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模式变革与农村社会发展——以浙东DT村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变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以人民公社体制为载体的控制型治理模式与20世纪80年代开始确立的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在这两个阶段,农村社会呈迥然相异的发展状态。反思乡村治理模式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可得到如下启示：乡村治理须以经济社会的现实发展为基础,乡村治理须尊重农民的意愿与创造性,乡村治理不应割裂历史文化传统。     

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的内在优势及实践路径——以吉林省为例

基层党组织作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载体，具有引领乡村产业发展并为其提供组织支持、人才支持、资源支持的内在优势。在新时代背景下，各地农村基层党组织科学谋划、多措并举，在引领乡村产业发展上取得了长足进步。随着产业发展的走深走实，农村基层党组织也面临着党员队伍素质偏低、后备力量不足，执行能力弱、村“两委”职责模糊不清，监督机制存在漏洞以及农民对乡村产业发展参与不足等困境。对此，农村基层党组织应以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明确村“两委”职责权限、强化监督机制、发挥农民主体地位等为切入点破解乡村产业长效发展难题，开启新时代乡村振兴新征程。     

告别基层政府失位、失语、失信

尊重农民主体意识,让农民不再"失位" 农民是乡村治理的价值主体,民心得失是衡量乡村治理成败的核心标准.当前基层政府擅自"为民做主"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手段操控村级选举、通过经济手段控制村组织等导致农民的主体意识缺失,农民"失位".这就要求增强农民的主体意识.     

从差序格局走向团体格局——农民组织化与乡村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学视野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解体,乡村社会结构走向具有现代意义的团体格局成为一种应然选择.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是建构团体格局的重要途径.推动农民组织化的健康发展,不仅能够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于构建乡村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农民组织化既有利于完善乡村政治过程、优化政治关系、培育社会资本,而且有利于推进乡村治理结构的民主化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     

“一村一律师”制度推行的障碍及解决思路

在农村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很多法律问题，乡村农民的教育需求、医疗需求、住房需求现在已经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但“法律需求”对农民来说还是一个奢侈品。为了推进我国的普法建设，有人提出了“一村一律师”的设想，     

20世纪乡土小说的创作形态及其新变

从1920年开始,20世纪的中国乡土小说走过了80余年的历程.在不同文化思想的影响下,作家们秉承着不同的创作立场和创作方法,形成了乡土小说的多重创作形态.其中有鲁迅开创的文化批判型,茅盾为中坚的政治功利型,废名和沈从文倡导的文明怀旧型,还有赵树理为代表的乡村代言型.不同的创作形态体现出不同的审美追求和艺术特点,相互之间也构成了复杂的关系.90年代后,乡土小说创作形态呈现出新的发展和变异.     

试论“乡政村治”中民族乡村关系走向及调适

民族乡村关系同一般乡村关系一样,是在“乡政村治”模式下的管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族乡村关系日益复杂,出现了两种极端走向.本文就民族乡村关系发展的现实表现进行研究,提出相应的建议.     

完善村民自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村民自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石。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村集体经济薄弱、青壮年农民大量外出打工、现行乡村政治文化环境及乡村关系冲突等是制约村民自治有效运作的重要因素。为此,必须发展农村经济,增强村民自治的物质基础;培育健康的村民自治意识,使农民成为合格的村民自治主体;着力推进村民自治的科学化和法制化;理顺村民自治中的各种关系;营造村民自治法治环境,为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告别基层政府失位、失语、失信

尊重农民主体意识，让农民不再“失位” 农民是乡村治理的价值主体，民心得失是衡量乡村治理成败的核心标准。当前基层政府擅自“为民做主”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手段操控村级选举、通过经济手段控制村组织等导致农民的主体意识缺失，农民“失位”。这就要求增强农民的主体意识。     

浅谈我国农民身份转变过程中的法制建设

农民在我国是身份而非职业的象征.受制于社会传统观念,国家治理理念,法律制度影响,造成了我国农民身份转化的困境.本文指出,农民身份转型在此重重困难之下,需要我们通过对户籍、社会保障、土地等法律制度进行合理建设,推进农民身份的转变.     

中国乡村关系:网络模式的端倪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乡村关系道路是中国学者们的一个热门话题,而探索一种新型的网络模式的中国乡村关系就是本文的主旨。本文首先对一种新型的乡村关系进行定义,进而对现实中国乡村关系出现的网络模式的端倪进行分析,最后得出只有构建一幅乡与乡、村与村以及乡与村的良好发展且良好互动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新乡村关系才是中国农村的发展出路,这是符合中央新农村精神的。     

从善秩到善治:乡村治理有效的法治逻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而治理有效需要建立在良好的治理秩序基础之上.建构基于法治的乡村治理秩序,是从善秩到善治的关键,其取决于村内部治理秩序和村外部治理秩序的良性运转、协调与平衡.逻辑框架在于:村内部层面,村民依法自治、依法用权维权;村外部层面,政府依法行政,推进治理法治化;协调与平衡层面,良法善治、缘法而治...     

一个都市白领的乡村纪事

一个上海的白领,放弃丰厚的工资和稳定的生活,只为心中的一个梦,一个乡村梦。终于在某一天,他决然地放弃一切,选择这样一条路——前往中国最贫困的乡村,去帮助贫困农民,发起爱心帮扶＂万村行＂。一个人,一辆自行车,他几乎走遍中国贫穷的大山和乡村,记录近千篇日记,拍了上万张照片。     

方法论视角下的治理理论与中国乡村治理

我国乡村治理理论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它立足于农村社会实际,寻求以历史和现实资源解决问题.乡村治理主要是以农村、农业、农民为中心,但又涉及到现实中国各方面的改革开放实践和社会产业结构、利益实现、社会结构、区域协调等问题.我国乡村治理的基本问题应包括乡村治理体制的创新、乡村治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推进乡村治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等方面.     

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若干法律问题

一、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与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立法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以下简称乡村集体企业)是由乡(含镇,下同)村(含村民小组,下同)农民集体举办的企业。其前身是农村的社队企业,即原来由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兴办的企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社队企业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队企业的发展才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地提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凡符合经济合理的原则,宜于农村加工的农副产品,要逐步由社办企业加工,城市工厂要     

乡村自治：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路径

“三农”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因农民的意志上升不到统治意志,平等权、自由权及社会经济权利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发展乡村自治能够实现农民的“自我管理权”,扩大农民的权力。因而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路径。乡村自治的理论和实践及乡村治理的现状都证明了在这一点。     

20岁女刑警诱捕色狼

她静静地坐着,不时侧头看看坐在她身边的大队长,轻声说:怎么说啊?说完,一朵红云迅速飞上脸颊。若不是亲眼所见,怎么也不会将这个花一般年纪的姑娘,与那个深夜诱贼上钩,成功破获系列强奸抢劫案的女警官联系起来。 2001年2月20日晚9点左右,宁海县城关某村的王平在下班途中,一个男子突然骑车从她身后刷地飞了过去,在离村大约50米的地方,那男人停了下来,当王平骑车到他身边的时候,他突     

欠发达乡村农民的城镇化意向——基于山东省龟山子村的调查

城镇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作为山东省欠发达乡村的农民,在面对即将到来的城镇化,表现出的意向对后续的城镇化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参考价值.分析在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农民遇到的主要关于土地与房屋补偿、就业、城市适应、养老问题四大突出问题,从政府和农民自身两方面切入,思考未来城镇化建设的走向.     

农村征地补偿费的管理亟须规范

征地补偿费,是土地被征用的农民群众今后发展生产、维持生活的重要来源.管好、用好这一资金,对于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保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预防和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农村征地补偿费在使用和管理上,存在着一些令人担扰的问题和潜在的隐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使用不当.有的村、组急功近利,在未进行认真的市场调查和考察的情况下,盲目投资兴办经济实体,以致造成经济损失.有的村、组将征地补偿费一分了之.     

农村政治文化何以影响村民自治:对L村和D村的个案考察

特定的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存续的重要基础,其能够规范和指导社会成员的政治行为并影响政治体系中政治制度的实际运作.通过对山东省高青县L村和安徽省固镇县D村的调查我们发现,农村传统的政治文化不仅造成了村民民主观念、自治主体意识和公共观念的缺失,也使得村民组织能力明显不足.本文认为,通过培育新型农村政治文化,推动新型农村政治文化的传播和延续,加强自治制度建设等,可以改善村民自治现状,推动农村政治文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