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权机构对国家行政机关关系研究

国家人权机构对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是洞察国家人权机构在国家政权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要窗口。部分国家行政机关发起或参与国家人权机构的创立。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往往属于国家人权机构管辖和调查的对象,国家人权机构可以调解国家行政机关与申诉人之间的人权纠纷,部分国家人权机构还可就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侵害人权作出决定,并可对救济人权的方法提出建议或作出决定,少数国家人权机构还可执行上述决定。总体来看,国家人权机构的工作是对国家行政机关人权保护工作的补充,这种补充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国家行政机关的人权保护工作实施监督来实现的。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完善

中国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及社会转型的时期,社会矛盾和冲突逐渐凸显,刑事案件不断增多,对司法机关的办案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在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方面功不可没,但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亟待解决,以便更好地发挥调解的积极作用,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实现保护人权,维护社会稳定的立法目的。     

“诉源治理”视角下律师权威的塑造

诉源治理的目的是实现法治建设和人权保障。律师参与非诉讼纠纷化解是实现诉源治理的重要方式，但实际效果不甚理想。重要原因是律师调解缺乏权威。律师调解的权威获取和生成与纠纷当事人对律师调解制度及调解律师的信任有关。具体机制包括律师调解组织和律师本人的社会声望(特别是道德品格、专业技能)、嵌入社会交往网络获取地方性知识及通过组织嵌入获得正式国家机构权威支持。现实中存在多种障碍因素妨碍上述机制的作用发挥。充分利用纠纷方的工具理性能力和心理，律师调解市场化扶植品牌调解机构、“金牌”调解律师等或可有助于实现律师调解制度和调解律师的权威生成。     

成功"判例"助推社会进步

哲人云,维护人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想起这句话,是看到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最近成功进行的一起医患纠纷案件的调解。这原本是一起棘手的医患纠纷。徐某在某医院做人工流产手术时,不幸成了“植物人”。经权威机构鉴定属医疗过错,徐父遂将医院告上法庭。在原告提出的110万元赔付请求中,只有已实际支出的10万元     

可行与可及：论医院内部调解的正当性及功能

医院内部调解是在医疗纠纷解决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往往被人们忽略的一种有效调解形式。以调解的正当性要求审视,医院内部调解可以在符号、语言、程序和关系网络等方面实现调解的中立要求,也可以在治疗型调解和教化型调解中满足调解的合意要求,这证明了医院内部调解的可行性。实践证明,医院内部调解可以较大提高纠纷的终结力,提高医患双方对解纷的满意度,还能有效维护医疗秩序和提高医疗质量,这证明了医院内部调解的可及性。     

诉前调解制度在我国的应用

我国的调解类型大致分为民间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人民调解就是我们所说的诉前调解,即法院在民事诉讼程序开始之前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进行调解。我国诉前调解的兴起和广泛的试点以及多年来的实际应用,无疑都发挥着"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方便、高效、快捷的作用。然而由于我国立法并未对诉前调解制度加以明确规定,这使得"诉前调解"这一解决民事诉讼的方式在应用于实践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本文指出加强立法、提高调解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建设,无疑是解决现阶段诉前调解方面存在问题的重中之重。     

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重述

“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院调解应当遵循的原则之一,确立这一原则是为了保障司法调解的公正性。这一原则当下正受到理论和实务界的强烈质疑。我国是以法院为中心规定诉讼调解制度的,法院调解并非诉讼上的和解。调解在性质上仍然是法院的审判行为,调解与判决一样都是完成民事诉讼法所规定任务的手段,加之当事人期待接近裁判的调解结果以及调审合一的程序模式、法院调解的经验教训,这一原则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具有理论和实践的依据。法院立案调解、对事实存疑案件调解所取得的成功,均不能成为否定该原则的理由。除非将法院调解置换为诉讼上和解,否则继续保留这一原则就有充分的理由。     

着重调解的原则应修改

在民事诉讼中继续保留调解原则,这是毫无疑异的,但“应当着重进行调解”的提法,是不够科学、不够严谨的。它过分地拔高了调解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的竞把调解率高低作为衡量办案质量和效     

关于我国行政诉讼适用调解制度的构想

在我国行政诉讼领域,＂公权力不可处分＂是大家公认的,也由此产生了＂行政诉讼不可调解的＂特有原则之一。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却大量存在法院调解现象,这与《行政诉讼法》禁止调解的规定形成冲突。但在理论上,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也存在着误区,这也表明我国有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必要。因此,我们应该积极探索研究,构建一套适用于行政诉讼的调解制度,以节约诉讼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更好的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论诉讼调解瑕疵之救济

对诉讼调解瑕疵救济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当事人实现正当权利,也是为了追求公正和正义。国内外学者在论及诉讼调解之瑕疵救济时多从诉讼调解的性质推演瑕疵救济的依据和必要性,但调解性质的抽象性决定了只有从诉讼调解的内在结构和功能上才能更富有实效性地论证诉讼调解瑕疵救济的正当性。在我国民事诉讼中,诉讼调解虽被认为是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方式,但基于诉讼调解的内在结构和功能,实体法和诉讼法上的瑕疵均应作为调解瑕疵救济的“理由”。从国外学理和实务的主流看,采用继续审判程序对调解瑕疵予以救济与诉讼调解这一审理对象比较一致,但选择再审程序对调解瑕疵予以救济却与中国本土的特定语境更为契合。     

诉讼调解的实证分析与法理思辨——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实施调查

21世纪中国民事诉讼的一个戏剧性变化,就是诉讼调解这枝“东方奇葩”经历了由冷复热的惊喜。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基本上是沿着否定诉讼调解,效仿西方国家诉讼程序文明的路径展开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调解规定》)的颁行标志着诉讼调解制度“复兴期”的到来。既然是复兴,就不能倒退回传统诉讼调解的老路上,只能是在新环境下的再生。这就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诉讼调解的价值与本质;需要重新设计诉讼调解的程序;需要在权力构架下重构调解与审判的关系。为     

诉讼调解制度的重构

诉讼调解是中国特有的法律制度,长期适用于我国的审判实践中。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将调解作为民事诉讼的原则、偏重调解的做法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这在现实中已经严重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法律制度、司法公正的信赖。本文对我国现行诉讼调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弊端以及法院强制调解产生的根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对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改革构想,即建立诉讼和解制度,以诉讼和解重塑现行的法院诉讼调解制度。     

搞好庭审调解 提高办案效率

民事诉讼法(试行)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着重进行调解。这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活动的重要内容。调解工作,特别是庭审调解搞得好坏,对整个民事审判工作意义重大。近年来,我们在审判实践中,对于如何搞好庭审调解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取得了如下一些经验和体会。 ——怎样认识庭审调解的作用 以往在处理民事案件时,审判人员比较习惯于庭前分别调解,他们认为这样的调解工作比较随便,好掌握,因此把很多精力用在对当事人双方的个别调解中,在经过反复调解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才正式开     

人权的革命与革命中的人权——对罗伯斯比尔人权观的重新解读

本文在介绍了罗伯斯比尔关于人权的基本观点后,分析了罗伯斯比尔人权观中存在的内在矛盾,并结合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背景着重探讨了导致罗伯斯比尔人权理想和人权实践形成巨大差距的原因。本文认为造成罗伯斯比尔人权观的悲剧既与其思想中存在的民粹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密切相关,也与那时的人权是一种人权革命后的人权和革命中的人权这一事实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     

论人权的本原

天赋人权论在西方人权本原学说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它的合理性在于肯定了人的自然属性 ,而非科学性的一面是漠视或否定了人的社会属性。法律权利说和社会权利说也各包含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但从根本上看是不正确的。中国学者的“斗争得来说”、“国赋人权说”、“商赋人权说”、“生赋人权说” ,其合理与不合理的因素与成分应作具体分析。人权源于人的本性。这种本性包含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自然属性即人性 ,它由人的天性、德性与理性三要素所构成。这是人权存在的目的和意义 ,是人权产生的内因。人的社会性对于人权的意义有两个 ,一是人权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中 ;二是社会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的文明程度 ,影响与制约着人权的发展 ,这是人权产生与发展的外因     

论诉讼调解在审判权运行中的角色定位

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司法政策重新激起人们对诉讼调解的关注,也引发了各界对诉讼调解在审判权运行中角色定位的新一轮争论。本文从诉讼调解是否是审判权运行的有机构成这一命题出发,对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逻辑前提进行理论证成;进而阐明优先的定位只能是时间优先、手段优先,结果不必然优先;阐释如何协调好诉讼调解中自愿调解与强制调解、调解妥协与权利保护、调解实效与分清是非三对核心关系,并就如何才能在实践中科学地贯彻调解优先原则提出些许建议。     

我国法官的人权教育刍议

联合国对法官人权教育的重视是与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分不开的。2004年"人权入宪"促进了我国法官人权教育的发展。但是,我国的法官人权教育在定位、内容和形式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这就必然要求今后法官人权教育的科学发展。     

大调解视野中的审判

纵观世界,当代调解制度有两个发展模式:一是在现代法治基础上的创设的调解制度,这一调解模式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发轫,继而于80年代延伸到澳大利亚和英国,90年代又拓展到了欧洲大部分大陆法国家和南非等国;第二种发展模式在对传统调解制度的局     

行政诉讼调解中的公众参与

和谐社会呼唤和谐解决纠纷的方式。调解制度与时代契合,在司法实践中正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本期刊登的这篇文章,运用比较分析、法律解释学等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行政诉讼为什么能够调解、如何调解这两个困扰学界已久的问题进行解读。该文最大的亮点是,将二战后欧洲兴起的公众参与理论引入行政诉讼领域,把公民对行政行为形成过程的参与作为实现行政诉讼调解的途径。这是一种有益的理论探索,对于完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提供了一个新的考察视角。     

案外人参与调解制度之完善问题研究——以《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为对象

为充分发挥调解化解纠纷的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在2004年颁布专门司法解释规定,案外人可以通过提供担保的方式加入调解。但这一条文存在三方面的不足:一是案外人加入调解的身份受限制;二是加入调解的方式过窄;三是未为其设定相应的程序权利。笔者认为,造成这一不足的原因在于:一是对调解的性质认识不充分;二是对调解的灵活性发挥不足;三是对调解中的程序保障问题认识不够。本文将分析该规范的以上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完善的建议,希望对当前相关司法解释的制定与完善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