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研究 ——以德庆县"三信融合"为例

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政策目标为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以理念、管理和技术三个维度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分析框架,以广东省德庆县"三信融合"为案例,分析基层党组织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举措,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德庆县以信仰建设为根本、以信用建设为关键、以信息建设为支撑,设计出一种基层党组织引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探索出一条可能的路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必须筑牢利益生产和分配机制,让参与者具有切实获得感,从而实现共同体的巩固维持和拓展深化。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变迁与重塑——以H省L市“屋场会”为例

乡村治理能否有效运行与乡村的内聚程度和结构功能紧密相连,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应当看作是乡村治理的核心机制。我国村庄共同体经历了"道义型共同体—强制互惠型共同体—有限互惠型共同体—共同体衰败"的嬗变历程,也出现了关系网络陌生化、公共价值虚无化、村治主体空心化、乡村治权微弱化、乡村治理内卷化的"共同体困境"。通过对H省L市"屋场会"创新社会治理工作方式的考察,提出坚持党建引领、打造公共空间、重构村治主体、培育公共精神、完善技术支撑来重塑乡村治理义务互惠型共同体,从而实现乡村有效治理。     

协商民主语境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协商民主被有的学者概括为一种治理机制,内在的包含了"合作、互动、公开"等民主治理核心要素。而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底层微观设计,与协商民主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耦合性。因此,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协商民主理论更好的服务于乡村基层治理实践。针对当下我国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乡政村治共谋化价值困境、精英治村丛林化功能困境以及普通民众原子化交往困境,我们需要从协商民主的现实语境出发进一步探讨乡村基层治理的发展之道,主要包括:以协商民主保障乡村基层治理的公开性;以协商民主提高乡村基层治理的互动性;以协商民主增强乡村基层治理的合作性。     

多民族互嵌式村落共同体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转型——基于宁夏AH移民村的调查

多民族互嵌式村落共同体是地缘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路径，是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内容。移民村落是中国传统村落共同体的重构与延续，既传承了中国血缘与地缘重合的共同体传统，又呈现出时代新特征。民族地区多民族移民村落共同体建设，强化地缘意识，实现了由血缘“多元”走向地缘“一体”。文章选取AH村为研究个案，探究了宁夏易地扶贫搬迁的多民族互嵌式村落共同体建设及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意义。多民族互嵌式村落共同体建设是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民族互嵌结构体系建设是移民乡村社会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村落共同体精神培育是移民村落基层社会治理发展的未来方向。     

机制创新：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城市社区自治的有效衔接——基于对武汉市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证研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城市社区作为我国城市社会的基层基础对维护城市社会稳定、推动城市经济发展     

论乡村社会法治建设——以乡镇司法所为视角

乡村社会法治建设是我国法治工作的重心。乡村社会通过传统的"礼治"来维持社会秩序,而现代社会利用"法治"来维持秩序。"礼治"和"法治"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两种不同的方式。"法治"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而"礼治"却代表了中国传统的管理模式。基层司法行政机构在推进基层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既要把握用法律治理社会的大方向,同时也不能忽视"礼"在传统社会中的良性作用,正确处理"法治"和"礼治"之间的关系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可逾越的步骤。本文以基层司法所为视角,从乡村社会法治建设面临的问题、原因、解决方式出发,分析正式规范与非正式规范在乡村社会的适用问题,从而有效地推动城市、乡村法治建设的全面发展。     

在基层治理中实现社会秩序“动态稳定”的协商民主路径

我国基层社会从1980年之后就已经产生出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制度形式:民情恳谈会、民主恳谈会、居民论坛、乡村论坛和民主听(议)证会等,他们为协商民主在基层治理中的运用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但是,面对当今每年数万起群体事件的爆发,如何运用协商民主的科学方法来化解基层治理中存在的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动态稳定,为基层政府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更清晰的路径选择,成为社会学者当下的重要任务.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逻辑与方向

农村社区建设的提出,表明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方式及基层组织、管理与服务体系的重大转型与嬗变,乡村日益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从村民自治过渡到社区自治、从行政和生产共同体迈向社会生活共同体,基层社会组织与管理方式也逐步从政府主导的单中心治理转变为政社分工与合作共治的多中心治理。     

城乡社区建设的比较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对社区建设提出了新的目标和任务,使我国社区建设从以城市为主开始积极向农村拓展。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再次明确"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从此,     

“新乡绅治理”模式的政经逻辑

"富人治村"是乡村治理模式转换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现象,是乡村社会对村级组织弱化的自主适应和应对,并且对基层民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时代家风建设与乡村治理互进研究

家风是传统农业时代维系乡土社会的内生秩序,基于传统社会结构显示独特的伦理约束与治理优化功能。进入新时代,乡村社会生态、主客体等发生结构性变迁,乡村治理模式亟须适应性调整与革新,家风及家风建设也需现代化转型与重构。这种现实情境下,湖州南浔区通过"最美家风+"建设,链接并作用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过程等乡村治理体系的基本要素,推动了家风建设与乡村治理协同互进、乡村善治和乡村振兴同频共振。但从南浔实践看,仍需从构建乡村道德共同体、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提升治理平台实效性、打造家风指数标准等具体策略上进行统筹,进一步优化家风建设与乡村治理的互进路径。     

“中国农谷·带头人”第五届年会暨国家治理高峰论坛2016湖北峰会

正本次高峰论坛以"共建共治共享——探究美丽乡村建设共同体"为主题,对于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实现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的基础和前提,美丽乡村建设将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向基层延伸、落实,对于实现国家善治,推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论“村民自治”的转型和“乡-村”关系的重塑

"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调整,"村民自治"已无法适应和容纳农村社会的发展需要了,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和农村社区建设步伐的加快促使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由"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型,加上县乡基层政权的行政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两者相结合推动了新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初步形成。这种新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既能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对基层民主政治变革所提出的要求,又能满足国家政权有效地控制和改造农村社会的需要,并由此重塑了基层政权与自治乡村的关系,形成了以"服务—监督"为核心的新型"乡—村"关系。     

乡村治理:制度性纠结何在

我国乡村治理面临一系列制度性"纠结"和困境: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反向拉扯",乡村共同体与流动性社会的"结构调适",行政化下沉与乡村自治的"机制对冲",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双重约束"。直面制度性问题和困难,破除城乡之间的制度性壁垒,是乡村治理体制性改革的出路。     

从“运动式民主”到“参与式民主”:我国基层民主发展的轨迹

基层民主建设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工程,大力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懈追求。从"运动式民主"转变为"参与式民主",成为我国基层民主发展的轨迹。1978年以前,基层民主属于"运动式民主",经常以运动的方式实现民主的目标,缺乏制度支持;1978以后,以公众积极参与为核心的"参与式民主"形成,并形成了清晰的发展路径:先农村,后城市,再政府,最后扩展到社会,但是立法始终贯穿于基层民主建设的进程。     

党建嵌入乡村治理的组织路径创新——基于某省Z镇党建示范区的实证研究

党的建设是农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党建通过乡村治理发挥引领作用。随着乡村社会的剧烈变迁和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向,基层党建的组织路径陷入"悬浮化"困境,难以突破组织建设的"内卷化"难题。调查研究表明,以区域化党建重塑整合资源的组织结构、以党员联户激活群众动员的组织过程、以治理导向再造党建嵌入乡村治理的组织路径,最终使党建成为转型期国家与社会互动的黏合剂。"嵌入式"的组织路径不仅激活了基层党建,并且从治理责任、治理方式和治理属性三个方面重塑了乡村治理,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治理效应,释放了塑造乡村公共秩序的持久力量。     

党的基层组织民主发展实践的理论思考

由社会民主转向党内民主,是近些年来我国基层民主发展实践的显著态势。发展党的基层组织民主作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一些地方的实践中涌现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发展样式。这些基层党组织的实践表明,基层党组织的主导作用,是发展党内基层民主和社会基层民主的根本保证;尊重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是发展党内基层民主的根本动力;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的互动统一,是发展党内基层民主的根本要求。加强党的领导,扩大与规范党务公开,改革与创新党员权利保障机制,改善与强化党内民主监督等,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基层党组织民主建设与发展的方向。     

建立居民代表常任制充分发挥居民代表作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发展基层民主的新目标、新任务：要把人民依法直接行使各项民主权利“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论乡村数字治理的运行机理：多元基础与实践路径

理清数字治理在乡村社会的运行机理,是运用技术之治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农村社会结构的类城市化转型、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推广,带来乡村数字治理成长的多元基础。立足“数字技术-数字空间-数字信息”三位一体的理论架构,在浙江等东部乡村地区的实证调研发现,通过数字空间的治理,有效增益了乡村治理的主体力量,激活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重塑村庄公共性;通过数字信息的治理,助力基层政府实现对流动乡村的动态管理、公共服务的有效落地、群众合理诉求的高效回应等。数字治理推进基层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主性建设协同发展,促使基层治理灵敏高效,但其推广还要与村庄社会基础和内生治理需求相契合,不能一刀切。     

治理共同体视角下民主行政社会建构思考

我国的民主行政建设在20世纪末逐步展开,政府开始改革行政管理模式,让公众逐步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之中,我国民主行政建设自此不断发展,但政府中心主义的治理模式存在已久、社会组织自治能力不足、公民参与精神与参与理性不足、行政文化建设滞后等问题意味着,民主行政建设任重道远。文章在治理共同体视角下研究民主行政及其社会建构,并对我国民主行政社会建构做了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