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末法律移植及其现代启示

清末修律开启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其中,法律移植起着关键的推动作用,它对我国今后法制的发展影响深远。如今在法律制度的构建过程中我们很有必要温习这段历史以吸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本文试图从清末法律移植在法理、司法、立法方面移植外来法的成果进行分析来回顾这一运动,以期对今后法律移植进行借鉴。     

浅谈清末修律与中国法制现代化

本文从研究清末修律出发,分析了清末修律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并全面阐述清末修律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积极影响。清末法制改革的成果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它对中国法治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清末修律也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本文在最后分析了清末修律的历史缺陷,即它在立法理念上并没有真正完成法治主义的思想转变,立法内容上明显的不彻底性。     

清末商事立法评析

商事立法是清末修律的重要组成部分,贯彻了清政府“参酌中西”、“务期中外通行”的修律指导方针．是外国商事法律与中国传统商事习惯的混合物。商事法律的修订,促进了清末工商业的发展,开启了中国商事法律近代化的历程,为中国近代商事立法打下了基础,对我们今天的商事法律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修律过程中存在的照抄照搬西方法律、超前于中国现实的缺陷和不足,则为我们今天移植外国法律提供了教训。     

清末变法修律在中国法制发展中的地位

历史就是客观存在的史实，清末大规模的变法修律活动，是清末统治者很不情愿但又只能选择的。符舍当时国情的社会变革活动。变法修律本身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进程，但由于清朝统治者极力维护过时的封建集权体制，逆时代的大潮，变法修律的光彩随着政权的覆亡而湮灭了。透过历史的发展长河，从清末变法的内容和具体的操作方式，可以看到清米修律作为中国法律发展史中重要的一段历程，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晚清刑事法律改革中的“危机论”——以沈家本眼中的领事裁判权问题为中心

清末礼法之争中,就修律与收回领事裁判权关系问题的辩论表明,法理派清醒地认识到单纯修律本身并不能收回领事裁判权,但在礼教文化占主流地位而法理派本身又不敢正面否定礼教文化的价值的情况下,只好拿“危机论”(即领事裁判权问题)作为推进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手段。这本身表明以沈家本为首的法理派是认同和接受了西方法律文化的精神和原则的,他们希望用西方法律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因此,清末修律中收回领事裁判权问题不过是手段,法律的近代化才是目的。手段和目的的不相协调,是导致晚清刑事法律改革出现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     

试论清末修律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清末修律对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政治方面,清末修律确立了君主立宪制,肯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建立了中国近代国家机构体系;经济方面,清末修律提高了商人的法律地位,建立了中国近代企业组织形式和近代企业管理制度,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建立与发展。     

浅论清末修律相关人物

清末变法修律中,虽有阵营之分,但争论焦点及修律方向主要受数位关键人物影响.他们的政治立场、自身观念的转变,直接影响了变法修律的进程与实效.本文从"人物"这个角度来分析清末修律.     

清末修律中的民事诉讼制度变革

每一位中国法制史的研究者都明白清末修律对中国法律制度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既反映在刑法、民法等实体法制度上，也反映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之类的程序法制度上。前者历来是学者关注的重心，而关于后者，相关的文献整理和研究成果却少之又少。就民事诉讼而言，是清末修律过程中诞生了中国的第一部单行民事诉讼法典；是清末修律奠定了其后几十年里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基调；是清末修律将西方民事诉讼法的基...     

法律自身的成长与修律变革的冲突——对清末修律指导思想的分析

清末修律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开端,"切实平允,中外通行"的指导思想,不可不谓谨慎中允,但在指导修律实践中却使立法者遇到了法律自身的自然演化与激进的变法改革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这种冲突,修律者必须面对,但又不能妥善有效地解决,导致了清末虽然修订了大量较先进的法律制度,却没有在社会生活中发生实际的作用.清末修律,在这个意义上,失败了.     

从清末修律的局限性看中国对西方法律的借鉴

190 2— 1 91 1年间 ,清政府覆灭前夕进行了一次修律活动 ,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开端 ,然而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致使这次变革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 ,即以资产阶级法律形式掩盖封建法律的内容。当时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清末中国的社会特点 ,法律的普适性与地方性等基本矛盾决定了清末修律中难以逾越的局限性。     

浅论清末修律相关人物

清末变法修律中，虽有阵营之分，但争论焦点及修律方向主要受数位关键人物影响。他们的政治立场、自身观念的转变，直接影响了变法修律的进程与实效。本文从“人物”这个角度来分析清未修律。     

《大清新刑律》的重心与沈家本的倾向——写在沈家本诞生一百五十周年

在中国近代法律史上,沈家本先生的地位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他既是一位造诣宏深的大学问家,更是一位处于古今绝续之交的务实派法律改革家。尽管在学术研究方面成就斐然,但其活动的中心和基点始终在于实践,尤其是步入老年之后为之竭精殚虑、身体力行,倾注了极大心血的修订法律实践。可以说,沈家本后半生的命运是与清末修律溶为一体的。正是在修律活动中,他的才华与思想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因此,离开清末修律,便无从全面了解和正确分析沈家本。     

沈家本与清末刑罚轻缓化

沈家本在清末修律中主持修律工作,开启了中国法律近代化之门。其中,沈家本对清朝刑律的修订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促成中国刑法近代化方面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可以说沈家本主导了清末刑罚力度上的轻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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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本在清末修律中主持修律工作,开启了中国法律近代化之门.其中,沈家本对清朝刑律的修订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促成中国刑法近代化方面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可以说沈家本主导了清末刑罚力度上的轻缓化.     

康熙《现行则例》：从判例法到法典法的回归

康熙《现行则例》：从判例法到法典法的回归郑秦叛例法与成文法冲突的历史渊源中国传统法律以国家制定法为主要特征，特别是成文法典的制定，公元前５世纪战国时期魏国的《法经》开其滥觞。其后，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法，历秦、汉、魏、晋、隋、唐、宋、明、清各代莫不修律...     

清末修律时期诉讼法律思想评析

诉讼法律思想是清末修律时期新法律思潮中的一股，当时的中国法学家开始对诉讼程序正义、独立编纂诉讼法典、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分列编纂有了初步认识。他们的思想在当时虽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开拓性，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时代局限性。对清末诉讼法律思想的研究，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司法改革的道路上既要大胆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又要对我们的传统进行合理的改造。     

清末修订法律中的礼法之争

1902年至1911年,清政府最高封建统治集团,在厉行“新政”和“仿行立宪”的招牌下,进行了一次修律活动。这次修律活动,是中国法律史自李悝,商鞅变法后,二千多年来封建统治者自己所进行的一次很重要的法律改革。是中国封建法律向半封建半殖民地法律转化的开始。但是,由于二千多年维护纲常等级名分的封建法律思想根深蒂固,因此,在修律的过程中,爆发了一场礼教派和法理派的尖锐斗争。在近代法律史上,这场斗争被称为礼法之争。对于这场斗争的过程和内容,从清末以来,不少论著均曾涉及,但都语焉不详。而且在     

法律的主动移植与被动移植比较——以清末修律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移植实践为例

本文以清末修律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移植实践为例,对法律的主动移植与被动移植做了简要的比较分析。     

论中国民商法律文化的培育与发展

论中国民商法律文化的培育与发展●李本森一、我国民商法律文化的发展现状中国古代没有一部民法典，更谈不上商法典了，民商法律文化极不发达。直到清末修律，西方民商法律观念才开始被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民律》、《公司律》、《破产律》等民商法律相继被制订出...     

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选择比较

中日法律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其间形成两个高峰,一是古代日本大规模地输入唐代中国的法律文化,开创出著名的“律令时代”;一是晚清中国急速地输入近代日本的法律文化,开启我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唐代中国法律文化到日本,晚清日本化的西方法律文化到中国,这种交流不仅深入历史而且影响未来。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条件下,交流双方尤其是输入方的对象国及其输入途径的选择,主要受信息、国情、政制、目标和国际环境、法律传统以及人力物力的限制。晚清中国“变法修律”的参照模式经历了从美英到法德最后选定日本的必然过程。唐及清末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选择具有双向性和典型性,这既是比较法律文化分析的范例,又是思考当下中外法律文化交流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