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

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不仅是建立现代司法制度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举证时限制度作为证据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实现程序公正的需要。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并没有真正建立举证时限制度。由于现行的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设立不久,无论理论还是实务,开掘深度与实践要求差距都较大,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文中在分析我国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的若干立法建议。     

关于民事诉讼中“新的证据”之思考

"新的证据"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备受争议的问题,也是与举证时限制度具有密切联系的概念。理论界和实务界在说明新的证据之内涵时常常脱离举证时限制度,只按照法律规定生搬硬套,未能明晰其立法缘由,导致"新的证据"被滥用。从大陆法系之新的攻击防御方法来看,"新的证据"之功用在于平衡失权制度所带来的实体与程序之矛盾,其内涵应当从逾期举证与诉讼迟滞之因果关系以及当事人逾期举证之可归责性的视角进行界定。     

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研究

出于程序公正、诉讼效益价值和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完善的考虑,《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举证时限制度,但学界就证据失权是否正义、该制度是否切合我国的司法现状等问题仍存在争议。域外立法对证据失权进行了严格限制。我国也应在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以及准备程序方面进行再完善。     

论我国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

举证时限制度对于避免证据突袭、防止拖延诉讼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其过于严重的法律后果,造成司法实践中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激烈冲突。设置举证时限制度的目的在于惩治有主观过错的逾期举证行为。与其繁琐地界定新的证据、证据的失权等,不如化繁为简,仅就主观过错的逾期举证行为进行界定,对于主观过错的逾期举证,轻者予以费用制裁,重者予以证据失权。     

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

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改变了我国刑事审判方式,使我国刑事审判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过渡.证据开示制度是当事人主义审判方式的重要制度之一,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英、美两国的证据开示制度并探讨我国在证据开示中的做法,试图指出我国现存制度的不足,以期完善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     

家事诉讼中法院证据调查制度研究——以我国诉讼模式的转换为背景

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并没有明确家事诉讼与一般民事诉讼的区别,缺乏对家事诉讼的特殊性的考虑,尤其是在证据调查领域。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当事人在举证不能或者遇到困难时,缺乏救济的方式和途径,法院也严格遵循一般民事纠纷的举证原则,不予主动调查。同时,法官的依职权介入容易被指责为职权主义的回归,从而有违法官中立的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模式转型的背景下,家事诉讼中法院证据调查权不仅从实质正义的视角出发促进了中立原则的实现,而且弥补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存在的缺陷。     

证据失权适用层次论

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中,证据失权及其配套制度的规定尚不完善,造成司法适用中的搁浅或困惑。为保证制度效用的最大化,应依照以下层次展开:法官应合理释明;赋予当事人说明机会;法院按实际情况实施制裁。另外,考量逾期举证的危害后果,制裁措施应增设损失赔偿。根据构成要件的内容,依顺序给予逾期举证一方当事人以训诫、罚款、失权制裁,并用损失赔偿措施。     

WTO规则下民事再审证据的完善

WTO规则要求成员方的司法审判程序公正和透明,同时对司法的终局性和权威性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我国既存的民事再审制度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生效裁判的稳定性和司法的权威性。改革再审制度应以再审证据为切入点,完善举证时效和证据失权制度。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改革的两大问题

<正> 证据是诉讼活动的基础,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不可能不涉及到证据制度。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对于改变传统审判方式和观念,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我国证据制度至今仍作为诉讼法的附庸,过于粗疏,缺乏可操作性。笔者认为,现阶段证据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建立和完善各项证据规则,即“取证规则、举证规则、质证规则、认     

体制转型时期民事诉讼失权制度研究

目前我国正处于一个体制转型期，法律制度仍然存在一些漏洞，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的情况也比较突出。证据失权制度的建立，对于规范当事人的举证行为，落实举证期限，保障诉讼程序的合理运转有积极意义，同时证据失权制度运行也需要建立相关的保障措施。     

建立有效的民事举证制度

<正> 一、问题的提出任何案件的裁判,证据是基础。最大限度地获取诉讼所需的证据,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案件的实体公正。故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在追求实现程序公正的同时,理应确保诉讼当事人平等地以合理的时间,以合理的代价,最大限度地获取诉讼所需的证据,实现公正与效益相结合。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对就举证制度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经验。但是笔者认为就举证制度的完整性而言还存在某些认识上的误区,即片面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而对如何保障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却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理浅谈

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简易程序,使得普通程序得以简化审理,其在实现刑事程序效率价值和公正目标,推进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等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却与人权保障存在一定的冲突。在建立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制度的同时,迫切需要建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以便较好地解决复杂案件庭审举证质证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强制答辩制度的构建探析

在我国民事诉讼的审前程序中,被告不答辩并不能产生程序上的不利益。强制答辩制度的缺失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弊端。在厘清不答辩性质的基础上,我国应当建立与举证时限相配套的强制答辩制度。强制答辩的构成要件具体包括适用对象、期限、方式、内容和法律效力,其中否定性法律后果的规定是强制答辩制度的核心内容。考虑到国情,我国不宜规定一刀切的答辩失权制度。对于强制答辩的否定性法律后果,应当根据过错的性质和程度采取不同的制裁,其中有必要确立费用制裁。     

浅谈诉讼中的时限及逾期责任

我国的刑事、民事、行政三种诉讼制度均确立了明确的时限要求,其诉讼中的时限及其逾期责任因对象不同可分为以下三大类:对当事人的时限——对当事人的时限是指对当事人行使起诉、应诉、答辩、反诉、举证、出庭、上诉、申诉、委托代理人或辩护人、申请执行等诉讼权利的时间限制。如诉讼时效、法定的起诉、答辩、反诉、上诉、申诉、申请执行期间以及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开庭、委托事宜时限等,当事人必须在相应期限内行使有关诉讼权利,逾期则丧失相应权利。对必须参与诉讼的其他诉讼     

非法证据排除之证明及其未来

域外经验的启示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制度是在借鉴国外经验与立足我国国情基础上制定的.在今后的司法理论和实践过程中,需要完善证据合法性的庭审规则的确立、控诉方的举证、辩护律师作用的发挥、法院职权的独立行使等相关配套制度建设.     

论民事证据调查令制度

民事证据调查令制度的推行,会对当事人的举证意识和举证责任起到强化作用。由于我国相关立法的缺失,导致这项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遭遇困境。本文将阐述民事证据调查令制度的相关程序问题及保障措施,为这项制度的实施提供理论支撑。     

论刑事诉讼中法官举证裁量权

抗辩式刑事庭审方式的中心环节是核查证据,法官举证裁量权是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公证作出判决及提高庭审效率的关键。借鉴国外经验完善我国的法官举证裁量权内容,是刑事诉讼立法完善的一项重要内容。     

推进刑事电子证据取证行为的规范化

刑事电子证据的取证位于举证、质证、认证环节之首,直接决定着证明力的大小。当前我国电子证据立法及其取证规则滞后,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很不规范。为此,需要明确电子证据在刑事案件取证中的特殊适用规则,规范各种电子证据的取证行为,并完善电子证据的认证环节。     

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取证规范化研究

2012年我国修改《刑事诉讼法》,增加了保障人权的理念,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证据的客观性及合法性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取证作为证明活动的首要环节,其规范与否决定了其证明力的大小,决定了其能否作为定罪证据予以采用。然而实践中的取证环节并非十分规范,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影响了证据在举证、质证、认证环节的适用。因此,应当在取证环节更加注重规范化,以此促进刑事案件取证过程的科学与规范。     

民事科技证据认证问题研究

民事审判离不开科技证据的运用。要正确运用民事科技证据，关键在于规范法官对民事科技证据的认证。相对于举证、质证，认证是证据运用环节中最终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因为它决定着证据的取舍。但我国的民事科技证据认证制度还很不完善，因此改革与完善民事科技证据的认证制度具有相当大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