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贿犯罪的立法修正及不足——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为有效打击贪腐类犯罪,《刑法修正案(九)》对贪腐犯罪进行了全面修订,重构了贪污贿赂犯罪的罪行体系,确立了数额加情节的定罪量刑模式;加大了对贪腐犯罪的处罚力度,增加适用罚金刑和对特大贪贿主体的终身监禁措施,扩大受贿罪的主体等等。但是仍然存在不足,如对于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和贪贿犯罪采用统一的定罪量刑标准以及贿赂罪的标的限定为财产性利益等方面急需进一步完善,唯有如此,方能更好的打击贪腐犯罪,更好的完成反腐使命。     

刑事政策视野下贪污贿赂犯罪罪与罚的教义学审视

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的关联日益密切,贪污贿赂犯罪新一轮立法与司法解释的规则调整应当置于刑事政策框架下进行审视。考察立法与司法解释的沿革、司法实践中的规制重点可以发现,有选择性地针对重点犯罪从严从厉打击构成我国贪污贿赂犯罪领域的刑事政策。立法上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增补情节作为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依据,司法解释在明确"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具体情形时采用承诺谋利的观点以及由此规定贪污贿赂犯罪与渎职犯罪的并罚原则,都是这一刑事政策要求在刑法教义学限度内的成功融合;立法上"终身监禁"的规定、司法解释对于不同犯罪数额标准的不同步调整以及所列举的具体量刑情节,成为此次规则调整中的瑕疵。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理性论

受贿罪的法益为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刑事立法规定贿赂罪的目的是禁止公职人员将公务作为利益的对价来执行,宜将涵盖财物、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在内的所有不当利益一律纳入贿赂标的范围,"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宜出现在受贿罪群的犯罪构成中。《刑法修正案(九)》将贪污、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由"数额"修改为"数额与情节",并未有效解决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中存在的问题。域外诸多国家实行的行为标准的定罪模式并非舍弃定量任务,其通常由司法机关综合犯罪行为的性质、手段、情节、数额等因素来予以确定。定性加定量的定罪模式仍是一个理性的基本立场,具体数额与情节标准的罪量标准设置仍是一个依赖司法实践的经验型结果。"严而不厉"应当被作为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基本刑事政策,其与"零容忍"刑事政策的贯彻并行不悖。     

基于贪污贿赂犯罪之定量立法模式的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对于贪污贿赂罪的定罪量刑采取了"以数额论"为主的定量立法模式.这一立法模武存在着指标过于单一、难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难以体现罪刑相应等弊端,导致了实践中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处理未能较好地反映该类犯罪的本质特征,同时,也制约了对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修改.并且从国外的立法看也很少采用这种立法模式.因此,我国应当修改刑法的相关规定,对犯罪数额不作具体的规定、淡化犯罪数额在贪污贿赂犯罪构成要件中的绝对作用、将贪污罪与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数额分立、适度降低贪污罪的犯罪数额.     

“偷租”行为成立盗窃罪——兼与刘宪权教授商榷

如果将"偷租"行为认定为诈骗罪,在租客知情的情况下,就无法对行为人定罪,这一结论并不妥当。"偷租"行为不能评价为三角诈骗,因为不存在被骗人处分被害人财物的行为。三角诈骗中被骗人处分被害人财物的过错降低了行为人的罪质,因此认定为诈骗罪,但"偷租"中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偷租"行为成立盗窃罪,对象是财产性利益。从广义上理解盗窃罪财产性利益的结构,是行为人以平和手段对他人造成财产性损失的行为。应当将盗窃罪作为财产犯罪的基准予以考量。     

扒窃入刑问题刍议

《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行为单独规定为盗窃罪的一种行为方式,不再附加数额较大的要求,具有合理性。扒窃未得手的,在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目标或者具有严重情节时可以认定为盗窃未遂而定罪处罚。当对象为数额较大甚至较小的财物时,扒窃未遂的认定不能拘泥于数额的限制,应该结合其他犯罪情节综合予以认定,不排除刑法"但书"条款的适用。     

基于贪污贿赂犯罪之定量市法模式的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对于贪污贿赂罪的定罪量刑采取了“以数额论”为主的定量立法模式。这一立法模式存在着指标过于单一、难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难以体现罪刑相应等弊端，导致了实践中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处理未能较好地反映该类犯罪的本质特征，同时，也制约了对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修改。并且从国外的立法看也很少采用这种立法模式。因此，我国应当修改刑法的相关规定，对犯罪数额不作具体的规定、淡化犯罪数额在贪污贿赂犯罪构成要件中的绝对作用、将贪污罪与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数额分立、适度降低贪污罪的犯罪数额。     

浅谈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律规制与完善——兼论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协调

商业贿赂是指在经济、金融或者商业活动中,经营者通过贿赂手段以获取经济利益或者交易机会的行为。我国刑法规定的商业贿赂犯罪包括第163条、184条第1款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与第164条规定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2005年我国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是现行刑法关于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与之尚存在一定差异。为履行国际公约义务,应重新解释第163、164条的罪名;增加单位刑事责任;扩大贿赂的范围;修改既遂的标准;完善关于间接受贿、间接行贿的规定;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和"数额较大"等构成要件。     

最新贪贿案件司法解释利弊分析——以《关于办理贪贿刑事案件适用问题的解释》为视角

两高《关于办理贪贿刑事案件适用问题的解释》的出台是对贪贿犯罪在司法实践中争议问题的回应;值得肯定的是《解释》对贪贿犯罪明确完善了"概括数额+弹性情节"的定罪量刑标准,在职务类犯罪定罪量刑模式上也有了全国统一的标准。但在整体透视上,《解释》中仍存在着贪污、受贿定罪量刑数额的无差异化,单位受贿、单位行贿量刑标准不一,条款虚置等体系性阙如瑕疵等问题。虽然《解释》解释已经正式颁布,但其中存在的争议问题仍待解决。     

论盗窃罪的数额与其他情节

盗窃罪的数额及其他情节,在盗窃罪中所处的地位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刑法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其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1)“数额较大”是构成盗窃罪的必要条件和绝对标准。(2)“数额较大”不是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只是划分量刑幅度的一个界限。(3)“数额较大”对盗窃罪的定罪和量刑都有重要意义。(4)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关于“数额较大”应当修改为“情节严重”这一综合性用词。(高铭暄主编《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39     

从释意理论看我国口译研究的发展

本文对中国口译理论研究的现状作了综合回顾和总体评述,着重介绍中国口译理论研究的宏观框架、研究方法、多种研究视角,以及国外对中国口译界影响颇深的释意理论在中国的发展。释意理论自上世纪80年代确立以来,以其逐步完善的理论架构和独特的理论视角,一度成为西方口译界的主导性理论,引领西方口译研究走入了以从业人员研究为主的全新阶段,也对中国口译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该理论对翻译本质的界定、对口译程序及对象的分析以及对口译教学的创见对当今的口译实践和教学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试对释意理论的产生背景、发展脉络、基本观点、创新贡献及发展前景做一综合评介,以期推动理论的中国化。     

刑法解释的限度--合理的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

合理的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别并非在于思维模式或认识方法的不同,而是在于解释结论的差异,即解释结论是否超过了合理限度.衡量合理限度的标准是通过扩大解释所包含进去的事项是否具有被解释的概念的核心属性.     

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

在构成要件的解释领域有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本源上是罪刑法定原则之争.一般而言,形式解释论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而实质解释论不仅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也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相较于形式解释论,实质解释论更注重刑法目的合理性,更能够实现刑罚的妥当性.     

解读警察不作为行为

警察不作为行为是公安执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问题，而不作为的违法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并不亚于作为的违法行为，对此问题应引起我们的关注与重视。警察不作为行为可分为不履行法定职责、拖延履行法定职责、未履行救助的义务、未尽到注意的义务、未履行因合理信赖而引发的法定义务、不适当履行法定义务以及未履行告知义务等。警察不作为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行政赔偿责任。     

解读隐私权

隐私权是自然人所享有的个人私事或生活安宁不为他人知晓或侵扰的权利,包括隐私信息隐瞒权、隐私信息支配权和私人生活安宁权。它是当事人实现正当隐私利益的行为依据。隐私权是一种人格权,隐私权的意义在于保护公民基于合法隐私之上的人格利益。我国虽有一些保护隐私的法律条款,但在隐私权的保护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解读《劳动合同法》

2008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它开启的是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之门.同时,其长远意义则在于构建企业和劳动者和谐的关系,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     

对教师角色变化的解读

长期以来，教师一直扮演着教书匠、被动的课程执行者和教学研究的旁观者角色。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社会呼吁教师进行新的角色定位。新时代教师应成为：学生发展的促进者、课程资源的开发者和实施者、教育活动的研究者和合作者、心理健康的维护者和学习的伙伴。     

原始图腾的符号学阐释

图腾是初民社会集团意识的辨识标志,是一定的初民群体赖以从经验连续体或物我不分的环境中界定自身的工具。图腾的载体是可感知的实物,图腾的信奉者所诉求的是从这一可感知的具体载体指涉或关联到不可感知的抽象观念。特定的图腾与指涉的观念之间未必具有逻辑或物理意义上的根据,但一旦被有关初民社会所接受,就具有不可逆的文化规范性。图腾符号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神话话语、宗教仪式、原始绘画等不同种类的符号系统的元符号学演绎。     

对爱国主义的解读

对爱国主义的正确解读建基于:准确把握爱国的"国"的内涵及爱国的主体身份,爱国主义才不会与狭隘的民族主义、伪爱国主义相混淆;在宪法、法律等制度框架内爱国,爱国主义才是理性的;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我们日常的自治生活中,才能培育出真实的爱国主义情怀;我们之所以爱国,是因为这个"国"是建立在"健全的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     

司法解释“合法性“之思考

在我国客观存在着与现行法律规定不一致的司法解释,对于这部分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和效力,学界存在较大的争论,笔者从法学理论的角度及实践经验的角度出发,提出对这部分司法解释应予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