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权视野下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法理分析

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目前不仅在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已有立法、司法实践,在我国的无锡、海南地区也对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合法性予以确认。深入剖析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价值内涵及正当性,引出对我国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现状剖析,由此发现,我国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存在诸多问题,如立法体系上的空白、公民起诉资格的限制以及公民环境知情权的缺失等。试图通过修订我国现有法律,构建环保团体诉讼制度、代表人诉讼、激励反馈机制以及环保基金制度等制度,为我国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完善出谋划策。     

关于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思考

关于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条件一直是行政公益诉讼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世界各国对于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设和原告资格的理论都有了相当的发展。原告资格问题是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最重要的条件。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当建立以公职机关为主、公益团体和组织为辅、公民个人为补充的多元原告资格制度的模式。     

公益诉讼费用问题研究

由于我国公益诉讼体制尚未完全建立,现行法律规范在许多实体上和程序上的规定无法适应公益诉讼的需要,为公民提起公益诉讼设立了诸多障碍,其中尤以提起公益诉讼的相关费用问题更为突出。从我国当前诉讼费用的交纳办法和公益诉讼案件的特性入手,通过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的分析论证,在对外国有关公益诉讼费用的担负制度考量后可以看出,由国家财政支出公益诉讼费用,或者建立公益基金,再或者由行政机关为原告方提供支持是完善费用制度的良好途径。     

赋予公民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必要性——以法经济学的视角分析

在我国,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存在很多障碍,从而导致社会公共利益不能得到很好的维护。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明确引入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但是仍未明确赋予公民个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从法经济学视角,运用供求理论、公共福利等经济学分析方法,以个案研究为进路,就"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是否合理"进行分析,可以论证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应该多元化,法律应该赋予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资格。     

论公益诉讼原告的多元化

我国现行法律所规定的原告一元化,造成公益诉讼案件的审判盲区。借鉴国外公益诉讼制度原告多元化的规定,我国法律应规定,除直接利害关系人可提起诉讼外,特定的国家机关、相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也可提起公益诉讼。     

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分析

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确立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但仍需进一步细化相关规则。就民事公益诉讼的提起主体而言，宜将其中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团体”具体化为检察机关和民间公益组织。检察机关作为民事公益诉讼主体具有宪法和法律依据，是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所在，且具有其他主体不可比拟的优势以及相关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尝试。民间公益组织的成立具有公益目的，且具有专业性，根据诉讼信托理论，亦是民事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我国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在设立之初，不宜将公民个人纳入到提起主体之中。     

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四维路径

产生"滥诉"和能力不足并非制约公民个人作为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关键所在。无法可依、无钱可诉、无力起诉、无心起诉才是其主要的制约因素。需要加快完善立法、设立公益基金,实现外力驱动,让公民能诉、可诉;建立激励机制、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内力驱动,让公民愿诉、想诉。通过在外驱和内驱两个方面四个维度共同推进,实现公民个人作为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现时困境及其突破思路

在近几年系列新规出台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出现了不升反降的怪现象,现时面临着诉讼主体狭窄、缺乏配套机制、赔偿与执行难的困境。美国和德国的环境公益诉讼模式对我国有借鉴作用。我国突破现时困境的思路是允许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细化个人公益诉讼的立法规定,完善赔偿与执行制度。     

建构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略论

公益诉讼是指为维护国家和社会公益利益而提起的诉讼。它是自然人或组织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方式之一。建立和完善公益诉讼可以完善我国司法制度，促进法治发展。它是我国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构我国公益诉讼制度，要建立监督权力行使的权利运作之机制，明确公益诉讼提起主体和条件及受案范围，提高公民的公益诉讼意识，建立我国的公益诉讼团体组织，并改善法院的工作效率和执法水平等。这对于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消费公益诉讼原告主体的扩张与完善

目前,我国提起消费公益诉讼原告范围的规定过窄,阻碍了消费公益诉讼发挥应有价值。基于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扩张的理论,消费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呈现广泛性的特点。公民提起消费公益诉讼可以弥补“官方组织”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不足,充分发挥律师在消费公益诉讼中的作用。应在借鉴美国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的基础上,确认公民具有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资格。     

论行政诉讼中的公共利益保护

公共利益是全体公民的利益,是社会整体的利益。只要违法者的违法行为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对不特定的人的合法权益构成损害或具有损害的潜在可能,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利起诉违法者以保护公共利益。理想的公益保护模式应该是,以国家保护为主力军,动员一切社会力量保护公共利益。我国法律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仅限于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诉讼法支持,这就使得公共利益的保护在我国成为一个缺欠。我国应顺应国际化潮流和我国实际,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其基本内容为行政公诉和民众诉讼并存。在未来的公益诉讼制度建立中,我国应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将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明列于相关法条之中。     

论犯罪嫌疑人的确认

我国刑事诉讼法只对犯罪嫌疑人身份终点作了规定,但对犯罪嫌疑人身份起点即确认犯罪嫌疑人的规则却没有规定。确认犯罪嫌疑人是保障无辜者免受追诉的屏障,也是保障犯罪人诉讼权利的基点。被采取强制措施或第一次讯问是确认犯罪嫌疑人的时间标准,而告知诉讼权利则是确认第一次讯问的程序规则,被调查人也有权申请确认其为犯罪嫌疑人。     

行政判决种类之重构

我国现行的行政判决包括维持、撤销、履行、变更等七种类型,但如此分类已与日益变化的行政诉讼实践脱节。因此,有必要对现行的行政判决种类进行重构和完善,以使其能够为相对人提供完整的行政救济,对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予以有效纠正,从而实现行政诉讼制度的根本功能。     

在收缩与扩张之间--试论检察院的重构

我国现行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职务犯罪侦查权、公诉权的权力组合,检察权的定位论争不已,运行弊端丛生.笔者认为,根据权力分立的法治原理及诉讼职能等程序原理,对检察院进行机构调整和权力重新配置成立专司法律监督的新检察院、专司职务犯罪侦查的监察院和专司一般刑事案件之公诉与民行公益诉讼的控诉院.只有不断改革,才能更加规范、合理,符合法治原则.     

我国刑事司法与有关国际公约的衔接问题研究

我国现有刑事立法与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都存在较大差距。司法机关应树立遵守国际条约、加强国际合作及强化人权保障的司法理念，遵守本土化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并允许司法机关在坚持程序法定原则前提下进行诉讼规则的适度创新。要使我国刑事司法与国际公约相衔接，必须完善我国宪法规定、实体和程序法律规定。     

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刑事法定化考量

诉讼欺诈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且在现实生活中有愈演愈烈之势,仅靠民事制裁力量显然已不足以抑制其发生。因而应当将其作犯罪化处理,在刑法分则中单独设立罪名,配置法定刑,以有效遏制其蔓延之势。至于对法院因诉讼欺诈行为作出错误判决而对诉讼相对人造成损害的,应视具体情况确定是否进行国家赔偿。     

试论江泽民的治警思想

江泽民的治警思想是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向全面纵深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他要求整个公安工作都要“讲政治、讲法制、讲服务”；要求队伍建设要“从严治警，依法治警”：要求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在执法活动中必须“严格执法，热情服务”。     

关于行政公益诉讼的思考

传统的行政诉讼只针对法律保护的权利受侵害的相对人,这样当行政行为危及社会公共利益时,利害关系人便无法通过司法手段矫正行政行为。从保护权利与公益角度出发,在综合参考其他国家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应完善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以在我国建构该制度。     

劳动公益诉讼制度建立的思考

劳动公益诉讼作为公益诉讼的一种,是公益诉讼制度在劳动法领域的典型适用。由于我国当前存在着劳动公益诉讼立法的严重缺失,对于目前众多公司、企业日益严重既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又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现象,弱势群体劳动者依法维权显得苍白无力。根据我国实际国情,建立劳动公益诉讼制度,来维护劳动者合法劳动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