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治理:机遇、挑战与总体框架设计

人工智能为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能为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其将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精准预测公共需求,助推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但人工智能也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人工智能发展的不确定性对现有社会伦理和法律规范产生了冲击,对信息安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还可能导致失业率上升而引发社会问题。因此,人工智能与社会治理的结合是社会治理系统优化的一项庞大工程,需要科学的系统框架,这一框架主要由现代化的治理理念、有利AI健康发展的环境、完善的信息资源体系架构、科学合理的AI技术架构、广泛应用的AI社会治理平台五个部分构成。     

人工智能敏捷治理实践：分类监管思路与政策工具箱构建

纷繁复杂的人工智能应用风险在带来监管挑战的同时,也让追求敏捷成为当前人工智能治理的共识性理念。但如何在具体路径、机制、工具上实现真正的敏捷监管尚缺乏系统的学理分析与实践指引。遵循科层体系运作逻辑的监管部门在克服制度张力和应对不确定性方面存在天然不足,实践改革因此普遍将“分类”视为一种适应复杂性与提升敏捷性的潜在思路。通过对人工智能多领域业态发展模式与技术创新规律的比较分析,以及综合人工智能各领域现有国际治理经验,本文构建了人工智能治理风险的关键分类维度及与之相适应的全谱系政策工具箱。研究试图为监管实践者提供一个合意的分类思路与政策工具组合指引,使监管实践可从产业特征标定分类治理对象,并在对应的政策工具箱中寻找政策组合。     

人工智能的治理和国际机制的关键要素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与转化应用,人工智能的治理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研究的课题。许多国家和组织着手研究如何开展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安全治理和建立相关机制。中国也在构建以《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为代表的治理体系。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应用的跨国特性,其治理须考虑各国的共性需求,需要制定互通的道德规范和行业规则。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的有效机制至少应包含:动态的更新能力、技术的源头治理、多角度的细节刻划、有效的归因机制、场景的合理划分等五个关键要素。     

人工智能时代公安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机遇、挑战与变革

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安机关参与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可以缓解警力不足,优化执法行政流程,提升治理精细化和公安决策质量,促进警民关系和谐发展.但人工智能固有的技术缺陷会给公安机关带来治理风险和行政伦理等问题.因此,公安机关应优化公安组织体制和警务机制,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管控和数据安全监控,创新警企合作机制,探索警察行政伦理和规范体系,以促进人工智能与公安机关参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     

手段工具“花架子”,关鍵时刻“掉链子”数字治理实战暴露三大短板

面对汹汹疫情,以移动互联网为基础,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WIFI指纹等技术综合运用的精准防控,在确保严控疫情的前提下,尽可能把对社会经济、民众生活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但此次抗疫大考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让数字治理进一步发挥效力、释放潜力,值得城市管理者深入思考和实践。     

“向善”且“为善”: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治理与社会科学的源头参与

在人工智能成为新基建重要内容的时代,面对与算法如影随行的社会风险问题,如何规训算法使其"向善",又如何驾驭算法使能"为善",日益成为政府、社会和学术界所关注的重要议题。在讨论算法治理现有进展和现实困境的基础上,需要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具体情况,从技术架构和社会环境的角度分析算法生态供给侧的社会化生产路径及其治理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特殊性。在中国人工智能头部企业的行动研究案例说明,社会科学在将计算的社会化生产和社会风险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时,以源头参与、多方合作的方式推进算法治理能够降低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创造出更多的社会价值。     

谱系、异化与实践：弱人工智能创造社会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

在技术赋能和算法嵌入的视域下,人工智能技术正逐渐深度参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建构全过程。基于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和低复合能力等特征,当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仍然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作为生产力工具,弱人工智能创造社会价值能够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当性内部证成。在马克思经典哲学图谱中,弱人工智能是先进生产力与前沿科技的典型代表,深度重塑了社会阶层结构和人类思维空间,具备创造物质价值、知识价值与公共价值等三重社会价值的内在机理。然而,在当前弱人工智能创造社会价值的过程中,资本、技术及其自身限制异化等问题导致弱人工智能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背离。因此,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对技术资本异化问题、技术理念异化问题、技术限度异化问题进行批判性分析,探赜弱人工智能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脉络实现社会价值的适恰治理路径。     

人工智能与公共管理研究:技术可能性、议题重构和治理创新

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社会的变革影响引起了公共管理领域的普遍重视,但在强人工智能以及人工智能必然导致自动化、智能化社会形态的前提假设下,相关研究可能继承了技术决定论的局限思维,从而低估了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社会的潜在贡献。自然科学视角对于强人工智能的否定揭示了人工智能所具有的多种技术可能性,在此基础上从个体、组织、全球三个层面的议题重构更多强调人类自身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社会变革过程的影响,而由此启发学科、制度、政策三方面治理创新进而推动相关理论和实践以更为开放的态度面对新技术带来的变革与影响。     

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国家治理:一项预判性分析

技术变革创新与国家治理之间存在紧密关联,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将如何影响中国国家治理是值得关注的重大议题,而在当前人工智能研究的整体图像中,国家治理视野与话语相对缺失,需要及时找回与补足;虽然人工智能对中国国家治理的诸多影响还未明显展现出来,但是可以预判的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升级将影响国家治理信息基础的完整性、准确性、新鲜性和国家治理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政策执行的有效性、政策评估的准确性以及国家治理央地、部门、政社之间的协同性;而受发展技术段位和国家态度选择的约束,人工智能影响国家治理的可能范围与程度及其影响国家治理的机会与空间都是有限度的;未来人工智能与国家治理之间的互动还有更加丰富的想象空间。     

社会治理智能化:实践创新与路径优化

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通过智能技术融合社会治理行为、扩充社会治理主体、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以及增强社会治理效果,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实践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但仍然存在智能技术与社会治理融合不充分、顶层设计与重心下移不充分以及技术保障与法治改革不充分等问题。作为一项贴近中国基层实践、面向未来的事业,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需要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实施的关系,同时要在法治轨道内深化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