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诠释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提升执政能力,是新时期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由政法思维转向法治思维,由权力主导转向权利本位,用法治方式消解革命方式的社会管理创新,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变革.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理解、解释和运用应该与法律方法论结合起来,以避免出现背离法治精神的误读.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是法治如何实现的方法论基础,因而必须在法治战略上或者法治意识形态上,坚守法治的基本精神和核心意义,将法治进行到底.     

法源话语及对法治的意义

实现法治不仅需要法律，还需要法源话语支持法治思维。对法源话语的概括可从法学、法律和法治三个维度进行。从我国现有的法源语用观察，法学角度的法源基本是从司法角度界定法律，目的是在结合论中嵌入逻辑因素，进而较为准确地描述法律实施。作为法律话语的法源，是从立法角度统一法律形式，旨在将其他社会规范及价值等，以认可的方式推定为法。统一法源虽能保障法之权威，但注定是难以完成的任务。在辩思盛行的中国，需要把法源纳入法治话语系统，进而运用法源思维及法律方法塑造法治之法。作为法学话语的法律渊源，为法治思维的塑造提供了思路；作为法律话语的法源，为法治确定了法的范围；作为法治话语的法源，为重塑法治之法提供了思维及方法。     

尊重法律体系 引领法治发展——对宣布法律体系形成的得与失的考察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在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但要想发挥法律体系的规范功能,就必须理性地对待它。现在法律体系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夹击,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轻视形式逻辑的实质思维倾向阻碍了规范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在司法政策中过度强调社会效果、政治效果和能动司法的统一,使得法律的权威性难以树立,法治之路更加艰难。因而,强化形式法治的观念对我国法治建设有特别的意义,要想实现限权意义上的法治,必须充分发挥法律及其体系的规范作用。过早地批判、放弃形式法治将会使法律失信于民,成为法律白条;过多地讲政治、讲大局等是对政治资源的过度消费。     

可辩驳思维与法治的系统优化

法律中的可辩驳思维,是不同于演绎性思维、归纳性思维与类比性思维的新型思维方式,是具有规则性、主体间性的对话、交流、辩论与反驳的思维过程。法律中的可辩驳思维,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上均具有重要的法治贯通价值。微观上,可辩驳思维的运用有助于推动政治话语向法律话语的转向以及法治技术的转型;宏观上,可辩驳思维的运用有助于法治思维的贯通和法治方式的优化。法律中的可辩驳思维在本质上并不必然导致法治的不可能性,相反在合理把握的基础上,可辩驳思维一定程度上能提升法治的可能性。     

可辩驳思维与法治的可能性

法律中的可辩驳思维,是不同于演绎性思维、归纳性思维与类比性思维的新型思维方式,是具有规则性、主体间性的对话、交流、辩论与反驳的思维过程。可辩驳性是法律知识逻辑结构的本质属性,法律中的可辩驳思维在根本上是以法律的可辩驳性为基本前提的。可辩驳思维对"法治可能性"的证成,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上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法律中的可辩驳思维在本质上并不必然导致法治的不可能性,相反在合理把握的基础上,可辩驳思维一定程度上能提升法治的可能性。     

“中国法哲学”及其法治思维的形成

为平息在中国有没有“中国法哲学”的争辩,结束当今“西方法哲学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尴尬局面,中国法哲学需要展开对中国法治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中国法哲学是中国人独特的法治观和方法论,是对欧美“法治和平演变论”和中国“法治捍卫江山论”的理论超越;我们不仅要借鉴西方分析性文化对形式逻辑的重视以及实证主义思维的缜密,也要继承中国整体性文化的优势及其对方法的整合功能;既要把传统中国的和谐道德继承下来,也要吸取西方法哲学关于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中国法哲学的目标不在于有些学者所主张的西方化或中国化,因为这两种思想倾向都难以成就为中国法治建设服务的法治观和方法论.我们需要在历史时空中,立足全球视野,寻找确定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路径,从而避免过度西方化或中国化的可能性误导.     

法治思维视域下的武警法律战

武警部队开展法律战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着眼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提出的战略性思想,是发挥政治工作作战功能的重要途径,是军事行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武警部队遂行任务不可缺少的战斗武器。要实现武警法律战研究健康发展,在部队遂行任务中成功运用,武警法律战应更多地从法治思维视角进行规范、统筹。     

在依法治国中展示新作为

检察机关是宪法确定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是法治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进程中使命重大。要通过学习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四中全会精神上来，不断提高法治思维的能力水平，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完成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上来，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坚强的思想、政治、组织保证。     

用法治思维抑制权力的傲慢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核心意义在于用法律限制权力的任意行使,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用法治方式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化解社会矛盾。这意味着在对待法治建设的问题上不能一味奉行实用主义立场,搞实质法治和能动司法。在现阶段应该坚持严格法治的原则,尊重法律的权威,用规则和程序规制人们的行为。法治思维包含着用法治方式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设计,这就要求我们应该以权利为导向,把法律作为修辞来构建思维方式,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权力话语霸权,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消除权力的傲慢与过度张扬。     

法治思维如何形成?——以几个典型案例为分析对象

法治思维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思维方式和思想基础,对于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解决纠纷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法治思维如何形成,还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本文以几个典型案例为分析对象,从中可以看出法治思维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建立在一系列法治观念、法律知识基础上的。文章分析了法治思维的形成机理,以及法律知识对于形成法治思维的重要意义。     

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推进成都现代化与国际化

法治是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统一体，它对推进戍都现代化和国际化有重要意义，因此，文章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雅进戍都现代化和国际化，需要各级党员干部增强依法执政理念；需要政府公务员增强依法行政意识；需要加快法治成都的建设。     

运用法治思维 建设法治国企

追溯中国法治的历史进程,在理论和实践上经历了两次大的飞跃。在事实和法律面前,法治思维与政治思维、伦理思维是不同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做出顶层设计,如何完成从依法治国到依法治企,从法治国家到法治国企的转化,需要国企管理者学法学规则,增强法治观念;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建立和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依法经营和维权,维护企业自身和权益。     

法律发现：贯彻法治思维的首要方法

作为法官审理案件的前奏，法律发现能贯彻形式法治观的根本原则和精神，并阻止实质法治观对形式法治观的颠覆，因而成为法官坚守法治思维的第一步。根据法治思维的要求，法官在运用法律发现方法时，应当把非正式法源纳入正式法源中，把法源纳入整个法律体系中。运用法治思维协调法律发现和其他法律方法之间的关系，防止法官的任性和法律方法的滥用，一方面要用法律发现的结果限定其他法律方法的运用，另一方面要重点加强对法官运用能动型法律方法的限制。     

法治思维与法治中国建设

法治是融汇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法治思维包括两方面,即法律应当得到普遍服从的思维和良法之治的思维。法治思维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主观要件和重要内容。建设法治中国、培养和提高法治思维的具体途径包括法治思维的培养、对法治中国建设主体中"关键少数"法治思维的引导、"法律应当得到普遍服从"的法治思维的形塑、"良法之治"的法治思维的形塑、营造有利于法治思维建设的社会环境。     

用“法治之理”塑造中国法理学

自法理学引入中国,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法治之理"尽管高度被强调却仍未得到有效重视。与之相随,法理学科以及研究者的身份地位也在传统政治与现代法治之间来回摇摆。然而,在当下的法治中国建设中,法治之理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核心内容和法学原理的政治行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支撑,中国的现实社会也需要用法治之理进行打量和改变。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对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作用来看,我们只有在构建了成熟的法治之理基础上,才能用法治理想改变中国。在此过程中,需要基于法理学科和法理学者的身份焦虑以及法治中国建设的需求,对当代中国法理学研究中的问题和思维方式上的缺陷进行反思。     

探究法治实现的理论——法律方法论的学科群建构

为法治寻找实现的路径是法律方法论研究的任务之一。然而,作为实践哲学的法律方法论并不是法律人办案的行动方案,是一种理论形态,描述的仍然是法律思维方式。对法律思维的研究需要运用综合性的方法,这是因为即使是通过法律的治理也是多途径的。从理论上看,哲学的、逻辑的、语言的、修辞的和解释的方法都对法律判断有着重要的影响,法律方法理论体系的建构需要这些学科的支持。从法科人士研习法律方、法论的过程来看,作为方法论的法律哲学、法治所需要的法律逻辑学、法律修辞学、法律语言学和指引司法活动的法律解释学等学科,构成了法律方法论的基础理论体系。这些学科既提出了法治所需要的客观性、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对创造性的限制等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探寻这些理论实现的途径。在学科交叉的意义上,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既可以拓宽专业领域,也可以积淀深厚而广泛的理论基础。     

法律方法论的意义

法律方法论对维护法治、防止专断、正确地应用法律有着积极的意义。法律方法论不是指那种纯粹逻辑技巧的综合,而是指从大的方面综合了法律价值、社会关系和法律文本的理解艺术。这种艺术虽然并不能完全保证判决结论的正确性,但可以提高判决的正确率。因而,我们既不能轻视法律方法的研究,也不能在实践中把其置于绝对的位置。法治建设需要法律方法论。     

论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法治思维

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闪耀着科学思维方法的光辉,蕴含着法治思维这一"现代治理首要思维"。这一重要思想所浸润的法治思维主要体现在尊崇宪法法律、完善法规制度、注重法治宣传、自觉学法守法护法用法等四个方面。新时代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推进统一战线各领域工作,助推统一战线工作法治化进程,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宏伟目标,奋力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     

论法治中国视域下法治思维的锤炼方式

在法治中国时代,法治已然跃升为治国理政基本方式.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法治思维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法治思维是以法律规范为基本依归的规范性思维,是以法律价值为基本导向的整全性思维,也是以法律方法为基本手段的程序性思维.法治思维不仅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也是提升国家治理...     

警察法治建设的意境、困境及路径——基于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廉洁执法的追问

深入推进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廉洁执法,加强警察法治建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只有确保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廉洁执法,才能有效规制强大的警察权,从而推进我国法律实施,促进廉洁政治、法治政府、法治中国的实现.我国警察法治建设应以树立当代中国警察核心价值观为前提,以提升公安干警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能力为基础,以健全公安执法制度为核心,以创新激励机制为重点着力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