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自由观的悖论:在多元与一元之间

以赛亚·伯林依据价值多元论而主张消极自由,在其文本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等级序列——第一等级序列和第二等级序列——的消极自由。这种对消极自由的区分,可以解释柏林自由观的悖论,即对立基于价值多元论的消极自由的推演最终导向了消极自由价值的一元主义。这一悖论反映出伯林自由观的价值多元论与消极自由主张之间的张力。自由一元主义的结局表明伯林没有摆脱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心态,而试图将自由作为一种普世化规则的结果,必然是另一种形式的"强迫自由"。     

伯林"两种自由概念"解析

以塞亚.伯林(Isaiah Berlin),20世纪的顶尖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在1958年的演说"两种自由概念"中,分析了积极自由(positive)和消极自由(negative),对日后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关系讨论产生了极大影响。本文在前人讨论的基础之上,系统梳理了伯林"两种自由概念"的内涵、来由和理论基础,试图廓清其论说之深意。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读伯林之《两种自由的概念》

自由作为西方政治哲学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一直为学者们探讨的关键之所在。伯林对自由概念的二分法,即把自由概念分为消极意义上的自由与积极意义上的自由,为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典型的理论构架,成为战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复兴的代表之作。围绕这一划分,在学界展开了不断的论证与发展。本文旨在解读伯林对自由的概念定义,对两种观念上的自由的划分,以进一步了解伯林的自由概念二分法及其价值观。     

密尔混淆了什么?——密尔、柏林的自由观辨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从探讨社会权威所能施加于个人的限度出发,阐明了自己的自由观。但柏林则通过区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指出密尔自由观的第二个方面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自由,对这种自由的坚持和保有个人不受干涉的自由是不相容的,认为密尔实际上混淆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这两种概念。笔者对柏林的这种看法持保留意见,密尔对自由这两方面的共同强调事实上反映了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对民主理念兴起的警惕,和包容民主价值的尝试。     

科学研究自由权利研究

科学研究自由具有双重性 :作为思想自由 ,它是一项消极的权利 ;作为行为自由与社会文化权利 ,它是一项积极权利。作为积极的权利 ,它需要物质与制度条件的保障 ,由此决定了科技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应是保障科学研究自由。对科学研究自由权利的保障离不开对权利结构的分析 ,科学研究自由权利包括自由选择科学研究课题的权利、自由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权利和自由表达学术观点的权利 ,这三者相互结合构成了完整的科学研究自由权利体系     

佩迪特“无支配”自由观的演变及其共和主义国家观的挑战

引言 政治学理论前沿潮流当中，共和主义的复兴无疑是当中最重要的一支。尤其是以斯金纳与佩迪特为代表的“新罗马派”的影响最为重大。与早期的共和主义者不同，他们直接对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自由的理解提出了挑战，不论是早期斯金纳倡导的对“消极自由的新理解”还是早期佩迪特的“弹性无干涉”都试图在后伯林的时代超越自由主义对自由的理解，     

政治哲学中的“自由”观论

在当代社会的法律和政治话语中,“自由”已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但其内涵和外延仍然较为模糊,甚至一切非“自由”的或反“自由”的也成为了“自由”的。应在现代性的情景下重新审视政治哲学中的“自由”观。     

从以道德立论的自由到以利益立论的自由——卢梭自由观与马克思早期自由观初探

卢梭和马克思都是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卢梭与马克思的思想联系关注较少。本文试图通过对卢梭自由观与马克思早期自由观的简要介绍,阐明卢梭与马克思之间的思想联系。卢梭和马克思都对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和积极自由予以了关注,但他们对自由与法律的关系和自由、道德与利益的关系的论述却存在差异。     

论教育自由

自由不仅是教化的必要条件,而且自由本身是一种教化价值.自由赋予每个人不断获得自我创造或自我实现的动力、理想和责任.在教育中,自由是造就良好的个体的核心条件.教育不仅保障个体的免于强制的消极自由,而且必须促进自我实现的积极自由.教育自由是人接受教育中所享有的独特的自由.教育自由为了保证个人通过教育生活而实现自我引导的精神成长,既维护求教育者自我创造的责任,又解除任何为个人的自我引导和自我创造设置的障碍.     

简析西方宪政发展背后的逻辑

本文通过分析“有限”与“有为”的内在逻辑，试说明这种逻辑的背后反映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自由与平等、自由与法治等价值之间的张力，而这些价值不断调适使得“有限”与“有为”达到某种平衡。     

自由与民主:宪法诉讼的价值理念探幽

自由是宪法诉讼的核心价值 ,自由价值之中镌刻着深刻的民主价值思想。宪法诉讼的自由价值表现在 :1 矫正和修饰多数形成机制本身所存在的瑕疵 ,弥合宪法既定约束和现实多数之间的冲突 ,拓展宪法中关于自由范围和内容的规定 ;2 维护公民的“反向自由” ,防御政府的“正向侵犯” ;确认公民的“正向自由” ,救济立法缺位而引起的权利虚置 ,最终实现公民“反向自由”和“正向自由”的结合。宪法诉讼自由价值的民主性表现在如下层面 :1 宪法诉讼机制对自由价值的诉求和保障实现了民主的现代转型 ,即由古代的纯粹民主向现代的自由民主之转变 ;2 反向自由的宪法定位和正向自由的个案满足使民主和自由之间保持了持久的张力和不断的平衡 ,从而使自由主义民主具备了得以实现的现实基础。     

刑事政策视野中我国自由刑的改革

教育、改善犯罪人，是现代刑事政策赋予自由刑的中心使命。自由刑在完成该使命方面存在局限，主要表现为：报应要求与矫正目的的冲突；矫正受到刑种及刑期的制约和限制；监狱也是一所犯罪学校；矫正目的的实现受国家财政投入的限制；监狱的低效。建议根据刑事政策发展的趋势，从立法、司法、执行三方面着手改革我国自由刑。     

理性的国家与自由的消解——张君劢宪政思想评析

在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中 ,张君劢试图以理性为基础 ,在权力主义与自由主义 ,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政策之间求得一立国之中道 ,但最终在国家、民族利益面前 ,倒向国家权力主义 ,而个人自由则在其“修正的民主政治”与“计划经济”之中面临着消解的危险。     

寻找学术自由之奥义:学术—政治关系的宪政维度

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相为里、表,共同体现着话语权的分散化配置,并由此关联着共和精神和分力格局。学术自由故而为宪政的题中之义。宪政体制下政治系统对学术自由的尊重和对学术的纯粹性的敬畏,自有其内在逻辑。当代的情形则是,学术被纳入了相应的政治动员之中,从而形成了学术—政治关系的复杂形态。不过,宪政体制下对学术的政治动员和法治—宪政进程中对学术的政治动员呈现出不同的情形。     

宪法上的自由之极限:美国"劳伦斯案"评析

基本自由权之逻辑终点,可分为内外两面:所有自由中自主性最高的那一个,可谓自由之内在极限;而在整体法秩序中,宪法实定法所能给出的最边界自由,可谓自由之外在极限。当代国家所面临的同性恋者权利问题,正是自由这两个面向结合最为紧密的法律难题之一。面对这样一个临界权利的难题,2003年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公认是持保守主义观点的大法官占多数的格局下,却通过劳伦斯案判决,对当今人类实定宪法上的最为极限的自由,做出了一个颇为激进的自由主义宣告。     

自生自发的秩序?——哈耶克自由理路的迷思

哈耶克对自由秩序的论证其基本立场在于对唯理主义的批判,其理路是主张“否定性自由”。虽然哈耶克力图将英国式的经验主义与其反唯理主义的立场融合,但历史与现实的错综复杂性使得这种理路难以解释所有的社会冲突。哈耶克对自由理路的贡献除了其对于自由立场的坚定捍卫以外,还在于其从自生自发秩序入手而对制度所作的稳健、温和的建构,哈氏理路的这种建构性对于我们现实的法制建构具有借鉴意义。     

预防犯罪应当注意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保护

西方犯罪学三大流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其预防犯罪的理论中都特别强调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保护。这是因为犯罪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自由是人的一种基本权利,尊重个人自由之权利是社会文明的内在要求。在预防犯罪工作中强调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保护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刑罚之目的,走出刑罚万能的误区;有助于我们制订和执行合理的刑事政策,防止决策和行为方式上的失误;有助于罪犯的权利保护,使之顺利复归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