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风险预防机制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过程中,地方政府、农民集体代理人、用地者和农民等利益相关主体机会主义行为所可能引发的各种预期风险必须予以重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风险预防机制主要从入市规范体系、入市土地交易平台、土地流转收益分配机制等方面着手。     

农民集中居住的利益冲突与协调机制构建

农民集中居住是农村宅基地经济潜能释放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利益冲突.厘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被置换农户三大利益主体的利益边界,是分析和解决利益冲突的前提.农民集中居住的主要利益冲突是地方政府自利性与公共利益和被置换农户利益的冲突.应当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遏制地方"以地生财"的利益冲动,秉承农民自愿原则,防止强拆强建,并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共享与社会保障机制.     

农村社区建设中“被城市化”问题及其防止

农村社区建设中的"被城市化"问题,是农村社区建设进程中出现的一个超越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承载能力的、由政府强制推动的村庄撤并问题。"被城市化"是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异化现象,是某些地方政府出于政绩的考虑和对政策的误读造成的结果,其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防止农村社区建设中出现"被城市化"问题,要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加强政府的正确引导,不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快速推进的农村社区化与公共投资困境的凸现--基于一个中部经济强县（市）的讨论

目前,农村社区化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资金匮乏。对一个中部经济百强县（市）的分析发现,进度过快的农村社区化超越了县乡财政的承受能力,对县乡政府而言,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获取的收益对弥补公共投资缺口几无贡献,但在更高层面地方政府土地利益诉求的压力及自身政绩需要促动下,农村社区化勉强而为,就会嬗变为损害农民利益的政绩运动。由样本县（市）得出的结论是：短期内全国大部分县、至少是大部分中西部县在资金方面都不具有农村全域社区化的可行性。所以,当前的农村社区建设应该量力而行和创新筹资机制,并由政府主导转向政府引导、农民主导、市场参与。     

论服务型地方政府的建构——以农民集中居住良性推进为视角

地方政府在推进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角色错位:即为农民集中居住的主导者和政府自身利益的追逐者。而服务型地方政府是有限政府和公共性政府,建设服务型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能确保地方政府在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过程中,扮演引导者、公共利益维护者和农民权利保护者等角色。以农民集中居住良性推进为视角,构建服务型地方政府的路径是:科学定位地方政府的角色,优化地方政府的职能结构;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能力;规范权力运行机制,强化对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配置的制度障碍及其克服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配置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配置是权利自由精神之体现,是权利主体的正义要求。应当对当前国家垄断土地出让一级市场进行反思,正确处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变更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破除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配置的制度藩篱和操作障碍,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统一科学的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法律法规,彻底解决地方立法涉嫌违反上位法的尴尬局面,力求在保障国家、集体和农民三者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农民利益有效表达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动力、构建和谐农村的必要条件和提升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的重要源泉。农民利益表达权的缺失源于过于强大的官方话语和精英逻辑、地方政府恣意扩张的逐利行为、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党权威对农民话语的压制、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且自身拥有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本不足等因素。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应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转变基层政府职能、重塑乡村治理格局、引入协商民主载体以及提升农村社会资本存量,培育造就新型农民。     

征地制度改革对县域财政的影响分析及其思考——以西部某试点县为例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将逐步推进征地制度改革,改变现有土地征收模式、缩小征地范围。一方面通过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探索解决以农民为主导的资源流动路径和利益分配格局,保障农民在新一轮城镇化中的基本权益与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又可能对地方财政特别是县域土地财政产生较大的冲击力。本文以西部某试点县近三年财政收支构成、征地制度改革后对地方财政的影响、承载力以及产业调整后续力进行调查与分析,提出同步推进征地制度的整体配套改革,尝试建立国有建设用地收入分配新机制,积极探索集体建设用地交易价格构成和收益分配体系,专项研究工业用地补偿及财政"反哺育"系统问题,寻求构建"生态补偿的横向转移支付"框架等观点和主张。     

农村环境冲突化解:治理理念及实践创新——基于地方政府管理资源开采利用的视角

资源开采利用中出现的农村环境冲突,究其根源是资源利益冲突。地方政府资源管理的GDP偏好、政府利益定位、救世主角色、权力至上的刚性式环境管理等理念下的环境"作为",成为农村环境冲突的重要诱因。因此,化解农村环境冲突,地方政府应从资源管理理念的治理转变入手,从政府资源转变为公共资源从而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确立起与农民共治共享共赢的资源管理理念与实践模型,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农村环境冲突。     

基于民生改善的农村社会治理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物质生活有较大改善。然而,在民生建设方面,农民得到的改革红利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农村民生问题仍然突出,且有不断加剧趋势。农村民生发展困境的根源在于农民权利资本的贫困,受制于基层政府民生职能的缺位和不到位,亦与农民利益诉求与基层政府协商机制缺失有关。改善农村民生的关键在于农村社会治理的转型。当前,亟须加快以民生为重的民生型基层政府建设,优化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民意采集和利益传导的功能,更新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互动机制,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共建共享协同发展。     

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入市流转模式探讨

目前,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入市流转存在四种基本模式:"转权让利"、"保权让利"、规划区内外区别对待、农户主导的自发流转模式。从产权、经济发展、利益分配、社会保障等角度,对四种基本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在比较分析基础上,总结经验启示。农村非农建设用地流转制度创新宜倡导模式多元化,而"规划区内外区别对待"可作为重点模式进一步完善。     

粮食安全应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正土地流转加速是当前农村出现的一个重要动向,这既反映了农村生产力重新调整的客观属性,也折射了农村"第二次飞跃"的阶段性特征。从笔者了解到的情况看,不论是基层干部还是农民都有强烈的土地流转意愿。不少地方政府为了扩大规模高效农业的比例,还出台一些政策鼓励土地流转,农民则在比较利益的驱使下流转意愿增强,一些村组干部断言,     

乡村治理创新——基于永济蒲韩乡村社区的考察

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是以蒲州镇农民协会为组织载体、跨越永济市蒲州镇和韩阳镇两大镇级行政区的融科技服务、文化娱乐、学习讨论、企业运营、公益事业为一体的"综合性乡村社区"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是一种新的制度创新,代表未来我国农民组织化的发展方向。其特点:一是蒲韩镇农业协会是综合社区性合作组织而不是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二是经济合作与公共服务为组织的两大发展主线;三是自下而上与政府支持相结合。蒲韩乡村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农民的需求、乡村精英的引导和良性的组织发展模式及利益激励机制;其发展的外在动力是:市场推动、政府部门的积极引导和非营利组织的扶持与推动。但蒲韩乡村社区发展仍然面临着困境和问题:即政策支持乏力和法律地位缺失,组织制度困境,与农村两委及地方政府关系困境,综合性组织的管理模式和风险承担困境。"综合性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发展取向:国家政策法规支持和组织性质认定,完善制度建设,实现良性发展,明确协会组织与农村两委及地方政府的关系,创新组织管理模式,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     

建设用地:芜湖“试”出了什么

“建设用地”越来越成为牵扯各方敏感神经的大问题。 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对土地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我国人多地少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对现有耕地实行最严格的保护制度。如何既满足城市化发展对建设用地的基本需求,同时又最大限度地保护耕地,维护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     

农地征收过程中的政府角色定位分析

本文分析了农地征收过程中地方政府、农民(农村基层组织)、开发单位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发现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决定了三者之间利益分配的均衡程度和博弈的最终结果.在结合公共选择理论视角对政府角色"错位"、"越位"、"缺位"等失调现象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府角色合理定位的途径选择.     

顶层设计的主要内容

关于土地制度改革。农用地转非农用地以及农村宅基地问题，各地政府进行了积极的改革试点实践，但由于长期方向性的制度还有待明晰，农村征地成为近几年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多发的领域，成为城乡经济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需要下决心解决。同时这个问题又涉及我国快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中土地统一规划、建设用地供应、地方土地财政问题。进一步分析，让土地流转起来，增加农民收入，还是培育我国几亿农民消费大市场的重要问题。     

村落资源与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

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提出对农村社区凝聚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高农村社区凝聚力是目前农村社区重建的首要任务,而有效保障农民的利益表达权是提高农村凝聚力的重要途径,农民利益表达的有效保障取决于能否构建适合农民利益表达方式的表达机制,这一表达机制的最终构建又依赖于能否整合利用现有的、适合农民利益表达方式的村落本土资源。     

村民自治中的政府功能分析——以新农村建设为背景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村民自治已经遍地开花,新农村建设提出后,村民自治更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村民自治中政府功能主要体现在农村民主制度的供给者和创新者、农民利益的整合者和农村公民社会的推动者等角色.在政府正确发挥其功能的同时,政府不但要克服急躁心态,稳步推进村民自治;而且要克服改造心态,高度重视农民首创;还要克服垄断心态,树立多元治理观念.     

阶层政治与农民上访的逻辑——基于浙北C镇的案例研究

论文以浙北C镇的田野调研资料为基础,探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由于阶层分化而导致的农民上访现象。研究表明,在农村阶层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富人阶层通过获取村庄政治权力,掌握村庄资源分配的主导权。同时,他们还与地方政治精英结盟,共同主导着基层社会的分利秩序。农民的上访行为是底层村民对既有利益分配格局的挑战,是阶层冲突的一种表现方式。在长期的上访实践中,上访者的个体之"气"逐渐演化为阶层之"气"。利益的分化和反复的冲突博弈强化了底层村民与上层精英之间的差异和边界,滋长了村民的阶层意识。为有效治理农民上访问题,国家不仅需要推进信访制度改革,而且更应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着力于优化基层社会资源分配机制,切实保障广大底层民众的利益。     

农民环境抗争、集体行动的困境与农村治理危机

当前,日益恶化的环境状况使得许多农民陷入环境抗争之中。由于农民群体的特性以及环境污染问题的复杂化,导致农民在环境抗争中的集体行动产生了困境。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地方政府由于治理能力缺陷以及利益因素的困扰,并没有扮演好保护环境、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职责,使得农民的环境抗争由体制内的利益诉求转向体制外的方式,甚至通过暴力手段去维护自身权益,对象也由污染企业转向地方政府,导致治理危机在一些地方出现。解决农民环境抗争问题的根本途径是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打破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联盟,使得地方政府能够中立地去解决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