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础设施条款在公用企业中的适用

公用企业对基础设施往往拥有合法的垄断地位,它会促使权利人利用这种地位限制竞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公用企业对基础设施的垄断经营不是要授予它一项违反反垄断法的特权,相反,这种权利应该处于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基础设施条款为公用企业设定了一种限制,即不得拒绝其他主体按照适当的条件使用其基础设施。这种限制为防止公用企业滥用其垄断地位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对促进市场竞争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反垄断法公共利益理念研究——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案)》中的相关条款

公共利益理念是反垄断法的核心理念,其核心地位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公共利益理念是现代反垄断法产生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公共利益理念又是反垄断法多元价值的整合平台。反垄断法公共利益理念的内涵主要包括有效竞争、消费者利益及整体经济利益等。反垄断法公共利益理念通过条文化也即通过反垄断法中的公共利益条款来体现其功能,具体而言就是:公共利益是判断是否构成限制竞争行为的重要标准,公共利益是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重要依据,公共利益影响反垄断法的执行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案)》中的公共利益条款还存在较严重的缺陷,需要从两方面予以完善:一是在概念的使用上要做到一致化,二是在内涵的把握上要做到合理化。     

网络分销模式中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反垄断法分析

最惠国待遇条款(MFN)这一概念随着近期出现在互联网领域的一系列案件,已成为当今反垄断法研究领域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由于该条款同时具有促进竞争和抑制竞争的双重效果,各国竞争监管机构在对其性质界定的过程中,多采取"合理原则"的规制路径进行综合、全面的考量。而对于网络分销模式中MFN条款的定性,由于互联网某些特征的存在,往往使得这一过程变得更为复杂。这就要求相关竞争监管机构不仅需要考察涉案行业业态及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还应当注重结合互联网产业的特征,并充分运用经济学方法进行分析。在准确评估、衡量MFN条款所引发的相关行为对于竞争的影响之后,最终为网络分销模式中的MFN条款定性,并使得反垄断法在规制这一问题时能够得到准确的适用。     

特许经营限制竞争行为反垄断法适用的若干问题

特许经营合同中一般均有限制竞争的条款,特许经营的限制竞争行为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些限制竞争行为既具有合理的一面,也有可能因影响市场的竞争秩序从而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因此,反垄断法适用时,必须综合考量多种因素,才不致于产生干预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负面效果。我国应加强对特许经营反垄断法适用的基本问题研究,明确反垄断执法时的宗旨,适用的前提条件和实施模式,从而保证和促进特许经营在我国的健康发展。     

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构建与政策性垄断的合理界定

反垄断法是规范市场行为、维护竞争秩序的“经济宪法” ;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政策性垄断豁免适用反垄断法是各国法律的传统安排 ,这与各国基于社会经济总体和长远利益及政治、外贸、国防等方面的政策性考虑密切相关。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我国政策性垄断的合理界定是科学构建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关键所在 ;当前尤其要注意区分政策性垄断与反垄断法重点规制的对象———行政 (性 )垄断。     

反垄断法中的适用除外制度比较

在各国竞争法体系中，一般都在反垄断法中规定了“除外制度”（又称适用除外或适用豁免），即对于原本属于违反竞争法的事项不予追究。这些“除外”领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允许排除竞争的特别行业或特定行为。在立法形式上，有的国家直接规定在反垄断法中，如德国的卡特尔法。该法从第2条至第8条规定了卡特尔豁免的各种条件，即例外情况；有的国家制定了单行的适用除外法，如美国称之为‘树外法”，这些法律主要针对某一特定行业；还有一些国家则在其他相关法律中规定类似的例外条款，如日本的做法。日本不仅在反垄断法中规定了适用除外，而…     

对《反垄断法》第七条性质的研究

《反垄断法》第七条建立了我国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或豁免制度。本文通过比较适用除外与豁免制度的异同，较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反垄断法》第七条的性质，得出了该条款属于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这一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思考。     

对我国《反垄断法》知识产权除外条款的质疑

我国《反垄断法》第55条就《反垄断法》在涉及知识产权的案件中如何适用作出了特殊规定。从其立法表述看,采用了除外条款加特殊情形例外的模式。但这种立法表述并不利于对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关系的正确解读,也容易给反垄断司法、执法实践带来困惑和争议。近年来,随着经营者将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竞争资源广泛应用于经营活动,类似于《反垄断法》第55条表述的立法例已经或正在为世界各国相关反垄断立法所淘汰。各国反垄断司法和执法实践不断证明：知识产权制度不需要反垄断法作出原则性的除外规定,而需要在将反垄断法适用于知识产权案件时为相关司法执法活动提供具体的指南。因此,我国《反垄断法》也应该按照这个立法趋势进行修订。     

反垄断法豁免制度在我国的适用探析——以电信联通涉嫌垄断事件为例

豁免制度,作为反垄断法一项重要制度,伴随着反垄断法理论的成熟逐渐发展并完善。区别于反垄断法对垄断的原则性禁止,豁免制度允许某些合理垄断的存在,这体现着反垄断法维护有效竞争、促进市场资源合理配置、追求反垄断与实现社会经济发展有机结合的最终目标。我国的《反垄断法》于2008年8月正式实施,对限制竞争性协议、控制企业合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政垄断等方面进行了规制,但其对豁免制度的规定还较笼统。文章试从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概念入手,论述其适用的范围和模式,并以电信联通涉嫌垄断事件为切入点,探讨反垄断法豁免制度在我国的适用。     

论我国《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

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是整个反垄断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作为反垄断法主体的禁止制度相互配合,共同担当着维护国家整体经济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任。我国出台的《反垄断法》虽然没有明确使用"适用除外"这一概念,但法典中有适用除外的个别条款,因此,可以认为我国《反垄断法》己经初步确立了适用除外制度。     

Privatisation or Competition?

Market competition is essential for any economy to be efficient. In order to develop competition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it is conventionally thought that privatisation should take place first. This wisdom has been challenged by the Chinese reform experience of the last two decades, which modified the incentive structure of state enterprises and created markets and market competition in the absence of large scale privatisation. China's experience, however, raise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its chosen type of reform is sufficient to promote competition in a market dominated by public firms. To answer this, we need to know what kind of markets were created – regional markets closed to trade or unified markets with easy access – and whether or not improved incentives for state firms have led to competit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se questions on the basis of a survey of both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and finds that the Chinese reform policies did succeed in stimulating competition among state firms.     

放松管制背景下公共基础设施的市场化和民营化

公共基础设施以公共性为基本目的,其立项、投资、建设及投入使用等不能完全取决于市场机制;但它作为公共产品具有不纯粹性,这为其市场化和民营化又提供了可能。中国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经营经历了由国家全面负责向由国家和市场分担职责的转变,政府管制的发展是其中贯穿始终的线索。应在重新认识自然垄断并区分不同项目性质的基础上,放松管制,运用多种模式将市场机制和非政府资金引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经营领域,避免政府管制的弊端。     

技术资本化运作的法律思考

以知识、技术配置其它生产要素的知识经济的发展趋势,迫切需要关注技术资本化,同时也需要有良好的法制环境,尤其是资本市场的法制环境,以制度创新来促进技术资本化。论文从技术资本化的内涵、作用、国内外立法与现状等方面展开讨论,并提出了促进技术资本化的政策和措施,以期有助于促进企业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对加强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产生积极作用。     

论反垄断法执法主体的设置——从执法权分配角度分析

市场经济的核心在于维护一个公平有效的竞争机制。而反垄断法因其在保护、促进竞争和维护市场秩序方面起着基础和统领作用．被誉为“经济宪法”。徒法不足以自行，光有一部精良先进的法律条文是不够的，还得通过法的实施．方能实现法的效果。在法律实施机构之间划分执法权．是法律实施体制中其他制度运行的前提，对于法律的有效实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从执法权划分角度探讨反垄断法实施体制中执法主体的设置，以及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在反垄断监管领域内的关系，通过比较国外的法律规定及实践，并对我国实施不久的《反垄断法》进行评述．综合分析中国现有反垄断执法主体执法权分配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完善我国现有反垄断执法主体体制的建议一     

国家公产使用研究

国家公产使用是国有财产使用乃至国有财产法基本割度的重要内容.国家公产使用主要包括公务用财产使用、公共用财产使用和企业用财产使用.分析公务用财产、公共用财产和企业用财产的使用及其限制,以及使用限制例外,可凸显国家公产使用与国家私产以及私有财产使用的重要区别,这也是国有财产的公私产或类似划分及其区别立法规制的原因所在.该研究对于我国国有财产市场转型及其立法规制改革具有启发意义.     

竞争合规——以规制卡特尔为核心

卡特尔是公认的对市场竞争影响最为恶劣垄断行为。有效规制卡特尔除了加强公共执行和私人执行的威慑水平外,通过制度设计使企业产生自愿服从的内生性动机是一种新思路和新途径,这就需要将竞争政策融入公司治理,在企业内部建立竞争合规制度。     

完善中国家族企业公司治理制度的法律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家族企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模式的某些天然缺陷,导致其经营规模的发展受到限制.国家虽然先后出台了一些保护、鼓励和规范家族企业发展的政策法规,但相对于现代公司治理而言,有关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方面的立法仍显得空虚和滞后.因此,加强家族企业外部治理环境建设,构建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政策法规体系;完善家族企业内部治理规制-促进家族治理向现代公司治理转变,已经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私有标准及其反垄断法规制

私人治理背景下,标准呈现出私有化发展趋势。标准私有化的基本含义是企业、企业联合以及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成为标准的制定者,标准私有化发展的结果是大量私有标准的产生。作为市场自我规制工具的私有标准在提高经济效率、促进产品多样化以及保护公共利益方面具有积极效应。但是,私有标准可能会通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协议等途径产生限制竞争的影响。私有标准的反垄断法规制应坚持合理原则,具有国际化视野。私有标准的反垄断法规制还需秉持发展的态度,顾及产业部门的差异性。     

COMPETITION POLICY IN CHINA AND ITS RELEVANCE TO SMES

Competition policy has great relevance to all the firms in any economy. Even though it is unlikely that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have enough market power to constrain competition through a misuse of such power, they may still face prosecution if they are involved in a boycott of competitors or suppliers, price-fixing, output-restriction and other monopoly agreement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antitrust issues pertaining to SMEs with a focus on China’s Anti-Monopoly Law (AML) and its implementation rules. Contrary to the popular view that SMEs benefit from competition laws, evidence shows that they are reluctant to get involved in antitrust litigation against large firms partly because of the high legal costs involve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promote an awareness of antitrust compliance in China and to educate SMEs about the need to avoid breaching the new antitrust law and its associated regulations. In the meantime, SMEs should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antitrust laws to fight against the abuse of market dominance directed at them, and to gain equal opportunities to market access.     

平台视角中的社会信用治理及其法律规制

在大数据时代,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逐渐走向平台化。依托于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声誉为核心的信用治理在平台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商业平台而言,信用治理可以高效地管理平台上的生产和交易行为,减少国家权力的介入;对于政府平台而言,信用治理不仅可以减少执法成本,还可以促进国家内部权力的整合,并促使国家权力进一步向社会领域延伸。但是,由于缺乏有效规制,信用治理在商业领域存在着评价黑箱化、商业化和垄断化的公平性问题。在公共管理领域,信用治理在信用信息平台建设、政府内部权力整合、数据收集和使用等方面都面临着挑战。对此,法律规制应该以整体制度设计、市场结构调整和优化规制手段为导向,并从限制信用评价的适用范围、引入多元治理模式和培育国家数据能力等方面实现对信用治理的具体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