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资助政策的创新与扩散:面向中国省份的事件史分析

为什么有些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政策创新?为什么不同的地方政府会采纳相同的政策?论文从内部决定和外部影响两个方面分析了科技创新资源、换届选举、面临问题的严峻性以及外部影响机制对专利资助政策扩散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政府的实证分析发现,除了以换届为标志的政治周期对专利资助政策的扩散影响不显著外,无论是科技创新资源拥有量还是面临问题的严重性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专利资助政策在省份之间的扩散。在外部影响因素中,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决策事件(加入WTO和颁布《专利法》)会对专利资助政策的扩散产生冲击,而邻近效应和全国扩散模式表现并不明显。上述研究发现对理解我国地方政府的创新扩散现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丰富和拓展西方经典政策创新与扩散理论也有重要理论启示。     

央地间官员流动、信息优势与政策试点——以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为例

【问题】政策试点被认为是解释中国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并实现经济腾飞的关键。已有政策试点理论主要基于经济增长实践提出,然而对于强调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尚缺乏充分解释。在复杂的央地关系格局下,哪些因素影响了可持续发展试点选择?中央政府为什么能够有效激励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方法】论文以中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为例,通过对试点选择过程追踪及关键节点分析,结合文献研究等方法,识别影响政策试点选择的因素及影响机制。【发现】论文发现,央地间官员流动形成的央地网络是影响政策试点选择的重要因素;基于央地网络形成的信息优势成为影响可持续发展试点选择的重要机制,并为地方政府参与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带来激励。【结论】本研究基于非传统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探讨政策试点理论,回应了央地关系及政策试点研究领域的热点议题,实证了网络关系对于政策试点选择的影响,并提出了信息优势机制,为推动不同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行的"中国经验"。     

地方政府危机治理政策传播与信息交互行为研究——基于大数据分析的视角

新媒体的迅速崛起与广泛应用,对地方政府危机治理能力与政策传播方式造成了挑战。论文运用个案分析法与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天津爆炸事故中的地方政府微博进行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危机信息传播具有不同的网络传播形态,其中灾后恢复政策传播存在信息提供者子群、信息转接桥梁子群和传播放大器子群不同类型的关键节点群体,三者在政策传播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并认为,地方政府在官微发布和政策信息传播方面依然面临较大挑战和短板:地方政府官微总体来看网络影响力比较低;危机治理过程过分强调结果应对而忽视过程应对能力的建设;地方政府虚拟空间的危机治理政策信息发布和传播引导能力与线下政策制定与实务治理之间缺乏协同;虚拟空间传播网络三大子群的分化裂变进一步挑战地方政府的危机治理、网络发布与政策制定实施三位一体的整合能力。     

跨区流域生态补偿如何实现横向协同? ——基于13个流域生态补偿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问题】流动的水资源与相对固定的区域分割形成一个治理难题,跨区流域生态补偿面临犬牙交错的权责关系。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跨域政府间联防联治、构建全流域共同治理机制?本文试图探究如下问题:影响跨区流域生态补偿横向协同效果的因素有哪些?流域生态补偿协同治理的作用路径是什么?【方法】本研究构建了影响跨区流域生态补偿横向协同效果的动力模型,以建立跨区流域生态补偿协同治理机制的13个流域试点为案例,以地方统计年鉴、生态环境部门公开数据和政策文本等资料为数据来源,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fsQCA条件组态分析发现实现跨区流域横向协同的两个条件组合路径:(1)跨区流域生态补偿横向协同效果=强政治势能*政策环境支持;(2)跨区流域生态补偿横向协同效果=弱组织支撑*地区经济差异*政策环境支持。两条路径总覆盖率约为72%,表示这两个组合能够解释大多数案例,是促进跨区流域生态补偿横向协同的典型组合。【贡献】研究发现了实现跨区流域生态补偿横向协同的两条路径:“高位主导”型协同路径和“辐射带动”型协同路径。因此,进一步优化我国跨区流域生态补偿协同治理机制应从差异化治理入手,完善跨区流域机制协同,构建横向自主协同新路径,全面提升流域—区域联动治理水平。     

地方政府的政策营销——以广州市垃圾分类为例

政策营销是政府利用营销观念和策略争取公众接纳和支持某项公共政策的过程。论文以广州市垃圾分类政策为例,描述地方政府的政策实施,指出争夺政策议程、回应行政压力和社会动员困境促成政策营销的开展,而政策产品设计、通路构建和公众促销是政策营销的运作技巧。政策营销的广州实践呈现了地方政府的治理调试及其与公众的互动,案例分析为后续研究提出了新问题。     

世界三大湾区的跨域治理机构:模式分类与比较分析

跨域治理机构是因应和解决区域公共问题,协助政府开展跨域事务治理的不可或缺力量。世界三大湾区在长期的演进发展过程中,逐步建构生成了类型多样、功能各异的跨域治理机构。依据"类同度"和"依存度"两个分类维度,可以对世界三大湾区的跨域治理机构做不同的划分,识别出官方型、半官方型、专区型、协会型、商会型跨域治理机构。通过对五种模式的代表性机构的比较分析,总结其优缺点、共性与差异及适用性,进而找寻出对粤港澳大湾区跨域治理机构建设的几点启示:一是借鉴东京湾区经验,建立健全类同度和依存度都较高的官方型或半官方型跨域治理机构;二是吸收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启示,创设类同度较低、依存度较高的协会型跨域治理机构;三是探索建设商界驱动的商会型跨域治理机构,从而形成以政府为核心、多元主体参与的大湾区跨域协作治理体系。     

部省际联席会议的运行机制及其制度化逻辑——基于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的案例分析北大核心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联席会议逐渐成为政府推进重大战略或综合性项目的重要工作机制。作为联席会议的重要类型,部省际联席会议一般呈现出怎样的运行机制,其实现制度化运作需要哪些必要的推动因素?论文以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为基础,构建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机制的分析框架,并以部省际联席会议作为研究案例,综合运用重点访谈、社会网络分析、政策文本计量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部省际联席会议的运行机制及其实现制度化运作的基本逻辑。研究表明:第一,在部省际联席会议的府际合作模式中,其运行机制由“自下而上”政策诉求机制和“自上而下”政策制定与执行机制组成。第二,部省际联席会议各参与部门的权力关系呈现多重性;第三,部省际联席会议负有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双重职责;第四,地方发展经济的动机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长期契合,是部省际联席会议持续制度化的基本逻辑;第五,部省际联席会议机制为地方政府有限度地突破行政级别壁垒,获取超出自身行政权限的政策资源提供了结构化的机会。     

规制与自治之间:方便面集体涨价事件引发的思考

方便面集体涨价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商会及其规制的学理探究和制度进言。商会的制度角色定位涉及我国政府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取向、政府主导与民间自发生成的商会的协调与整合问题;在规制的目的和正当性、合法性问题上,涉及政府规制的基础理论和经济性规制、社会性规制问题;在规制的工具类型上,涉及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如何在传统的命令控制型规制的基础上,引入激励型规制等新型规制工具,以提高规制绩效。     

纵向干预何以推动地方协作治理?——以长三角区域环境协作治理为例

【问题】环境问题的跨区域性及负外部性使得属地化管理的原则已无法满足现实的治理需求。近年来,地方政府间环境协作治理的实践层出不穷却鲜有研究深入探讨中国地方政府间环境协作治理的形成机制:自上而下的层级压力,即纵向干预,具体包括哪些形式?纵向干预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环境协作?【方法】本研究选取长三角区域Z省A区与J省B区、Z省C市与D区间的跨域水治理协作案例,Z省E、F、G、H地区边界联动执法案例及长三角区域船舶与港口减排案例,基于关键人物访谈、内部文件查阅、新闻报道搜集等资料,运用多案例比较分析法来剖析纵向干预在地方协作治理中的作用及影响机制。【发现】纵向干预本质上通过重塑地方主体的协作意愿以促进协作深化发展,但不同类型干预方式的作用有所差异。过程导向型干预基于制度建立起主体间更为稳定的信任和互惠关系,利用层级结构发挥监督和协调的作用,并提供必要的资源和协作能力支持。结果导向型干预,虽能建立协作机制并完成目标,却很容易挤出横向网络中的互动,使协作机制难以维系。【结论】区别于西方实践,本文发现纵向干预在中国是促进协作机制深化发展的必要因素,它能够强化参与者间的横向互动,而非只是自发协作动机不足时的补充。这一研究深入剖析了纵向干预对地方协作的影响机制,并拓展了协作治理理论在中国情境的讨论。     

政府向谁购买服务:一个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政府购买服务的具体模式和实践受制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体的政府购买服务能够展示出来什么样的国家社会关系?是否为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新的因素?政府决定跟什么样的私人或社会组织合作,可以从一个侧面透视出来国家社会关系的传统的或新有的模式。传统上认为,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由"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主导。论文以上海市政府购买服务作为具体案例,研究发现:第一,虽然政府是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但仍然有一定比例的事业单位承接了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非事业单位的社会组织有相当比例是由政府和事业单位成立的;传统的国家社会关系在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表现明显。第二,民间人士成立的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服务中占据一定的比例,它们参与体现了竞争性的发展模式,民间人士成立的社会组织甚至比更具官方色彩的其他组织在获得政府项目上更具显著优势。论文认为政府购买服务带来了混合性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既延续了传统的大政府模式,也带来新的竞争性的社会组织发展模式。     

美国国内气候变化法律与政策进展性研究

研究美国国内气候变化法律与政策,对中国来说有策略意义和效仿意义。美国近年来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美国气候变化法律与政策在三个阶段表现很不相同。从美国法律与政策的主体来区分,美国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与个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的作用不同。美国联邦政府在布什政府倡导下,相关政策具有几大特色,而且专门法律正在迅速变化和突破中;美国地方政府气候变化法律创新工具丰富,区域合作活跃;企业自设减排目标,个人也积极参与气候变化诉讼。     

论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中商会的角色与作为

在近代中国,商会扮演着工商制度安排和变迁的参与者角色.具有制度供给和需求双重身份的性质和特征.商会参与公司立法取决于内外因的交互作用:商会本身所具有的参与法制现代化所必需的基本素质和能力是其参与立法的根本前提;而政府对商会的职能定位是影响商会参与程度和效果的重要因素.商会通过自拟商法活动和其他参与形式,积极推动公司立法的健全完善,从而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单一主体(政府)立法模式.国家力量与民问力量的交互作用,决定了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移植具有以强制性为主、诱致性为辅的制度变迁特质.     

项目制的执行过程与运作逻辑——对文化惠民工程的政策学考察

项目制在我国公共服务提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惠民工程是一种典型的项目制运作形式。论文运用范米特和范霍恩的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从政策标准与政策目标、多重资源与政绩激励、中央主导与上下协同、宏观战略与微观需求、执行处置与执行细化五个维度考察文化惠民工程中的乡镇综合文化站的政策执行过程。研究发现,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制运作存在着国家主导逻辑与地方自主逻辑,官僚政绩至上逻辑与公民需求导向逻辑之间的内在矛盾和困境,从而限制了文化惠民工程项目制的执行效果。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制的未来发展需要在中央政府的强控制逻辑、地方政府的弱应对逻辑与民众的无反馈逻辑之间寻求有机平衡和协作。     

共享控制权:一种应对排污企业的合作治理机制

单一的政府主导或公众参与的治理已经难以解决排污企业带来的严重环境污染。论文提出一种"共享控制权"合作治理机制,从信任构建、控制权共享、治理效应三个维度对其作用机理及适用性进行了阐释,并用多案例进行了验证。研究表明:中央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制度信任构建促使公众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排污企业共同在场;中央政府与公众共享包含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的控制权;生态环境部与公众共享控制权的合作治理是常态式共享,适用于对政治关联低、污染程度低的排污企业的治理;中央环保督察组与公众共享控制权的合作治理是运动式共享,适用于对政治关联高、污染程度高的排污企业的治理。     

不同理论视角下的目标偏差及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论文从资源依赖理论、晋升激励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公共服务动机等理论视角述评了目标偏差的影响因素及形成机理,并梳理了具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对目标偏差的认知维度不尽相同,对目标偏差的概念化和操作化的处理各有侧重,缺乏对目标偏差影响因素的系统梳理和整体认识。基于此,论文以不同利益相关者给地方政府官员带来的压力为切入点,提出了目标偏差的机理模型和未来研究框架,建议未来研究能够综合考虑体制因素、组织因素、政策因素、领导因素、公众参与和同级地方政府因素等对目标偏差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识别目标偏差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而给出降低目标偏差程度的政策建议。     

央地关系与政府机构改革——基于中国地级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改革进度的实证研究

目前学术界从央地关系的视角认为政策执行偏差主要来自于纵向的分权和地方政府的偏好。论文聚焦于影响地方政府开展机构改革速度的因素,基于对2013年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改革进度的实证研究,通过观察分析全国333个地级行政单位是否依照中央政府的要求按时完成改革,对改革进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回归分析,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说明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因素。研究发现: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多的特定政策领域的负面事件、较低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早的上一轮改革完成时间、周围城市较早的完成和省级改革的较早完成有助于当地加快改革进度,也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从性。基于此,论文认为我国当前中央通过人事、财政等权力对地方控制的基本情况没有变化,但是地方自身偏好成为可以影响政策的执行偏差的因素。此外地方政府积极保持正面形象、消除负面影响的努力也会影响到机构改革的速度。     

政府行为偏好与约束机制的政治学解释——评《户籍改革中的政府行为逻辑:基于地方案例的比较研究》

正王清(2018).户籍改革中的政府行为逻辑:基于地方案例的比较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共236页.一、引言市场失灵的弥补,需要发挥政府有形之手。探索政府有形之手的行为偏好也就自然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已有研究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行为选择进行解释,如政治经济学将政府偏好纳入市场经济     

官员特征、任期与预算政策制定--基于省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官员特征与任期对其财务管理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问题。论文以中国省级政府为研究对象,主要关注省主政官员的更替、任期和年龄对政府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的影响。2007年我国建立了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制度,基于此,该研究收集了2008—2019年全国30个省份108位省长、90位省委书记的个人简历和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等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官员特征和任期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受到不同时期晋升激励的差异性影响,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更替、任期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影响不同。省委书记的更替、任期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存入规模存在正向影响,省长的任期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存入规模存在负向影响。论文拓展了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分析视角,不仅揭示了我国地方政府官员特征与任期对预算政策制定的影响机制,也剖析了政府官员不同时期的政策偏好及行为选择的内在逻辑。论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官员特征与任期是解释我国预算政策制定方向变化的重要变量,为我国进一步完善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制度和干部人事任用制度提供了路径启示。     

基层政策企业家如何实现政策的创新与制度化?——基于温岭参与式预算的改革实践分析

【问题】政策企业家对公共部门创新政策的提出、引进、转换和执行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基层官员在推进政策创新与制度化过程中面临着怎样的激励与约束,其行动策略及结果如何?已有研究对政策企业家类型学分析不足。【方法】本文以温岭参与式预算改革实践为案例,采用文本分析与深入访谈的方法,识别并分析不同类型的政策企业家在政策创制与政策制度化两个环节的特质、策略及创新效果。【发现】不同层次人员存在角色差异:(1)一线政府工作人员可能充当项目冠军角色,创新政策设计,促使政策目标与实际情况结合。他们会借助专业和信息优势,设计方案,多方试点,并借助专家和媒体的力量落地创新。(2)中高层官员更可能充当过程中介的角色。他们会敏锐觉察制度空间,将创新方案与政治过程结合,并利用社会和政治资本,构建内部联盟和推动民众参与,实现创新制度化。【结论】基于中国多层级的政治体系,认为政治层级是区分基层官员企业家的重要依据。不同层级官员在政治权威、行动策略和政策影响等方面有所差异。对基层官员的分类与深入研究有助于细化对中国政策企业家及地方政策过程的理解。     

地方保护与产业集聚：基于空间经济模型的分析

将地方政府干预经济行为融入Krugman的"中心--外围"模型,以此来分析地方政府采取保护政策对厂商迁移和地区产业集聚的影响.研究表明,在中国分权体制改革进程中,地方政府基于对税基、管辖区福利、政府自身利益等因素的考虑,采取了有利于本地区经济利益的保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地区间生产资源的配置.在实施地方保护政策情况下,除非运输成本很低、迁移目的地的支出水平很高或市场分额足够大,从而为厂商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足以补偿地方保护所产生的厂商迁移的机会成本,否则,将阻碍厂商的跨辖区迁移和产业的地区集聚,从而造成地区间分工弱化与市场分割、各地区重复建设与产业同构现象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