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影响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延续时间最长、影响作用最大的一种考试制度和选官制度。它始于隋,完备于唐宋,衰落于明清,终于在清末光绪年间被废除在封建社会上升发展时期,科举制度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有力地促进了社会政治结构的稳定但究其自身的封建主义属性,科举制度在明清时期经过短暂的鼎盛发展期之后已与时代的发展不相适应,成了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的障碍,成了阻碍中国社会顺应历史要求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因而不可避免地在封建王朝行将就木时寿终正寝。     

八议、官当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官员和贵族总是会堂而皇之地得到特别的优待、享有特别的权利，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这些“优待、宽宥、特权”都是有法律依据的。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法等级社会，法律中贯穿着不平等的精神和原则，规定了很多的特权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八议、官当”制度。     

论中国古代礼刑互动关系

礼与刑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两种主要社会规范。本文从礼刑互动交融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的礼刑结合过程及其原因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礼刑结合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深远影响。这一发展过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礼刑结合的实质是反映封建等级特权政治关系和封建宗法血缘家族关系的等级性社会秩序的法律化和制度化     

中国古代“才子佳人小说”论略——从西欧中古时期的“骑士传奇”谈起

骑士传奇是西欧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产物,由分封制所造成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现实是其产生、发展的基础。所描绘的种种爱情故事,虽然显得荒诞离奇,然而总是与骑士制度有着种种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人性的肯定。散文体骑士传奇是西欧近世小说的先导,至少从叙事形式和技巧方面为欧洲近世小说提供了范式。才子佳人小说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条件下的产物,中国中古以后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体制,特别是唐代以来实行的决定中国知识阶层命运和思想状况的科举选官制度,是才子佳人小说创作产生和长期延续的基础。即使是那些耽于幻想的才子佳人小说中所描写的虚幻恋爱婚姻故事,也多少反映了中国古代知识阶层追求个性解放的愿望。清代前期中、长篇才子佳人小说兴盛的小说史意义,则在于巩固了《金瓶梅》发轫的以长篇小说描写现实生活的新传统和确立了长篇小说由文人独立创作的新格局。西方和东方这两种文学现象是基于两种社会体制所导致的历史文化的差异,从而证明了制度文化对文学的巨大影响,也提醒我们不能脱离历史文化背景研究古代的小说。     

论中国古代特权法律传统之合理性——以八议制度为例

本文通过对八议制度的产生及发展史的回顾,简要的分析了其背后的法律特权思想,并探究了法律特权传统在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论中国古代文官考绩制度及其现代借鉴

中国古代文官考绩制度源远流长,萌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确立于秦汉时期,完备于隋唐时期,发展于宋元时期,明清时期为其集大成时期。经过长期的嬗变,中国古代文官考绩制度形成了考绩机构专门化、考绩内容实绩化、考绩程序规范化、考绩等第明确化、考绩奖惩一体化、考绩制度法制化等特点,对澄清吏治,提高工作效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古代文官考绩制度的优秀成果对我们现今公务员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具有重要参考借鉴价值。     

我国古代科举制的廉政效应

本文指出人事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实行什么样的选官制度,对于防止用人腐败、促进廉政建设,有重要意义。科举制作为选拔官吏的一种方式比以往任何选仕制度更为公正与公平,促进了古代廉政建设。     

构建我国免证特权制度的必要性与契机

刑事诉讼中的免证特权制度是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就有与此相类似的亲属间的"容隐制度",并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但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立法中并没有建立免证特权制度。本文对我国构建免证特权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免证特权制度应当并且可以在我国建立。     

中国古代惩治贪官的法律制度分析

贪污腐败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种社会问题,自从文明社会诞生以来就一直困扰着人类。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仍不例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远见的思想家、政治家们都采取了各种措施进行倡廉惩贪,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反腐败的经验。本文从中国古代惩治贪官的法律规定入手,探讨了古代廉政实践的历史经验及教训,以求对当今反腐有所裨益。     

宋代的版权问题--兼评郑成思与安守廉之争

雕版印刷技术促使宋代出版业迅速发展。为禁止当时的盗版现象,宋代一些营利出版商试图寻求官府的保护。出版商的努力反映了基于私人知识财产的版权观念已经产生。然而,宋代的版权形态仅仅表现为某些营利出版商的版权利益主张与个别地方官府偶尔、零散的行政庇护相结合。出版商的行为并没有导致版权法或知识产权制度的催生。对此,郑成思认为是由于传统社会经济未得到发展。安守廉则认为官府有关版权或出版业的行为只是反映帝国控制思想传播的努力。但是,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西方中世纪对出版业的控制程度远甚于宋代,版权法却首先产生于英国。与宋代出版商不同,西方私人出版商的出版特权与政府的出版管制密切相联。在各种社会因素的作用下,出版特权成为稳定的制度。各种因素促使出版特权制度转变为后来的版权法。中国古代无法发展出一套版权制度与当时的集权/极权政治相关。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对当今检察工作的启示

本文首先回顾了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沿革,并分析了其特点。笔者认为,古代监察制度中的某些制衡有效性及其追求社会清明的意义,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经验与智慧,很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尤其是在以追求行政管理科学化、法制化和现代化为目标的现代社会里,结合我国当今的检察制度来研究和探讨古代监察机制产生的动因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并在技术上加以一定程度的借鉴,无疑是必要的。     

浅谈中国古代廉政法律制度

官吏贪污腐败是中国封建社会激化阶级矛盾、触发农民起义、造成政权更迭的重要原因之一,官吏队伍的廉政建设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官员选拔、官员考核监督、惩治官员贪污贿赂三个方面介绍了古代的廉政法律制度,并提出了这些制度对我们今天的行政法规及刑法对于官员廉政建设的重要意义。     

以法治之道削弱“制度特权”

人们针对"制度特权"更多指责的是那种游离于制度之外、缺少监督和约束的法外特权,往往忽视了制度以内的特权所带来的危害。制度之内的特权是由长期以来的官僚等级体制以及由权力、身份和财富所决定的超公民权力,它往往以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为设置初衷,堂而皇之地被纳入制度来加以锁定。但这种超公民权力被制度确认后,由于缺少足够的合理性,以及较少受到制度的监督和制约,极易被特权的享有者超越边界地加以使用,因此亟待逐步加以削弱。削弱制度特权,需要严密的顶层制度设计。过于理想化、革命式地反对制度特权,一般不会有太多的积极效果,很可能是无果而终,搞不好甚至还会走向极端的反面。因此,以法治之道将制度特权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应当是改革的目标,它有赖于在更大推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将创造机会均等作为基本策略。     

浅驳典权制度的建立

典权制度产生于中国古代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时期,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而在现今社会是否有必要将典权制度纳入我国现行物权法中,在物权法学界引起了较大的争议。此篇论文将对典权制度是否有必要在我国制定进行深入探讨。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作为古代政治制度中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封建统治起到了重大作用。其间经历了先秦萌芽时期、秦汉形成时期、魏晋南北朝发展时期、隋唐成熟时期、明清顶峰时期等几个阶段。研究古代监察制度对现今的监察体制也会有所借鉴。本文从古代监察制度的演变特点及其局限性以及现代意义等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浅谈日本美术教育史上由世袭制向非世袭制的转变

公元六世纪 ,佛教作为大陆文明的载体经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 ,这种在当时视为“蕃神”的外来宗教当即同原有的“国神”信仰体系发生交汇 ,并在碰撞与融和中扎根到古代日本文化的土壤之中。因此这个时期的日本美术教育主要是传播佛教文化 ,这时期的画家或传播美术技能的艺人 ,多是在中国或朝鲜出生 ,他们的后辈沿袭先辈的技艺 ,在传播技艺的方面也采取了画师亲授的中国传统的方式。这种师徒制一直延续到日本的近现代 ,并被称为“家元”式的世袭教育制度。在这种制度下 ,同一师承的群体被称为一个流派 ,各流派在师承的基础上研究与探讨 ,形成自…     

“祖制”的法律解读

中国古代在国家治理与社会控制方面,以先皇祖训为内容的"祖制"发挥着重要作用。祖制作为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其调整范围涉及国家权力的分配与制衡、朝廷运行机制、重大事件决策、重要职官任免、朝贡外交等。祖制主要通过由皇帝主持的"祖制驳议"机制来实施。在规范形式上,祖制多以诏令、上谕等先例、惯例的方式存在,较多保留春秋以前非法典化、非公开化的法律神秘主义特征。祖制初步具备国家根本法的性质,其与普通律令既有分工,又有衔接,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完整的法律体系:"祖制—律令"体系。祖制的存在,适应中国古代尊祖孝亲的宗法传统,弥补了因皇位世袭导致国家治理制度的重大不足,同时,也对律令体系的完善产生消极影响。     

中国古代的死刑复核制度及其思想基础

中国古代施行的死刑复核制度,其思想基础是慎刑思想。这一思想起源于先秦时期,以后不断被继承和发展,成为确立死刑复核制度的思想依据。这一制度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唐代使其完备,明、清时还发展为会审制度。中国古代的死刑复核制度与它的思想基础对中国近代的立法,乃至当时的一些东亚国家的立法都产生过很大影响。与古代东方国家的法制相比较,中国古代的死刑复核制度与它的思想基础很具特色。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古代法乃至中华法系的一个特点。     

中国古代法官出入人罪的责任制度

在我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时期,统治阶级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总是把本阶级的利益和权力加以条文化、法律化。法律颁布以后,为使其贯彻执行,对官吏断案中的“纵”、“枉”行为和轻罪重判或重罪轻判行为,规定了许多惩治性的条款,逐步地形成了中国古代法官出入人罪的责任制度,成为古代法官责任制度里重要的核心制度。今天,对它作初步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法官责任制度,并进一步揭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本质,而且对目前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责任制度也具有借鉴作用。     

论清代民事诉讼制度的几个问题

一、清代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沿革中国古代经济上以自然经济为基础,政治上是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在社会生活中宗法等级制和家族制度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而决定了中国古代的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具有独特的风格与体系。就民事诉讼制度而言,在其发展过程中呈马鞍形,即西周和明清相对发达,而秦汉、隋唐时期则较为粗疏、停滞。中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过程之所以呈现出如上特点,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原因。西周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的成熟形态,政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