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程序法思考

宽严相济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政策。近段时间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和具体实现方式等问题已经成为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焦点。其中，不少学者从实体法的角度阐述上述问题，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作为宽严相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将“出罪化、轻型化、和非监禁化”作为宽严相济政策的具体实现方式，也有学者认为，宽严相济政策的内涵就是“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     

误解与重读——以传统赎刑为背景研究刑事和解

已成为社会热门话题的刑事和解，一方面受到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的追捧，另一方面，也遭遇到是“以钱赎刑”、“花钱买刑”的质疑。笔者以为，传统赎刑与刑事和解是不同的。尽管两者之间表面上存在一些相似性，刑事和解也存在一些漏洞仍需完善，但不能据此就简单地以为刑事和解就是“赎刑”的复活。同时，对于传统赎刑制度，我们也不应简单地否定，它作为曾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三千多年、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一种完备的制度，蕴含着大量理性的成分。我们应该对其中与刑事和解相契合的部分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诠释，为完善今天的刑事和解服务。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罚金刑改革

刑罚体系中的罚金刑本质上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相契合,能够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我国现有罚金刑制度还存在罚金刑地位不高、适用范围狭窄、无限额罚金制的规定较多、罚金刑配置方式单一、罚金刑执行难等诸多问题和缺陷,影响到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执行,需要我们对其进行相应的一系列的改革完善,以使其在体现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论金融犯罪资格刑的设置——以改变金融犯罪刑事政策为视角

从规制金融犯罪初期至今,我国金融犯罪刑事政策基本保持"多罪化"和"重刑化"的定位。这一刑事政策有一定积极意义,然而防控金融犯罪效果不佳。应结合金融犯罪的特点,改变"重刑化"的刑事政策,设置更具有针对性的资格刑。我国刑法的资格刑原本就存在不足,剥夺政治权利的适用内容和适用方式不尽合理,缺少单位资格刑,建议充实资格刑的内容,完善资格刑的制度设计。     

律师“刑辩难”的出路

律师“刑辩难”的问题由来已久。只是现行《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受关注。律师界一些仁人志士不惜牺牲自己的人身自由和执业权利而与“刑辩难”苦苦抗争；一些同仁则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要么远离刑事辩护，要么得过且过，甚至采取麻木不仁的消极态度。可以预见，律师在刑事辩护中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困扰着而且还将在今后一定时期继续困扰律师开展刑事辩护业务。“律师刑事辩护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疑问的提出，迫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刑辩难”的出路何在？一、解决律…     

刑事一体化践行

刑事一体化理论的精髓在于融通学科联系,解决现实问题。在这一概念中,"刑事"是指治理犯罪的相关事项,其外延涵盖犯罪、刑法(包含实体和程序)、刑罚制度与执行等。"一体化"是指相关事项深度融通。刑事一体化与刑事政策的关系极为密切。刑事政策引导刑法立法,同时刑事政策又应当在刑法框架内起机制性作用,融入哲学、社会学、犯罪学、经济学等学科知识理念,用以解决刑法问题,体现刑事一体化。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当代刑法的潮流,刑事政策有助于顺畅刑刑     

关于“先刑后民”原则适用问题de思考

“先刑后民”即“先刑事后民事”，是指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时，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由侦查机关对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查清后，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判决，再由有管辖权的法院就涉及的民事案件进行审理，或者由法院在审理刑事犯罪的同时，附带审理民事责任部分，在此之前不应当单独就其中的民事责任进行审理判决。“先刑后民”体现了刑事优先的精神，是实践中公     

正确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正视两个习惯性做法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是当前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依法惩治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严打”方针与“宽严相济”政策次序发生变化，这就要求刑事司法工作中正视几个习惯性做法。     

行刑衔接机制的基本问题

行刑衔接包括由“行到刑”、由“刑到行”等环节的衔接以及对各种衔接的监督。由“行到刑”的衔接旨在克服“以罚代刑”现象。“以罚代刑”并非指所有对构成犯罪但不予刑罚处罚而只作行政处罚的情形,而仅指那些情节严重应当给予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但只作行政处罚的情形。对于没有达到刑事证明标准,以及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科处刑罚的案件,应当允许代之以行政处罚,而且,公安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都可能直接适用《刑法》第37条给予行政处罚。由“刑到行”的衔接旨在克服“以刑替罚”现象,为此,在行刑衔接工作方面,刑事追诉机关不能轻易先行介入,应当摒弃刑事绝对优先的观念与做法,行政执法机关应当遵循由行到刑的移送标准,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刑事立案的监督。     

论《刑法修正案（八）》对刑事处罚制度的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彻底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重在完善刑事处罚体系。其最大亮点之一就是取消了13种罪名的死刑以及调整了死缓的相关执行规定；其次是对自由刑的重要调整，使得“生刑”和死刑之间差距更加合理、管制刑更加完善，假释和缓刑规定更加明确和丰富；其三是财产刑得到重视，有所增加；其四是量刑情节相关规定更加完善。总之，本次务实、协调的刑法修订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契约刑”论——探求刑事正义问题的法治解决之道

本文从中国刑罚制度转型的历史和现实出发，为探求刑事正义问题的法治解决之道，围绕“为什么提出契约刑？什么是契约刑？如何实现契约刑？”三个核心问题，集中阐述了“契约刑”这一原创性的刑事法基本概念与原理。     

“两抢一盗”犯罪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研究

“两抢一盗”案件中在“户”和“入户抢劫”的认定,携带凶器抢夺、驾驶机动车实施抢夺行为的理解,盗窃未遂的确定、盗窃数额的计算,赃证物品的价格鉴定及这类犯罪的罚金刑适用和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衔接等方面各界争议较大。打击与预防“两抢一盗”案件,应当从立法政策、司法政策、执行政策、社会政策四个方面进行刑事政策完善。具有财产性质的特殊盗窃、诈骗、抢夺罪在具备《刑法》第269条规定的其他主客观条件下,能够成立转化型抢劫罪。     

对“严打”中几个法律关系的思考

“严打”是我国现阶段针对特定严重刑事犯罪提出的一项重要刑事政策,应当在社会主义法治的轨道上进行,必须符合依法治国方略的长远目标和内在要求。“严打”方针中的“从重”原则,应当是在不背离刑法中罪责刑相适应基本原则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前提下的“从重”。“严打”之“从快”应受刑事诉讼程序基本精神和规则的约束。     

论公安刑事技术工作的法治化建设

党的二十大发出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的前进号令，公安刑事技术法治化是全面法治化的一环，是落实“严格公正司法”的重要科技保障。公安刑事技术法治化建设需要：自觉增强法律意识，深刻理解“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在公安刑科技领域的目标任务，在各自的岗位上、具体工作中增强法律意识、规范意识、证据意识；积极推进法律健全，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狭义立法，在立法层面为公安刑事科学技术法治化建设预留足够的发展空间，全局性、前瞻性完善公安刑科技广义法律体系和法庭科学标准；善于运用法律武器，将刑事科技领域的制度创新纳入法律框架之内，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解决刑事科技领域现有问题，并防护刑事科技人员免受责任追究风险威胁；力争增进法律效果，不断探索提升法庭科学质量的各种路径，融合数字刑技、智慧刑技等更多新兴领域的新内容、新方法。     

我国古代刑法中的“以人为本”思想及其当代传承

我国古代的“以人为本”思想在存留养亲制度、亲亲相隐制度中均有所体现。在我国古代的刑法思想中，刑罚的目的并非是单一的报应论，而是最终达到“以刑去刑”的教育刑目的。因此，在古代刑罚适用中，需要慎刑戒杀，矜老恤幼，体恤不同的犯罪人，从而避免刑罚成为弑杀的工具。现如今，古代的“以人为本”思想依然闪烁着制度光辉。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落实、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传承古代“慎刑观“”恤刑观”理念，是秉持“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要体现。     

论经济犯罪资格刑的设置

在不断前进的市场经济社会中，经济犯罪日益猖獗，它严重地危害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因而成为《刑法》打击的重点。经济犯罪具有复杂性、特殊性、隐蔽性、贪利性和危害性的特征。就资格刑而言，对其惩罚与预防是具有针对性并有积极的刑事政策价值的。应当借鉴国外资格刑的立法经验，在我国《刑法》中增设新型资格刑，以遏制经济犯罪的多发趋势是十分必要的。     

虚假诉讼刑民交叉案件处理难点及破解

虚假诉讼中刑民交叉问题突出。在事实认定和证据使用方面，只要刑事裁判认定的事实符合民事再审事由，检察机关即可启动民事监督程序；刑事证据在民事诉讼中并不当然具有证明力，而要从是否符合民事证据“三性”以及是否与其他证据相印证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要破解监督难题，在刑民程序衔接方面，检察机关宜加强案件初查，完善线索移送机制；强化刑民协同，完善刑事追诉和民事监督程序衔接机制；厘清“先刑后民”适用范围，完善刑事制裁和民事再审程序衔接机制。     

“刑事政策与刑事一体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 为庆祝北京大学法学院建院100周年(1904-2004),北京大学法学院于2003年12月20日至21日举行了“刑事政策与刑事一体化”学术研讨会。会议共收到论文60余篇。与会者采取主题发言的方式,就“刑事一体化”、“刑事政策的基础理论”、“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和刑事政策的法治化”以及“严打与死刑的刑事政策分析”四个主题进行了研讨。     

刑事辩护“九字诀”

<正>怎样才算一个好的刑辩律师？做一个什么样的刑辩律师？这是我从法官转型做律师后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是经常被律师朋友问及的一个问题。在进入律师队伍之前，我曾经有过近20年的刑事审判工作经历，工作中自然少不了与刑辩律师打交道，那时我就对刑辩律师该有的样子有了自己的看法。从事律师工作之后，我对刑事辩护又有了新的认识，深刻地感受到刑事辩护不仅是一项技术，而且是一种艺术。在律师业务中，刑事辩护关乎当事人最重大的利益，与当事人在其人生最为困难的时候相遇，考验着律师的品行。刑辩律师需要有勇有谋，洞明世事、练达人情。也就是说，     

“轻轻重重”刑事政策与我国刑事检察工作

自20世纪中期开始,受目的刑理论的影响,在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以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为主题的刑法改革运动。这场运动以“新社会防卫论”为基础,提出“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口号,并曾在世界范围内达成共识。但是,这种轻缓刑的刑事政策思潮在20世纪70年代遭到全球范围内日益高涨的犯罪浪潮的强有力挑战。特别是近20年来,累犯率上升,刑事犯罪恐怖化、经济犯罪严重化,以及犯罪的有组织化和国际化,严重影响到西方社会的安宁。在没有别的有效措施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只好对原有刑事政策作出调整,即将轻缓刑的刑事政策调整为“轻轻重重”的复合型的刑事政策。“轻轻”就是对轻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处罚较以往更轻,基本策略是刑事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刑事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