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的韧性治理及其策略

与普通城市相比,超大城市公共安全风险高,灾害事故成因复杂,源头防控工作难,基层保障能力薄弱。一旦出现重大突发危机,城市社区作为危机应对的“最后一道防线”至关重要。而且,社区作为超大城市应急管理的基本单元,处在突发危机应对和防灾救灾的前沿阵地,是筑牢基础,抵御各类危机危害的“最先一公里”。本研究对韧性治理框架下的社区韧性特征分析,从社区治理体系的适应性提升,治理功能的重构以及应急管理模式的转换等三个方面,描述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的韧性,构建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的结构韧性、功能韧性和行动韧性等能力,并提出韧性治理的主要策略,包括加强主体协同,强化社会动员;促进资源整合,建立韧性网络,增强基层社区的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调适、自我恢复的能力。通过完善韧性治理体系,提升社区韧性能力,将危机减缓做到前端,落在基层,防范各类重大安全风险,实现超大城市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的韧性治理。     

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进路与优化

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应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有效治事的效用逻辑以及撬动改革的发展逻辑。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在理论层面,基于“结构—过程—功能”分析框架,是一个以数字技术赋能治理体系调整、治理过程优化,进而释放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整体效能的过程;在实践层面,通过对以北京“接诉即办”和上海“一网统管”为代表的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的比较分析发现,虽然转型动力和转型路径不同,但是技术和制度都是影响转型的关键性要素,且二者相互作用。从整合性、过程性视角出发,协同理念、组织、技术与制度四要素,未来优化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需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良性互动的复合路径,同时推进技术和制度双重变革,并在机制创新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体制改革。     

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演变：行政化、去行政化到共同体

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位，是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场域，如何处理好行政职责下沉与社区自治职能履行之间的关系，成为基层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命题。以历史发展为主轴，探析建立在政府与社区互动基础上的城市社区变迁脉络和轨迹路径，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演变经历了政府主导社区治理的“行政化”阶段、社区自治功能回归的“去行政化”阶段，正迈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新格局阶段。行政化阶段，城市社区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沿革，行政功能冗余而自治功能弱化。去行政化阶段以“社区减负”为直接目的、以“回归自治本位”为基本目标，面临社区自治空间建构困境。在“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中政府发挥治理优势，凝聚合力，基于多主体形成关系网络，从情感、利益多维度路径助推政社互动。     

新时代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研究

新时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任务之一是完善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由此需厘清社区党建、基层政府深化改革和社会治理三个政策领域的关系,梳理典型建设成果,校准前进方向。其中,党建领域保证政治引领和组织力建设;政府治理须梳理政社关系,提升治理效能;社会领域依法有序协商、激发社会内源活力。党政社三领域深化改革、推陈出新,才能完善党建引领、政社协同、百花齐放的基层治理共同体伟业。     

问题倒逼与平台驱动：超大城市治理重心下沉的两条路径

治理任务与治理资源的“时空错配”,一直是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的最大难题，治理重心下沉成为大势所趋。以京沪两地为代表的超大城市政府尝试运用数字化等手段，在政府体制结构和资源条件相对稳定的状况下，突破治理重心下沉的传统困境，实现城市治理能级提高。文章从动力来源、运行体系、运行机制与绩效控制等层面构建分析框架，将北京“吹哨报到”与上海“一网统管”案例进行比较，展现了问题倒逼与平台驱动的差异化创新路径。在讨论以上两种路径利弊得失的基础上，提出稳定高效提升治理实效的复合式创新路径。     

“政社合作”推动现代社区建设——以哈尔滨市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为例

20世纪末,"国家—社区"基层治理结构与社会平等保障机制建设开始兴起,发展至今,社区治理体制与机制创新对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具有根本的影响。哈尔滨市道里区与南岗区以区委、区政府为主导,创新基层协商民主共治体制机制,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社会服务提供制度化的平台;通过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培育社区内原生社会组织,提升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以"政社合作"为指导思想,发挥政府与社会各自的优势,哈尔滨市通过开展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使居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与社区服务水平落后的矛盾得到缓解,自助互助养老、兴办慈善事业均取得良好的效果,提高了社区治理能力。     

协同治理视域下政社合作机制研究

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的重要地位越来越受人们关注,政社合作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管理途径进入公众视野。但政社合作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着角色困境、合作意愿、制度环境不成熟等许多制约因素,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协同进行社会管理的协同治理理论的引入为政社合作领域提供一种社会管理新机制,在这种新机制下解决政社合作中的现实问题以社会管理促进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     

复合制结构:“联合党建”与“三社联动”科学对接

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的"三社联动"是我国社区治理机制的创新。当前,"三社联动"面临着政社关系没有理顺、联动工作体系不健全、居民参与不足等问题。实践证明,社区联合党建对破解"三社联动"治理机制的瓶颈具有重要意义。联合党建与"三社联动"科学对接的社区治理复合制结构,有助于形成新型政社关系,增强党的执政与服务功能,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整合与优化配置,促进公民社会的建设与公共理性的培育。     

城市街道管理体制改革的争论与思考——基于撤销街道办事处试验的多案例研究

在城市社区建设中,一种观点认为街道办事处妨碍了居民自治,为实现城市善治有必要撤销街道办事处,由政府部门直接面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事实上我国城市街道辖区人口规模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任务重,有必要设置综合性派出机构,承担政府交办事项;同时建立协调机制,促使相关部门携手提供公共服务.街道办事处引入PPP运作机制,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可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也有利于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发展.     

行动者网络参与与社区营造的再生产——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社区适用性分析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逐渐下移和治理手段逐渐多元，社区营造日渐兴起并成为各地治理创新的主要方式之一。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聚焦其与社区营造之间的契合性，通过构建“结构（模式）—过程—功能”解释框架来分析行动者网络参与的社区营造再生产。研究发现：从结构（模式）上来看，作为行政主体的国家与作为非行政主体的社会之间的动态关系演变形成了行政主导、社会自发以及政社复合的社区营造模式；从过程上来看，政社复合模式作为理想的社区营造模式，其实践过程经历了初创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多元行动者在不同阶段行动策略的推动下实现了从阶梯式参与到链接式参与再到分布式参与的动态过程；从功能上来看，社区营造是一种包含了空间整治和社会治理在内的系统性营造，能够在行动者网络的建构过程中通过不同行动主体的组织动员以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和社区共同体培育。因此，社区营造作为弥补基层治理短板、创新基层治理方式的有益探索，能够撬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到社区治理与建设中来，构建融合共生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基于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的探索

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已然随着单位制的解体而逐渐失效,而基层社会空间的成长必然推动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权力介入方式的改变。"三社联动"作为我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的供给侧路径优化,是实现基层治理从"行政化"迈向"社会化"、破除基层治理"内卷化"现象的重要举措。由于现实中社区"三社联动"的条件尚不成熟,政社互动、三社联动仍有一个缓慢过程,"三社联动"如何"联"、如何"动"成为现实难题。因此,推进"三社联动"建设有必要从宏观(街道)—微观(社区)两个层面共同发力,实现社区层面"三社联动"与政府宏观架构的有效衔接,使"三社联动"建设做到有机制、有平台、有资源。通过综合运用街道—社区双层面的协调机制、协作机制和合作机制,共同推进社区治理水平的提升和社区服务功能的强化。     

城市社区治理质量的属性、内涵和评价维度——基于社会行动系统论的分析框架

城市社区治理蕴含系统调适居民多元利益需求,有序协调组织多重运作逻辑,创新融合多层体制机制模式,以推进社区形态变迁并实现治理目标的质量属性。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是系统化的行动呈现,社区治理的制度安排和规范体系形成于该质量系统的动态演进中,系统中的服务精准、组织协作、治理精细和共识构建等四个子系统相互依存、多向互动、协同演进,维持系统的整体性、均衡性和自我调节性,实现社区治理质量的提升。社会行动系统论的分析框架,既阐释了社区治理质量子系统的自主运行与系统融合,也指出了各子系统面临外部冲击时相互调适、实现适应性升级的动态演进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新时代社区治理制度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单元,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化程度直接关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水平和总体质量.进入新时代,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作用.同时,构建政府负责下简约高效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通过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机制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社会协同供给,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实现社区治理的公众参与.还要以法治为保障、以科技为支撑,提升和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的法治化水平和信息化建设,进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三维治理探讨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逐渐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广泛采用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然而由于合同失灵问题的存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并不一定能够确保公共服务提供的效率和品质。要想破解合同失灵问题,仅从市场机制和政社关系的角度分析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合同治理的角度加以探讨。基于规则、关系与价值三个维度,可以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构建一个全面系统的合同治理框架。规则治理主张,通过正式而精确的合同设计与安排来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关系治理强调,借助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来解决履约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争议;价值治理认为,打造合同双方共享的价值体系才是防范违约行为和提升合作水平的最佳途径。三种治理机制存在相当复杂的关系组合,只有恰当地调配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和互补关系,才能达到协同增效的效果。     

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研究

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程,将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演变过程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分成两个阶段,分别是之前的行政型供给机制和之后的多元化供给机制。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在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亟须处理的问题。通过借鉴发达国家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对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改革提出新思路。     

大数据时代城市社区治理新探索——成都市成华区的实践探索与启示

大数据技术为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提供了科技手段,成都成华区针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情况,把大数据技术运用到城市社区治理中,一是收集数据信息,建立社区服务信息库;二是建章立制,实施社区网格化服务;三是整合政府部门职能,畅通政务服务通道;四是构建社区服务体系,创新社区治理方式。通过大数据创新城市社区治理取得明显成效:社区公共服务效能得到极大提升;社区居民自治能力明显增强;社区居民公共服务制度不断完善。成华区的实践探索,使我们得到三点启示:需要进一步深化大数据对城市社区治理的作用的认识;大数据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必须转变思维与更新理念;大数据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必须创新治理方式。     

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制度创新、社会重构、工作格局改革的系统工程,有一个培育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对深圳一个“村改居”社区的分析,剖析了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从通过社区利益共同体构建、社区自治组织权威再造、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建设等重构社区治理格局,促进社区发展与和谐社区建设,实现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区参与的分层检视--基于主体意愿与能力的二维视角

“：社区参与”被广泛认为是激发社会活力，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既往关于社区参与的研究或是基于简单二分的类型化梳理，或是以“社区互动”为分析单位的个案描述，基本是中观层面或静态的研究。若从微观层面居民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意愿”出发，可以超越对富有“戏剧冲突”色彩的社区参与案例的简单描述，构建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并将社区参与分为四种类型“：积极主导型”“、消极应对型”“、自我发展型”与“权益诉求型”。HZ市三个社区的经验材料揭示了不同参与类型的特征，同时显示了社区参与类型转化的动态性。因此，分析不同参与类型动态转化的条件，因势利导，提供多元的制度支持，将有利于促进社区发展。     

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及其建构

社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单元,社区的应急管理能力是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提升基层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能力,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搭建广泛协同的治理平台、形成即时共享的互动关系、遵循集中统一的领导模式,以社区为核心,建构社区与政府、医疗机构、社会力量、居民以及社区之间的多元协同网络治理体系。通过信息网络、决策网络、服务网络的顺序,将多元主体连接起来,依据信息网络双向互联、决策网络自上而下、服务网络两两互连末端指向的动力机制与网络间的结构关系,最终形成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的建构将"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卫生的治理优势,回应了我国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中权力与责任下放、基层治理重心下移及资源与服务下沉的总体趋势,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后疫情时代关于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是基层基础,只有基础牢固,国家大厦才能稳固"。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联防联控的城市社区治理机制成为我国抗疫实践中的一大亮点。根据疫情中联防联控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实践中暴露的短板",以疫情防控为契机",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形成长效城市社区治理机制,成为今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