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与中国近代学者群体职业声望的提升

职业声望是反映职业化进程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从抗战前中央研究院的学术研究活动来看，中国近代学术研究职业化体制的确立促进了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它改善了学科建设环境和学者生存状态，推动了正规学科体系的建立，促进了学术研究事业的规范化。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日益密切、社会认同度和职业吸引力的提高，中国近代职业学者群体的社会声望逐渐提升，这也说明中国近代学术研究事业的外部环境逐渐改善。     

宋朝对士大夫官僚法律知识改善措施、失败及其影响研究

宋朝士大夫官僚群体成为国家治理核心力量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事件。宋朝士大夫官僚群体的知识结构对国家治理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宋朝初期国家有改进士大夫官僚群体法律知识和司法技能以适应国家治理需要的努力,然而在士大夫官僚群体的各种抵制下,国家的努力最终失败。宋朝士大夫官僚群体因缺乏为官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导致了必须借助胥吏群体实现国家治理的需要。形成士大夫官僚群体与胥吏群体共生的政治结构,让国家政治出现显现和隐性两大政治群体。胥吏群体在政治上被轻视,经济上没有相应保障,致使吏群体借用公共治理中的技能获取经济利益,构成宋朝社会中结构性腐败。元明清时期国家治理中出现士大夫官僚获得公共政治话语和权力,胥吏群体垄断隐性治理技能的社会结构。胥吏通过利用自己专业知识和所寄存的公共权力来“寻租”获取生存资源,导致国家治理中出现结构性低效和腐败问题。     

官僚制历史与理论的再思考——基于行政伦理的视角

公共行政的合理化过程主要就是公共行政体系构建和完善的过程，而作为公共行政体系主要承载体的官僚制，在充分彰显理性价值的同时，也不断陷入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困局。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出发揭示公共行政体制的变革逻辑，需要对官僚制历史与理论进行伦理定位和价值反思，从而避免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于人，并突出制度设计在公共行政发展中的作用，为未来的行政改革辨明方向，即从政治路向出发通过对政府与公民间关系的重构，形成一种以社会公共事务为中心的多层次的复合治理体系。     

我国警衔制度改革研究——以警察职业化为视域

警察职业化是在特定警务理念支配下的警务行为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的一系列理性建构和具体实践。警衔制度是警察职业化制度重要内容，建立警衔制度是警察职业要求的重要体现。我国现行的警衔制度对于推动警察职业化建设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发展及警察队伍结构变化，其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警衔制度的改革，应当以职业管理为导向重构警衔等级体系与结构，以职业能力为导向建立警衔评价体系，以职业保障为导向调整警衔津贴制度。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国家观及其现实启示

马克思建构国家观的逻辑起点是基于社会现实与理性观念的冲突和创立唯物主义理论诉求。通过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哲学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阐释了新国家观,提出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政治国家在本质上是维护私有制的制度体系,应通过真正的革命来建立人民民主制度。马克思的新国家观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启示:不仅要坚持人民主权、让人民参与国家治理,还要加强培育公民政治素养与品质,更要防止官僚政治利益特殊化与政治权力异化于人民。     

关于企业家的思索

任何一个社会的良性发展,都需要三类精英主体。政治精英:政治家;知识精英:科学家;企业精英:企业家。我国从计划经济体系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间并不长,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大都是从干部身份中独立出来,企业家的职业化机制尚未建立。要想构建我国的企业家队伍,使我国企业家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必须在社会政治的格局中,承认他们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企业家职业化后,它将以一种特殊劳动力进入市场,也将以自己的“质量”和“价格”参与竞争。因此,如何对待企业家,应从观念、认识到做法上都要有所改变。什么是企业家法国经济学家萨…     

现代国家建构中官僚制与民主政治的冲突与平衡

官僚制与民主政治是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威建构模式。一方面,官僚制与民主之间存在着统一关系,民主赋予了官僚制现代属性,而官僚制为民主提供了制度支撑;另一方面,官僚制与民主之间又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和对立,这种对立使官僚制与民主之间衍生出三种恶性关系并威胁着现代国家的建构。从权力结构、文化背景和发展阶段三个方面来保障官僚制与民主之间的动态平衡,是构建良性互动的官僚制与民主关系的根本路径。     

当今中国警察职业化的特性分析

警察职业化建设是一个大课题，同时也是现代社会警察发展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从“警察职业”到“职业警察”再到“警察职业化”，这里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作为一种职业，警察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但职业警察，即专门以警察职业为己任的职业群体，却是近代的产物。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超越西方现代化话语的逻辑理路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的当务之急是要对西方现代化话语进行彻底批判与反思。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形成有着深厚的文明根基和社会背景，是普遍主义在现代国际社会中演化出的表现形式，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等级特性和殖民特征。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形成的关键在于资本与国力的合谋，深刻体现了西方国家物质力量在国际社会中的统治地位。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形成依托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支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的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性反思，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对西方现代化话语的理论超越。在实践中，则表现为共同富裕超越两极分化、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竞选制民主、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环境保护超越资源掠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凝聚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形成了对西方现代化话语的解构、批判和超越力量，是一种更高形态的人类现代化话语形态。     

官僚制:电子政务时代的效应分析

一、官僚制:反民主的行政管理体制官僚制(或称理性官僚制)的经典理论是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建构的理论。它是一种依照职能和职位对权威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层级制为组织形式,以世俗化、专业化的职业官僚为管理主体,以理性设置的制度规范为运作规则,以科层结构、连续性、非人格化和专业化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社会经典性和普适性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它的产生有深     

制度赋能与专业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工作发展的双重动力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变迁催生的多重社会问题需要由国家和社会力量共同形成的保护性行动加以遏制，由此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力量共同组成的互动系统。作为一种独特的专业行动，中国社会工作自恢复重建以来得以快速发展的两大核心动力在于：政府制度赋能与社会工作的专业自我建构。制度赋能体现为国家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实现社会工作的制度扩散与合法性建构，通过制度驱动专业化、职业化进程不断演进；专业建构体现为社会工作通过服务建构、体制建构形成对制度驱动的反映性行动，以及对社会问题的专业性回应，由此形成专业社会工作参与基层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本土进程，彰显其在制度优势框架下的社会治理效能。中国社会工作的这种双重发展动力共同推动着社会的生长，成为有效抵制自由市场扩张以及现代化进程中多重风险生成的保护性机制。     

斜杠青年的职业身份建构研究——以斜杠健身教练为例

斜杠青年（主副职不相关）面对专业差距和职业规制对身份认同的冲击，为了持续获得斜杠身份赋予个人的自我确证和价值满足，他们创造优势、赋能副职发展、发挥职业主体性，建构出具有比较优势的职业身份、塑造非职业但专业化的职业角色、加强副职身份认同。研究斜杠青年职业身份建构一方面有助于深入了解这个群体的处境，发现他们将多重职业身份的建构视为个体发展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为斜杠青年的出现及演变提供了多方位分析角度，找出斜杠青年职业身份建构中的困境与冲突，启发解决路径。     

论乡村治理中项目制的优势与限度——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

通过项目制的形式进行乡村治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项目制既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透镜”审视乡村治理中的项目制,其优势在于价值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以及二者的统一。即项目制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底色、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认同;增强了国家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能力、激活了乡村治理的内生要素。然而,由于项目主体行为逻辑间的张力,导致项目制辩证性地存在限度。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乡村社会与农民等主体之间行为逻辑的差异,使得“项目”主体的目标定位、行为方式、利益判断存在罅隙。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看,构建科学、合理的项目主体结构,理顺项目主体间行为关系是充分发挥项目制治理优势的基本前提。     

韦伯眼中官僚制的弊端与其政治无力感

在韦伯的学术研究中，对官僚制的研究占据着重要地位，而对韦伯官僚制问题的论述必须放在其政治思想的总体视角下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韦伯不仅指出了现代官僚制产生的内在动因和外在条件，并且在承认官僚制技术优势的同时指出了其政治弊端。随后意识到这种手段在德国缺失所导致的政治低效，也构成了韦伯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要焦虑。     

厘清村民自治与基层社会自治的不同属性

村民自治与基层社会自治的概念、范畴及功能作用不同,前者是与集体土地产权相关联的行政村村民的"成员身份自治",是一个封闭性的共同体;后者是社会成员基于个人权利、民主参与所结成的自我治理、自我统治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一个开放性的治理结构体系。对两者做出学理和政策含义的厘清,不仅具有社会治理理论建构意义,更具有社会治理实践发展意义。     

出场路径、现象审视和价值建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考察

将国家和社会的二元结构放入历史场域进行考察,国家治理现代化突出强调二者的良性互动,并基于国家统治和国家管理的经验总结及反思在当代出场。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在作用于国家治理实践的历史图景中表现出传统政治观念根深蒂固、多元政治文化冲击主流、社会主体缺乏文化自觉的惯性障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从历史变迁中汲取有益因素,并与现实国情相结合,最终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以问题为价值坐标、以善治为价值诉求来完成国家治理实践的价值建构。     

中国近代学术研究职业化进程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的学术生产机制不可避免的逐渐摆脱了其固有的传统运行机制,走上了职业化的道路。晚清时期,随着自然科学教学教育的发展和学术共同体建构的起步,学术研究职业化的相关要件逐步具备。民国时期建立的中央研究院是代表国家从事学术研究活动及行使学术管理方面职权的国家机关。从职业身份的确认、职业研究活动的保障和规范三个方面来看,中央研究院都符合职业化学术研究团体特征,它造就了中国近代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化学者,为职业化学术研究在近代中国的普及和发展提供了相应的体制空间和物质保障。     

任务环境、大部制改革与地方治理体系的反官僚制化——对浙江省地方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大部制是中国政府治理体系改革的一项重要选择。可现有研究对地方大部制改革中组织运行逻辑和任务环境对改革的影响缺乏深入研究。本研究以官僚制理论和中国官僚制组织研究成果为基础,提出任务环境与作为官僚制化的地方大部制改革间关系的分析框架,并以浙江地方食药监管大部制改革为案例加以论证。研究发现,政策模糊、制度缺失及组织任务的膨胀与冲突加剧了以压力型体制这一结构性因素为基础的任务环境的不确定性,使行政组织的官僚化与专业化产生张力。这突出呈现为一种反官僚制化现象,从而降低了改革有效性。除了完善统一权威的组织体系,走出困境的关键在于强化公务人员责任落实,持续推进专业化建设,而这依赖于任务环境提供更系统有效的支持,特别是更科学规范的政策和制度体系的支持。     

身份政治:霸权解构、话语批判与社会建设

身份政治具有行动和理论上的存在形式,所谓“行动”是指各种各样被剥夺了权利的群体及代表这些群体的行动者要求获得平等尊重权的社会运动,而“理论”指基于身份和以身份为对象的研究项目.身份政治能够强化对霸权性话语解释不充足性的认识,具有认识论价值；身份政治并不仅仅与社会文化相关联,它还有实实在在的社会改良职能.     

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民主治理,民主治理要求扩大人民群众的有序政治参与。当今世界有两大民主形式,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选举民主是一种代议制民主,由于代表名额的限制,客观上限制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度,而协商民主恰能有效地解决扩大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的问题。协商民主具有的社会稳定功能、公共决策功能、包容和谐功能,对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意义重大。因此,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