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人大代表身份"失真"现象

近年来,人们对私营企业主以工人、农民或专业技术人员身份当选为人大代表颇有微词,对领导干部以知识分子身份当选为代表也是吐槽不断,代表身份"失真"现象突出.2016年是县乡换届选举年,如何才能改变人大代表身份"失真"这种状况呢?     

基层人大代表不能『被代表』

2015年6月,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认定代表候选人的身份,应当以参加选举时所从事的职业为准;具有多重身份的,应当按工作性质主次认定;党政干部、企业负责人不得挤占工人、农民和专业人员代表名额.”因此,在新一轮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尤其是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基层人大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不能再“被代表”了.     

“基层代表”该如何界定——“基层人大代表”可按两种方式界定

为进一步优化人大代表构成，逐步克服“官员”代表、“老板”代表偏多，基层一线代表偏少的现象，去年选举法第五次修正依法增加规定：各级人大代表“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基层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选举法第六条之规定）。今年，新一轮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同步换届选举工作将陆续拉开帷幕，新选举法将首次“落地”付诸实践。实践中。我们将如何界定基层代表以及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身份呢？     

当选代表的身份应该是工作身份

法律规定人大代表群体应该有合理的组成结构,主要是考虑到各个社会阶层、各个民族地域都有人大代表产生,体现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广泛性.而不少地方把党政干部当作知识分子、乡村干部当作农民、老板当成工人,推荐到代表候选中来,是对代表身份超范围的理解,应予纠正.     

“官员代表”减少是民主政治的进步

近几届全国人大代表构成中，工人和农民代表比例呈下降趋势，尤其是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人数偏少。针对这一问题，此次修改的选举法增加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基层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说，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大代表“官民比例”失衡现象。     

浅谈我国农民身份转变过程中的法制建设

农民在我国是身份而非职业的象征.受制于社会传统观念,国家治理理念,法律制度影响,造成了我国农民身份转化的困境.本文指出,农民身份转型在此重重困难之下,需要我们通过对户籍、社会保障、土地等法律制度进行合理建设,推进农民身份的转变.     

提高基层人大代表比例必须要有制度保障

时下,地方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大多都会遇到如何提高基层人大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比例,降低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问题,对此,笔者认为提高基层人大代表比例必须要有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提高基层人大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比例,降低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     

公民身份划分与等级观念同市场经济不相容

<正>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在1993年第2卷上发表冯兰瑞《“实践标准”与进一步思想解放》一文中,论到公民身份的划分与等级观念对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消极影响,摘要如下: 凡人莫不有身份,问题是有些身份是人为地按照等级划分的,而且几乎是凝固不变的。这样划分的身份等级,它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在宪法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倒是反映了封建等级观念的残余。身份等级化的现象很普遍;诸如:首先是将全国公民按照居住地区用户籍制度区分为市民(持城镇户口本)和农民。其次,在市民中又有干部和工人之分。干部永远是干部,不犯错误不会下放劳动当工人,“能上不能下”;工人永远是工人,要想“提干”,十分不易。再次,工人中还有不同的身份。常见的是按工作所在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和用工形式不同而区分为全民工、集体工、正式工、临时工、     

“官员代表”减少是民主政治的进步

近几届全国人大代表构成中,工人和农民代表比例呈下降趋势,尤其是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人数偏少.针对这一问题.此次修改的选举法增加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基层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说.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大代表"官民比例"失衡现象.(<广州日报>3月9日)     

“四双”点燃代表履职激情——旬阳县关口镇人大主席团工作侧记

如何实现人大代表履职常态化,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旬阳县关口镇人大主席团积极探索实践,在全体代表中开展“双亮、双带、双述、双评”活动,有效点燃了代表履职激情,增强了代表履职活力. 开展“双亮”,亮出代表身份和承诺,提高代表使命感.镇人大主席团按照统一尺寸、统一格式、统一内容标准,制作人大代表服务监督公示牌,在镇人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小组工作室外开辟专栏,公开全镇人大代表的照片、姓名、选区、联系电话和年度履职承诺.同时,在代表工作单位和农民代表住房大门口醒目位置,悬挂人大代表监督服务标识牌,方便群众联系,接受社会监督,时刻提醒人大代表不忘身份,依法履职.     

我是劳动者(下)劳动者权益保护旅程

从法律意义上看,劳动者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劳动者又被划分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在体力劳动者中,工人在我国最具有代表性. 劳动者的前世今生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人在建设国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国家也给予了他们应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在《宪法》中,“工人阶级”的地位是领导阶级;在劳动收入和社会保障方面,他们也受到了比较好的待遇.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多种经济体的出现,工人的身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1970年之前,“中国工人”是在城市居住、在工厂工作的人群,他们和农民之间有一条清晰且几乎不可逾越的界限.改革开放之后,工厂的称谓渐渐地变为公司,而它的“国营”或“集体”的性质也渐渐地变成了国有、外资、私有等多种形态.     

大学生“村官”身份定位的思考

大学生“村官”制度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制度安排.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身份定位不明确、工作无法展开问题.随着相关法律制度的不断修改完善,大学生“村官”身份问题正朝着一个积极的方向发展,但理论与实践、具体实施与法律制度之间并不完全统一,“政府雇员”说①与“荣誉村民”说②的不适用,村官工作的不明确,让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实施依旧举步维艰.因而明确其身份定位,才能使大学生“村官”有所作为,人尽其才.     

身份制度的私法构造

身份制度的私法构造以个人间的组织状态与市民社会的结构性存在为前提。个人生活在身份体中。身份体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组织或群体，是私法秩序的重要载体。身份体作为利益配置单位，通过确定成员身份界定身份体内外关系，实现其内部身份关系的制度安排。身份制度私法构造的基本要素包括身份利益、价值体系、区分机制、行为规则和外部标志。身份制度以某类组织或群体而非原子化个人为调整对象，确认和规范人们实际生活中的强弱共存状态，形成身份权利特有的形式与功能，并以“命令—服从”的治理模式替代平等协商机制，在身份关系的变动中体现对意思自治的限制。     

梁漱溟为何顶撞毛泽东

梁漱溟与毛泽东争论的焦点有两个，一是毛泽东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一是有关工人和农民的待遇差别，两个问题合在一起就是梁漱溟所说的“农民生活在九天之下，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也就是毛泽东批评他以农民运动专家的身份教训中共进城后忘记了农民兄弟。     

身份犯共犯之定罪量刑问题新论

身份是决定或影响犯罪成立、性质及刑罚轻重的特定主体要素。在种类上,身份可分为成立身份、定性身份与加减身份。不同身份犯的共犯问题应适用不同的处理原则:对成立身份的共犯定罪,应适用“身份犯说”;对定性身份的共犯定罪,在无身份者利用有身份者的身份时,应适用身份犯说与主要作用说的综合说,而在不同身份者各自利用自己及对方身份时,应适用主要作用说和分别定罪说的综合说;对于加减身份的共犯,身份对定罪并无影响,应当根据各自的身份确定刑罚的大小。     

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重构与价值分析——兼论中国法治模式

“从契约到身份”在“从身份到契约”基础上的历史重构是人类法治文明史的又一次飞跃,其蕴含着利益均衡、实质平等、诚实信用等现代法治价值理念。适应时代潮流,中国现代法治建设需构建整体契约框架下的有限身份的法治模式。     

契约与身份:民法主体与经济法主体的差异分析

“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带来了近代民法的弘扬,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近代民法“契约”精神向经济法“身份”观念的转变,然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又要求限制“身份”的日益扩张,从而使得民法“契约”精神得以回归.在这种历史循环背景下来考察民法主体与经济法主体的差异,就会发现两者在人本哲学基础、社会价值演进和主体类型划分三方面的截然不同.     

『议辞』,直选代表退出新尝试

近年来,黑龙江省五常市县乡两级人大中,试行“议辞”,即对个别履职严重不合格,或严重悖离代表身份的代表,由代表小组组织小组其他代表和部分选民代表与其座谈,评价其履职中出现的问题,并对其代表职务的去留提出意见,在代表退出机制方面探索新出口,让不能履职、不愿履职的人大代表及时退出人大代表队伍.     

共犯与身份问题研究——以职务犯罪为视角

刑法上的身份,在我国刑法学中属于特殊的主体问题。我国刑法总则中并无身份之专门规定,刑法理论对身份之理解也没有达成基本共识,尤其是身份与共同犯罪联系起来时显得更为复杂。本文在探讨了身份和共犯的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对共犯与身份关系进行了辨正。在定罪关系方面,认为在两种纯正身份犯互相加功而实施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全案要反映共同犯罪的性质,确定一个合适的罪名,而不能分别定罪,在一般情况下应根据为主的职权行为来认定;在两种职权行为分不清主次的情况下,应采取就低不就高的原则来认定共同犯罪的性质。在量刑关系方面,解决的原则应是“同罪异罚”。“为主职权行为决定说”既符合哲学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性质的基本原理,又能体现公平、公正的基本要求。     

厘清人大代表选举身份界定

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结构只有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才能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体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选举法第六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基层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