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公共政策参与的发展及其动力因素探析——基于浙江公民政策参与的实践研究

公民公共政策参与是公民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政治活动形式，体现着公民与政策体系关系的民主性质。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使社会财富急剧增加，由此引发了社会阶层结构、利益结构的根本性变化。随着基层民主政治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积极性不断提升，政策参与的方式、途径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主要呈现四个趋向：公共政策从个体参与到组织化参与，从个别环节的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全程参与。从部分领域的政策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广泛参与，从传统参与方式到多元参与模式的创新。而决定了公民公共政策参与方式的转变，不仅有外部力量的牵引，更是自身因素的推动，即经济发展和多元化利益格局的形成使公共政策参与主体的参与愿望不断增强；NGO的成长和公民社会的发育推进了公共政策参与主体的组织化进程；基层民主政治的创新与发展为公民公共政策参与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网络与信息技术的普及为公民公共政策参与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技术条件；公民政策素质的提高为公民政策参与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智力条件。     

发展导向型参与民主:中国民主建构的路径分析

依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逻辑,当代中国民主建构的路径特征可以概括为发展导向型参与民主,这是"以发展为导向、以参与为重点"的民主发展路径。中国全面现代化依次推进的展开逻辑和国家主导的现代化实现战略决定了这种民主建构路径的选择。发展导向型参与民主的路径特征,既是对既往中国民主建构路径的制度性总结,也是对未来中国民主提升路径的制度性限定,在此制度路径的架构下,未来中国政治建设有望在完善民主和权力监督方面得以提升和深化。     

协商民主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优化研究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和利益分配的重要手段,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密切相关,而公共政策议程作为政策制定的重要环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公共政策质量的优劣。实际上,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机制与协商民主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必须在分析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实现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建构的协商民主诉求回归、优化结构和功能、创建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民主协商机制等三个方面,来探寻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优化的实现路径。这将有助于引导社会公众有序参与政策议程,促成公众议程与政府议程的良性互动局面,最终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质量,实现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存在感”到“获得感”:寻找政策意见聚合的理性逻辑

在政策参与过程中,公众所表达出来的政策意见常常呈现离散状态,难以作为公共政策制定的依据,如果能够找到政策意见聚合的逻辑,就能够提升政策参与的效能与效果,这也是公众从初步实现政策参与的"存在感"到政策意见被采纳的"获得感"的一种演进,是公共政策民主的实质性体现。在政策议题场域中,政策意见聚合的能量主要来自强化入场动机的公民身份认知、改变政策意见流向的价值认同以及引导公共讨论有序的话语规则等,这是一种自内而外、从主观感受到客观程序、从心理到行为的理性逻辑。     

论完善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的意义及其路径选择

政策参与是公民通过合法的途径和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 ,表达自身利益要求和意愿的一般公民政治行为及过程 ;是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直接、最有效而且最明显的政治参与形式。公民政策参与对于实现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保证公共政策公共利益方向以及维护政策体系合法性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社会转型期推进和完善公共政策参与必须从发展政策参与的物质基础、建立参与型政治文化以及政策参与制度化等三方面来加以推进。     

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的产生及其消解——基于协商民主的视角

公共政策合法性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组织部分,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影响政策的最终执行效果,危及政策主体的权威性和政治系统的合法性,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的产生源于政策系统自身的特点以及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公共政策价值追求模糊且冲突,政策决策者的自负和自利倾向,公共政策参与低效等原因都会引起政策合法性危机。与传统代议制民主不同,协商民主理论主张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审慎而理性的商谈来参与公共生活,以此来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协商民主的相关理论和实践为消解政策合法性危机提供了思路和方法,有利于发挥公共政策本身的功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我国转型时期第三部门的公共政策参与

我国目前正处于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整体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第三部门作为公民社会的载体,正逐步成长。同时,转型时期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加剧了矛盾与冲突,也对公共政策形成了多方面的压力。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公民通过第三部门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可以实现建立广泛而有理性的政治参与机制,保证政策信息的充分性,为公共政策执行提供有力的保障并为政策调整提供重要的依据等。目前,我国第三部门公共政策参与不足的现状可以通过政府观念的转变、第三部门自身参与能力的提升、健全立法和完善参与制度安排等来实现。     

中国民主行政模式建构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政府治理变革必须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和思想意识变化的要求,以国家政策趋向和地方创新实践为基础,实行民主行政。建构中国民主行政模式,需要政府树立民主与公共的价值理念,创新公共服务和协同治理的制度安排,并从技术操作层面加强政府的问责机制与公民的参与机制,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民主行政道路。     

国家自主性:民主政治建构的核心要素

国家自主性是对当前国家自主性过度与国家自主性不足双重困境提出的理论与现实诉求,而民主政治建构则是孕育于国家自主性的制度文化中,国家自主性的不足与过度同样是民主政治建构的泥淖。基于国家自主性与民主政治建构的内在互构考察,提出国家自主性与民主政治建构的三维写照,即"掠夺型国家"与民主政治建构的先天不足、"俘获型国家"与民主政治建构的可能风险、"参与型国家"与民主政治建构的互动共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自主性与民主政治建构的互促模式:中共领导;政府主导;公民参与。     

新时代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构的公共政策逻辑研究

国家认同是困扰多民族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新时代边疆治理应将强化国家认同建构作为重要使命。在边疆治理中,公共政策作为基本治理工具,建构着国家认同的利益、政治、文化以及民族团结基础。公共政策对国家认同建构的作用具有二重性。审视边疆治理中的公共政策,存在着政策模式中稳定与发展关系失衡、族际主义政策取向、政策执行力不足、政策冲突、政策创新乏力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边疆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新时代边疆治理应不断优化政策,促进国家认同的持续、稳固建构。     

公民参与网络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有效运行

社会资本的生产、维持和积累主要依赖于两大来源:互利互惠的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公民参与网络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有效运行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即公共政策的有效制定和执行等与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的储量息息相关。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的充分发育是公民切实进入公共政策过程、讨论特定的政策议题、协力执行公共政策的前提。因此,政府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必须考虑公民参与网络这个变量,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和建构促进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存量的提升,以形成公民参与网络和公共政策过程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有利于维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     

世界政治视野下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世界政治流行的理论和观念即话语权所支配的说法,并不能真实地体现很多国家的实际需要和真实面貌,甚至有很多国家深受其害,其中:"自由主义民主"便是这样一种支配性话语。世界政治需要替代性的话语,中国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便是一种努力。从世界政治的大历史维度和大空间维度看,很多国家的成败与否都和国家能力、治理模式有关,而流行的"好制度""好政体"则成为发展中国家难以自拔的陷阱。中国正在建构的"有能力的有限政府",将"人民性"置于制度之中,是通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政治。     

论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公民政治参与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公民政治参与是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基本内涵 ,是公民享有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的权利体现 ,是公共政策执行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公民政治参与要求公民参与政策执行计划、沟通、监督、评估等基本过程之中 ,以人事行政参与、行政合同参与、社区自治参与和政务公开参与为实现途径 ,确保公共政策执行民主化的真正实现和公民政治参与的具体落实     

政治稳定与公共政策的相关性分析

政治稳定历来是政治系统及其统治者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公共政策是政治稳定的重要维度,是政治稳定的内生变量。公共政策对政治稳定既具有促进作用,也具有破坏作用。政治稳定的实现需要依靠制度和公共政策的建立与完善,政治稳定的缺失也是由制度和公共政策的问题导致的。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应对公共问题,建构公共生活秩序而采取的策略性选择,肩负着建立健全社会公共生活秩序,促进社会政治稳定的重任。公共政策是政治稳定的关键,不良政策是人为的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公共政策的持续优化是维系和促进政治稳定的根本措施。     

政府治理中网络众包模式的生成、构建及效用

通过对国内外政府培育和提升现代化治理能力过程中的公共政策制定案例进行回顾与凝练,运用归纳演绎的方法,系统性地探讨了网络众包模式的基本内涵、构建方法及现实效用。提出:信息时代下的网络众包模式是"组织分包、大众参与、网络平台支撑"的一种常态化组织形态,是政策受益者兼政策制定者的一种政策制定模式,它既是信息时代各类组织(政府、社团、NGO、企业等)必须高度重视和研究的一种看似"随机的"、"碎片的"、"自生自灭的"却是必然常态存在的、不可忽视的、无组织的组织形态,而其模式又是协商民主、公民治理、公民参与、决策民主的新模式与新途径,为我国决策民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协同推进提供一种全新的实现途径。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困境及对策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有利于确保政策的公共性、科学性和有效性。目前,公民参与面临制度保障缺失、政治文化制约、公民组织局限等困境。对此,必须完善公民参与相关制度,畅通利益表达渠道;转变行政理念,培育先进的政治文化;加强公民组织建设,提高公民参与能力。     

公共理性在公共政策中的运用及其实现

公共理性是民主多元社会条件下,公民处理公共政治问题的共有价值观念。公共理性可以适用于公共政策领域,因为公共政策是政治活动的结果,它具有公共性并以正义为其根本价值取向。公共理性建构了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基础,有利于政策问题的解决,提高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公共理性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实现取决于公民公共理性的培育、协商民主基础上重叠共识的达成以及公民知情权和话语权的保障。     

我国公共政策公信力问题探析

在我国社会发展变革的新时期,提升政府公共政策公信力是提高政策效率、降低政策执行成本、巩固政治稳定和实现政府职能的重要途径。当前,提升政府公共政策公信力,需要从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明确公共政策公共价值取向、强化政府公信力、建立公共政策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公共政策绩效评估制度、提高公民参与政策能力等方面入手。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廉能政治析论

廉能政治是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紧密关联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对腐败治理中衍生出的廉而不为、廉而失能等不良政治现象的积极应对。作为廉洁政治的拓展性议题,廉能政治是价值之维和实践之维的有机统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实现,既离不开政党良好的执政绩效,更离不开廉能并举的政治生态。新时代,建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廉能政治,必须在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调整优化权力结构及运行方式,加强政治伦理教育,注重廉能并举的政治文化建设,建构科学有效的廉能制度体系,激发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廉能政治建设,从而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凝聚强大的廉能合力。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视角下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在我国现代政府治理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政治民主价值准则是人民群众有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和了解相关政策信息的权利,而政府的义务就是积极引导公民广泛参与政策制定。当前随着我国公民参与度的不断提升,民主化进程和法治社会也在迅速发展,规范和发展政策的制定,形成公平、公正的决策体系如下:增强公民参与意识,提高公民参与能力;提高政府官员民主意识,消除官本位思想;防止强势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过程的渗透;大力推行信息公开;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