罚的设置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论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一类新型犯罪。对这一犯罪,可以从贿赂对象、贿赂范围、贿赂对价、贿赂方式和贿赂领域五个方面加以理解。我国刑法在规定这一犯罪时,应注意刑法与《公约》的协调,立法上注意与我国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概念之转换,司法上注意与国外贿赂犯罪的规定相协调;刑事管辖权上应当以属地管辖原则为主,辅之以属人管辖;法定刑的设置应以有期徒刑为处罚方式,并可以适用罚金刑。     

刑讯逼供罪之刑制改造

现行刑法中刑讯逼供的法定刑有违国际公约,也不符合刑法的基本原则。刑讯逼供法定刑的改造重点在于刑种的增加和层次的细化,改造后的刑讯逼供罪的法定刑可从源头上杜绝明显错案的再次发生。     

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化处理的原因

刑罚观念的转变和对刑罚功能局限性的认识,刑罚谦抑性以及刑罚经济思想成为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非刑罚化处理的理论溯源;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是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非刑罚化处理的现实根基和强劲支撑;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决定了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非刑罚化处理的必要性.     

金融领域刑事立法与司法的错位与矫正

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的表征有：金融刑事立法积极扩张,而司法适用谨小慎微,立法含混而司法解释有僭越刑事立法之嫌,司法自由裁量空间过大以及刑罚预防效果甚微等。主要原因有：刑事立法理念的导向、刑事立法新旧罪名衔接断层、司法系统金融专业素质薄弱以及金融犯罪刑罚配置不合理等。革新金融刑事立法理念,提高刑事立法的逻辑性和协调性,提升司法队伍的金融专业素质以及完善金融犯罪的刑罚配置将有利于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的矫正。     

职务犯罪预防的刑事政策意义

虽然刑事政策概念在逻辑上包括刑罚,但是这个概念的基本理论蕴涵和价值趋向却是在排斥并超越刑罚.所以说,与惩罚相对立的"预防"是刑事政策的核心.惩罚是不得已的下策,预防是积极主动的上策.现代刑事惩罚政策早已经发生了变化,单纯的惩罚已经不再是现代刑罚的主要内容.职务犯罪预防应当以刑事政策为根据,我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机构的设立是一种标志,开辟了我国刑事政策的新篇章.     

论我国网络犯罪的立法完善

网络犯罪作为与高科技相伴生的新型犯罪,对我国刑事法律中关于网络犯罪的罪名问题、刑罚问题、犯罪构成问题、刑事诉讼制度等产生了诸多冲击。针对我国网络犯罪刑事立法的不足之处,应当确定网络犯罪含义,选择恰当立法模式,增加刑罚种类,推进量刑适当,完善网络犯罪构成,从而完善我国网络犯罪刑事立法。     

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刑罚执行的影响

刑法修正案（八）对涉及刑罚执行法律规范的修改和完善,蕴涵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行刑社会化以及刑罚个别化的立法精神。对刑罚执行内容的重度调整,必将给刑罚执行工作带来深刻影响,使我国的刑罚执行面临诸如非监禁刑的具体执行、监狱压力增大、新型罪犯的改造质量等一系列新的挑战。     

行政刑法的基本立场——以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统一为视角

从对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理念的梳理来看,二者对行政刑法责任具有相当影响,但行政刑法责任是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之有机统一的观点具有表面性和形式化。行政刑法产生于市民刑法的背景使得行政刑法的责任必须在市民刑法的语境下进行解读,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厘清行政刑法责任之限制权力和人权保障、刑罚均衡和人道之基本立场。在市民刑法成为我国刑法应有转向的背景下,行政刑法应构成刑法的主体,刑法的转向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转向行政刑法的过程。我国经济犯罪形式的行政刑法之完善亦应在市民刑法理念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