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基层政府失位、失语、失信

尊重农民主体意识，让农民不再“失位” 农民是乡村治理的价值主体，民心得失是衡量乡村治理成败的核心标准。当前基层政府擅自“为民做主”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手段操控村级选举、通过经济手段控制村组织等导致农民的主体意识缺失，农民“失位”。这就要求增强农民的主体意识。     

乡村振兴背景下加强民族地区农民法治意识培育研究

农民法治意识是推动农村法治建设的内在因素。新时代在"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要求下,民族地区农民法治意识培育面临农民仍然不习惯用诉讼手段维护个人正当权益、留不住服务农村的专业型法律人才、乡村法治建设投入不足等问题需要解决。因此,要结合民族地区特点提高民族地区农民法治教育针对性,建设服务农村的专业性法律人才队伍,加大乡村法治建设投入,以不断提升民族地区农民法治意识,树立法治权威,充分发挥法治在推动民族地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     

我国村民自治主体的法律分析

乡村治理主体作为乡村参与主体和决策主体,是乡村治理中最重要的部分。中国乡村治理经历了皇权、宗族和乡绅共存的治理、国家权力为主体的治理和村民治理。虽然中国乡村治理发生了范式转变,但由于长期以来制度的安排,村民作为自治主体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其法律地位没有明确授权。因此,首先要从制度上明确现代乡村治理主体是村民,同时从法律上界定村民的资格,从而使乡村治理变成村民治理,真正实现乡村民主。     

村民自治与农民主体意识的培育

农民主体意识是农民作为社会和历史的主体所具有的对自身地位、价值和能力的一种自我认识,以及对外部世界认识和改造的自觉意识.村民自治不仅是农民主体意识培育的制度载体,也是其组织平台,更是其实践基石.促进农民主体意识的培育,必须优化村民自治.即创新乡镇管理体制,保障村民主体自治权;创新村民自治制度,为农民主体意识的培育提供制度保障;加强村社互动,为村民主体自治构建社区平台.     

农民集体成员权、农民集体决议与乡村治理体系的健全

农民集体所有权的规范目的是实现农民集体成员权,经由民主决策程序实现村民自治。农民集体成员权是农民对集体所享有权利的总称,其行使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是实现对集体财产的分配正义。农民集体决议行为是农民集体成员权的主要行使方式和村民自治的民法体现,其法理基础在于根据程序正义的要求基于民主多数决的意思表示形成机制实现农民集体的公共选择。本文提出乡村治理体系"一体两翼"的理论:以乡村治理体系为"一体",以农民集体成员权和农民集体决议行为为"两翼";其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和完善农民集体决议行为规则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农民集体成员权的实现。应妥当界定农民集体决议行为的成立和效力,区分农民集体决议行为的不成立与农民集体对外合同行为的法律效力,并在民法典物权编对农民集体决议行为的规定做相应完善。     

基于多元治理主体的乡村韧性比较研究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乡村振兴开启元年。当前,我国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内外形势,构建更具韧性的乡村,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才能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但我国乡村韧性整体水平与各地各类型乡村韧性的差异目前都尚不明晰。据此,主要采用案例研究和对比分析的方法,通过对乡村村民及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访谈与相关资料分析,对乡村韧性整体水平及各类型乡村韧性的差异做出研判。研究发现:乡村整体韧性水平较以往有较大提升,但各类型村庄内不同治理主体的韧性和其整体韧性均呈现明显差异,乡村的整体韧性从大到小依次为城郊融合型村庄、集聚提升型村庄、特色保护型村庄和搬迁撤并型村庄。当下乡村各主体韧性发挥情况与乡村治理格局基本符合,多元治理视角下乡村韧性的主要影响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基层干部治理能力、村内成员团结度、村落在地化程度、村庄长久以来的历史积淀和基层组织的动员引导能力等。     

从公民参与的角度看我国多元治理主体的构——以厦门PX事件为例

在转型中国时期,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公民社会成长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要求我们的社会治理模式必须从传统的统治型治理模式向现代的公共治理模式转变.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是治理模式转变的基础.公民参与作为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中一个重要环节,它为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制度平台.本文将通过分析厦门PX事件中各方利益主体博弈过程,从公民参与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     

实现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中央多次强调,要遵循"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和"通过农民辛勤劳动和国家政策扶持"的原则,突出农民的主体作用,积极引导农民对直接受益的公益设施投资投劳。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主体地位体现在哪里?应该怎样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又该如何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使国家投资与农民发挥主体作用实现有效对接?这一系列问题关乎新农村建设的大局,同时又是亟待求解的重要课题。     

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论

我国进入一个社会的转型时期,要实现传统农村向现代乡村的转型,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乡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代化,而传统观念中的供给主体——政府,却显得"力不从心"。本文在对我国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演绎作一个历史性的呈现基础上,对我国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现状、弊端进行深入的分析,并试图描绘出一个全新的多元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图景。     

“老支书”调解团,治理乡村矛盾的生力军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陕西省紫阳县毛坝镇大胆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积极发挥退休老支书作用,通过组建"老支书"调解团,有效化解乡村矛盾纠纷,服务乡村老龄群众.     

我国社区治理“碎片化”整合机制探析

在我国社区治理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在参与治理过程中面临着"碎片化"困境,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的"碎片化"和治理过程的"碎片化"。治理主体"碎片化"分化为内部"碎片化"和外部"碎片化",治理过程"碎片化"表现为整体过程"碎片化"和具体过程"碎片化"。导致社区治理"碎片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多元治理主体的错位及协动不足。在未来的社区治理中,可以参考日本的社区协动治理机制,明确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完善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协动治理机制,以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方法论视角下的治理理论与中国乡村治理

我国乡村治理理论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它立足于农村社会实际,寻求以历史和现实资源解决问题.乡村治理主要是以农村、农业、农民为中心,但又涉及到现实中国各方面的改革开放实践和社会产业结构、利益实现、社会结构、区域协调等问题.我国乡村治理的基本问题应包括乡村治理体制的创新、乡村治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推进乡村治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等方面.     

浅议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乡村治理是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是治理理论在我国乡村社会中的运用。现阶段,我国乡村的公共服务需求快速增长,乡村治理的重心在于通过扩大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以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时,由于我国社会力量发育不完全,在公共服务提供中要注重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的发展,建立政府主导、多主体积极参与的农村治理模式。     

多元权威主体互动下的乡村治理——基于功能主义视角的分析

文章以功能主义理论为视角,探讨乡村治理中的多元权威主体参与治理问题,借鉴了帕森斯的AGIL模型,结合具体实践对其进行部分修正,构建了以文化系统为中心的"适应型权威——目标实现型权威——整合型权威"的"权威三角"分析模型,并选择深受"老爷"文化影响的S村作为研究对象以检验分析模型。结果表明,特定的文化能对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各权威主体形成规范与约束,并使它们在分工的基础上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呈现稳固的"权威三角"治理格局,使乡村治理成为可能。     

试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主义、主题、主张

主体是指有目的、有意识地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人;主义是主体利益和意识的集中概括主题,即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主张是主体实现其主义和主体的方式.本文以高校思想政教育主体、主义、主题、主张为题,在判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基础上,探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下,实现三个“统一”,以达到高校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的目的.     

从主体守法角度分析提高执法检查制度实效的对策

主体的守法意识、守法的实际水平是制约法律实效的先决因素.执法检查在"了解真实情况,提出可行建议"方面作用的发挥,就主要受制于这一因素.下面,分别就执法检查制度涉及的三方面法律关系主体进行分析.     

民事主体制度新论——兼论农民集体的法律地位

民事主体作为民法上的"人",取决于法律的价值判断.法律判断的依据是特定社会对民事主体所形成的共识.现代社会法律确认民事主体的实质要件应是:凡具有单一意志并经登记的社会存在都可作为民事主体.据此,传统民法将法人限定在能独立承担责任的组织上,是一个误解.而法人制度的重构不仅使民事主体制度获得了新生,而且为中国农民集体法律地位的确定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的农民集体是一种组织承担有限责任的法人.     

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困境及对策

农村社会管理主体权威日渐弱化、"乡政村治"造成权力运行中的体制摩擦、农民组织化程度偏低、社会协同管理意识薄弱等是当前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因此,在新时期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应建立并完善农村社会管理多元主体的协调运转机制,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流动机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矛盾纠纷预警调处机制,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     

乡村的协作型治理机制——基于鄂西城郊L村的经验分析

城镇化背景下村庄存在权威资源衰落和乡村治权弱化的现象,乡村治理趋向协作型治理。协作是多个治理主体通过正式、非正式方式共同创建规则和结构进行交互的过程,协作型治理依靠组织性运作机制和程序性运作机制实现了乡村治理体系的优化。分析城郊L村协作型治理的基础和治理机制可以为乡村向城市的过渡转变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模式和样版,反思新时期的乡村关系转变,实现有效治理。     

从公民参与的角度看我国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以厦门PX事件为例

在转型中国时期,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公民社会成长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要求我们的社会治理模式必须从传统的统治型治理模式向现代的公共治理模式转变。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是治理模式转变的基础。公民参与作为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中一个重要环节,它为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制度平台。本文将通过分析厦门PX事件中各方利益主体博弈过程,从公民参与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