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直接投资阶段发展论看中国外资战略取向

国际著名跨国公司专家邓宁提出的经济发展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从企业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三类优势的微观经济因素出发,通过引入直接投资流入、流出以及人均GNP等宏观经济变量,把一国国际直接投资发展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从而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作出了新的诠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宜接投资现实验证了邓宁的直接投资发展模式,多数欧洲国家和美国、日本完全适合这一模式。中国的外资流入和对外直接投资也遵循了一定的运行轨迹,处于国际直接投资阶段发展模式的第二阶段。中国在选择现阶段外资战略时,要考虑到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制定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外资政策。     

俄罗斯(苏联)与美国的经济差距

１９１３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那一年，也是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经济水平最高的一年，俄罗斯的人均国民收入相当于美国的１０．８％。俄、美差距为１比９．２６。 《资料来源：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一书） １９８６年，即戈尔巴乔夫“改革”前，苏联的人均国民收入相当于美国的４６％。苏、美差距缩小为１比２．１７。（资料来源：美国中央情报局《１９８８年经济统计手册》） １９９８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俄罗斯为６４６０美元，美国为２９６０５美元。俄、美差距扩大为１比４．５８。《资料来源…     

基于宏观经济变量的对外投资实证检验

本文在国际直接投资宏观理论的基础上,以我国的出口、银行利率、汇率、人均GDP和固定资产投资为主要解释变量,采用1984-2008年的统计数字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因素主要为出口、利率和汇率。其中出口对对外直接投资有最为显著的正向影响,我国出口贸易和投资之间具有互补关系;国内利率对对外直接投资也存在正相关性,这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性质相关;而汇率对对外直接投资则呈现负相关的关系,这种负相关性同时在理论上与现实中均有可见的明证。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常识》教学参考资料

怎样看待中国的“穷”人们说中国穷,是指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说的,中国目前人均国民收入,一般认为在300美元左右,属世界穷国之列。这里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人口太多了。如果讲国民生产总值,中国居于世界第八位,也算是一个世界大国。但按11亿多人口平均,就在世界100位以后,又算是“小”国“穷”国了。人口因素是很重要的,美国人口2.5亿,不及中国的1/4。如果美国的人口同中国一样多,美国的人均收入至少减少3/4,人均     

基于面板数据的中非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非洲国家的市场规模和对外开放程度与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正相关,而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基础设施质量、通货膨胀率、政治风险、劳动者素质则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这一实证结果说明,中国企业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尚未全面考察相关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而且也没有充分考虑到长远投资收益。结合这一结果,本文建议中国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时将更多的影响因素纳入到考察范畴,这有助于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获得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     

美国私人垄断组织在台湾的直接投资

美台经济关系包括美国对台湾的“经济援助”、政府贷款,私人投资以及美台贸易等经济往来。美国私人垄断组织在台湾的直接投资是美台经济关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在一九六五年美国政府对台湾的“经济援助”停止以后,尤其是在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后急剧膨胀起来的。目前,它的规模有多大?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何?影响美     

走好贸易金融和投资一体化发展之路

走好贸易金融和投资一体化发展之路周汉民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的原始缔约国席位的努力已经过了７年艰苦的历程。随着国民经济继续稳定、协调、高速的发展；随着综合国力在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对外贸易的出口能力和国家外汇储备等方面引人注目的成就，中国恢复关贸...     

中美贸易摩擦对广东出口的影响及应对

2018年3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限制中国向美国投资。目前,美国已正式对中国500亿美元输美商品加征25%关税和2000亿美元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广东作为我国对美出口第一大省,美国作为广东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贸易摩擦广东所受影响首当其冲。本文将美国的征税清单与广东对美出口商品结构进行对比分析,以Armington弹性模型测算美国征税清单中不同征税规模和不同税率档次下对广东出口及经济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能源利用效率的国际比较:方法与参照系

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一直是世人关注的热点。将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直接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较,忽略经济结构的巨大差异,不是一种合理的方法。将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与人均GDP约1000美元时的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的能源利用效率相比较,考虑到相当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相当的产业结构、劳动力成本及资本密集程度,因而这种比较方法显得更为合理。     

基础设施对武汉吸引外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础设施水平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基于1990年～2003年间武汉市基础设施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时间序列资料,描绘了基础设施与外商直接投资的运行轨迹,对基础设施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做了相关回归分析,并得出了它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其中基础设施用货物运输量和邮电业务总量来衡量。     

走向“汽车社会” 我们准备好了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谈汽车产业政策如何向社会政策的转变

中国正在自觉不自觉地进入“汽车社会”,根据国际机构研究,国民收入每增加1%,机动车拥有量就会增加1.02%—1.95%,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2000美元时,小汽车拥有量增长进入高峰期。目前,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北京、深圳、广州等城市私人汽车拥有量急剧上升,中国已开始     

美台“贸易暨投资框架协议”商谈动向观察

正2021年6月30日,搁置长达5年之久的美国与台湾地区"贸易暨投资框架协议"(TIFA)第11次商谈以视频会议方式重新开启。TIFA不仅是美台进行有关贸易和投资议题的协商平台,也是美台之间最重要的高层经贸沟通管道。在美国与中国博弈背景下,此次美台重启TIFA商谈的动因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值得关注。     

中国西部国际直接投资吸收能力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西部国际投资吸收能力低的现状,通过对西部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及利用国际直接投资“三低”问题进行分析,阐述造成西部国际直接投资吸收能力低的影响因素,提出提高西部国际投资吸收能力,以加快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促进西部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等措施。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本文对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不同行业出口竞争力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通过技术外溢间接地对中国的制造业、能源开发或开采业、服务业出口竞争力的提高产生了促进作用。中国通过吸收美国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提高自身出口竞争力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些隐患，这是目前中国在引进外资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率分析

农村居民消费率的持续快速下降,是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率乃至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从基本概念出发,可分解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率变动的三个直接因素,即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农业生产成本、农村居民收入分配比重。利用因素迭代法对诸影响因素作用强度的解析表明,收入分配比重下降是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应通过缩小城乡差距、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途径,逐步提高农村居民的国民收入分配比重,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改善农村居民消费预期。     

美国对我国直接投资状况与优化研究

外国直接投资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其中美国的直接投资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研究了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规模变化、行业特征和投资区域分布。当前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问题,主要还是中国市场管理制度及法律的不完善造成的。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加州政府破产危机解析及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加州爆发的政府破产危机,除去直接的经济危机影响外,还有其内在的体制因素,即联邦、州和地方三级财政体系和以破产重整计划为核心的破产法规定.相应地,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困境亦与中国混乱的财政制度和相关法律的欠缺紧密相关.美国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应对地方政府财政困境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FDI出口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作为FDI(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经济活动对东道国内资企业出口所产生的外部性,FDI出口溢出效应的作用效果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既包括FDI的形成途径、产品市场定位、跨国公司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原因、FDI与内资企业的联系程度等FDI的自身特征因素,以及技术水平、出口目标市场的状况、获取FDI各种溢出信息的能力等内资企业自身的因素,也包括外资政策、对内资企业出口的金融支持状况、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知识产权保护和基础设施状况等东道国的宏观经济因素。由于各国在某些因素上的差异,使得FDI的出口溢出效应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     

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新冲击

世界500强中已有400余家在中国共投资了2000余个项目,世界对华直接投资额首次超过对美投资额而跃居世界首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告诫中国企业家要十分注意外来直接投资(FDA)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中国朝核政策中的美国因素

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至今,中国的朝核政策先后经历了“旁观为主”、“适度介入”、“积极参与”三个阶段。除了自身对朝核问题认识的转变外,美朝政策的调整、美中关系的发展、美国亚太政策的变化等美国因素是影响中国政策转变的重要原因。当前的中国朝核政策依然倍受美国因素的影响。中美两国在半岛无核化、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拥有契合的国家利益,这是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的基础。然而,中美共同利益的重点次序、战略考虑、远景目标存在偏差,因此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深度有限,存在潜在的深层次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