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行财产申报的制约因素分析

中国现行财产申报受党纪政纪约束,并未制度化和法律化,有诸多因素制约着财产申报制度的出台。本文认为,在法律层面,公务员法、刑法以及政务信息公开条例都需要做出相应调整,使之为财产申报制度提供法律依据;在制度层面,公务员工资制度、个人信用制度、金融实名制度必须加以完善,使之为财产申报制度提供技术支持;在认识层面,官员对财产申报制度存有的不合时宜的观念亟需更新,同时党和政府必须在战略上和策略上对财产申报的不同认同倾向加以协调,以期达到新的制度认同,从而推进财产申报的制度化进程。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海外经验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最早起源于240多年前的瑞典。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就有权查看从一般官员直到首相的纳税清单。这一极具约束力的"治官之术"被称为"阳光法案",至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并完善。据一份"透明国际"的报告,目前全世界至少有120个国家和地区制定和执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归纳而言,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有如下几点:首先,大部分国家的官员财产申报法都属立法等级最高的一级立法。如美国的《政府道德法》、英国《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加拿大《公职人员利益冲突与离职行为法》、法国《资金透明法》、韩国《公职人     

俄罗斯向腐败宣战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7月底签署了一项反腐败计划，以加强国家的反腐败力度。该计划将扩大国家公务员财产申报范围。其财产申报制度涉及海关人员、军人、警察、法官及候选法官，这些人员必须定期申报自己的财产情况。相关部门如对官员申报的结果产生怀疑．可对其财产情况展开调查。据此反腐败计划，国家机关中将设立内部举报制度，     

人大当强力推进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当前,反腐败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各界关注。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建议专门制定反腐败法。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表示,计划修改和制定一批涉及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法律,并拟将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方面的法律制度等列入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京华时报》12月29日)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并不是新生事物,它最早起源于240多年前瑞典的家庭财产收入申报制度     

中国官员财产申报之路还要走多远

官员财产申报被认为是有效的反腐技术手段。从各国来看,虽然官员财产申报工作进度不一,但都已经或正在进行此项工作。我国在官员财产申报方面也着手各种各样的尝试。很多制度的推行尽管为财产申报工作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但受到金融实名制、税制不完善、私有财产保护不足以及各级领导执行不力等多种原因,这项制度实际上效果并不理想。     

透视国外的财产公示制

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最早起源于瑞典。早在18世纪，瑞典人就有权查看首相的纳税清单。而英国则是最早对官员财产公示进行立法的国家。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全球得到大范围推广，则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美国1978年通过的《政府伦理法案》，对立法、司法、行政机构的官员统一做出规定，所有官员必须填写统一的财产登记表格如实报告财产收入。     

科学设计我国官员财产申报立法

汪全胜、张艽在《法学评论》2014年第1期撰文《论我国官员财产申报立法的困境及路径选择》认为，我国进彳亍官员财产申报立法不仅必要，还具有制度紧迫性，是遵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法的需要，又为严峻的反腐形势提供制度支撑。     

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立法探讨

近年来，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及其制度建设成为学界和社会持续热议的话题。世界各国反腐败的实践雄辩地证明，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是公认的“反腐利器”。从长远计，我国应该尽早出台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以此建立完善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     

仅有官员财产申报立法管用吗？

官员财产公示，多年来总是让人时时提起，却又难以成真。这个1994年就明确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计划、在其他近140个国家实行了几个世纪的成熟制度，有关的立法技术和经验都没有问题，但为什么这样一部旨在约束权力和防治腐败的法律就是长期难产？原因的不言自明和阻力的强大使得各种妥协折中的办法被不断提出，如先申报不公示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等等。中共十八大后，随着中央一系列惩治贪腐举措的推出，公众又开始了对这一反腐举措制度化的热切期盼。我们也期待。中央的反腐决心和公众的同仇敌忾可以促成官员财产公示立法的最终出台。     

财产公开就该让官员“摊上大事”

近期《民主与法制》的《仅有官员财产申报立法管用吗？》一文，从官员财产申报立法问题、国际经验和理据与对策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剖析。官员财产申报作为一个破坚之题，一直引发争议。笔者认为，官员财产申报不能虎头蛇尾，雷声大，雨点小，而要把它作为反腐败利器，一旦亮剑就该让官员“摊上大事”。官员财产公开是国人心中解不开的情结，事实上，主在1994年《财产收入申报法》就立法，只是规定在现实中往往流于形式。执行力的疲弱根源于规定中存在的“硬伤”：只要求申报官员自身的财产，同时不需要对外公开，财产被作为“官员隐私”得以内部消化，这种冬似于袖管内交易的监督必然导致监督虚置。因此，就算官员财产申报，也根本“摊不上大事”。     

新刑诉法语境下检察技术侦查权配置的探讨

新刑诉法修改后,第一次在刑诉法的语境下,系统、明确地提出了侦查机关利用技术侦查手段进行侦查的法律规范,是我国技术侦查在立法上的一大进步。新刑诉法第148条第2款规定了检察机关对于已经立案的重大贪污贿赂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手段。各级检察机关要在保障人权、平衡程序和实体正义的前提下,科学、规范、合理地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更为有效地开展和推进检察自侦工作。     

对自首的再认识

自首从宽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项刑罚制度 ,也是一项重要的量刑法定情节。自首的两个构成要件是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其中更应该注意的是关于余罪自首的法律认定。刑法规定 ,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这一制度对感召犯罪分子主动投案 ,鼓励犯罪分子改过自新 ,有效惩治犯罪 ,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反腐败法律成果及法律问题扫描

随着经济全球化 ,腐败对一国的投资环境、金融政策、贸易等不良影响更加明显。在以透明国际为首的国际反腐败力量推动下 ,国际反腐败在各个方面取得突破。但由于腐败根植于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 ,法律的统一治理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应加强与国际反腐败力量的立法、司法合作 ,维护我国反腐败的国际形象。     

"针对妇女的暴力"的法律概念化

文章从新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涉及针对妇女暴力的几个法律行为入手,认为修法中虽用列举方式将针对妇女暴力写入法律,但却未对其进行法律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导致有关概念的不确定,立法时已经留下未来司法的障碍。同时指出,将这些概念纳入专门法,是妇女立法推动的路径之一,但更重要的方面是推动针对妇女暴力概念进入主流立法,如此才能保障妇女权益的司法化。     

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新视角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定位为“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提出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表明我们党对腐败问题认识的更加理性和科学,反腐工作更加注重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文章从腐败生成条件的新视角就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问题作了初步探索。     

以党章立法推进反腐败斗争

我们党历来把反腐败斗争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抓。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以党章立法推进反腐败斗争,使党章立法成为反腐倡廉建设法规体系的核心,是使反腐败斗争得到权威、稳定、持续的立法支持的根本保证。通过党章立法将政治意愿化为价值准绳和规范,围绕党章健全反腐倡廉建设相关法规,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创新,是党章立法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有效途径。     

新《婚姻法》5年实践之评析

本文通过对2001年新《婚姻法》五年多来的实际运行做考察和评析,认为2001年修改《婚姻法》虽然在立法上、理念上及法律规范层面上取得非常大的进步,但实际社会效果有限,没有完全实现其立法目的。要有效地调整婚姻家庭关系,需要在完善法律体系时重视法律规范与社会规范等其它社会调控体系的协调,在法律与社会规范的和谐共生、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中实现调整目的。在加强立法的同时,也应该高度重视规范的可行性,研究其实际运行效果。     

技术侦查证据应用的理论与实践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专门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并规定了通过技术侦查措施获取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技术侦查证据应用的具体规则和制度,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技术侦查证据的应用关系到技术侦查措施惩治犯罪功能的发挥,因此,立法应从证据收集、审查判断、应用程序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技术侦查证据应用制度。     

一人公司对传统公司制度的挑战及立法规制

一人公司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公司,自其出现以来,对传统公司法人制度产生了极大的挑战,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法律规范对其进行规制。2006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一人公司做出了专门规定,该规定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立法潮流,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对自首的认定及其处罚

自首作为一项刑法制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1997年刑法在总结多年来自首制度的立法与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了有关自首的规定。司法实践证明 ,自首制度在同犯罪作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进一步稳、准、狠地打击各种犯罪 ,把当前的“严打”斗争不断引向深入 ,每一个法律理论工作者和司法实践工作者都应该正确地理解、把握和适用自首这一法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