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行政调解:意义、问题及完善

随着医疗技术自身的发展和患者维权意识的增强,医疗纠纷己成为一种多发性社会矛盾。从传统政治、文化背景的视角看,行政调解作为医疗纠纷解决的重要途径,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因此,笔者在分析现行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强化调解中立性、加强人员配置、完善调解程序等措施,以期为《行政调解法》的出台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修订提供参考。     

政府不是“四面八方”

《人民日报》2月26日报道，2010年上海世博会执委会专职副主任、浦东新区区长张学兵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当今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社会，很多矛盾存在于市场不为、行政不到、法律不全。社会管理通常依靠三种力量：第一种是社会自治力量，我称之为“社会基础性调解”；第二种是行政力量，第一种力量失效后可借助行政调解；第二种力量失范后，动用第三种力量即司法调解。目前的状况是，行政调解过多，自治调解太弱，司法权威不足。在经济管理方面，政府已学会用市场机制这个基础性手段来配置资源，而在社会管理方面，也需要多用社会自治这一基础性手段来管理社会。     

现代性视角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法哲学思考

面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出现的困境,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重构成为摆在国人面前的热点话题。我国的行政诉讼法接纳不适用调解的原则,本意是防止行政主体任意处分其无权处分的行政管理权,其防范的对象应当是作为被告的行政主体。但这样的法理无疑忽视了现代行政不再拘泥于传统的集权行政,而是包涵了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非权力行政的客观事实;忽视了行政主体依法享有很大的行政裁量权的客观事实;忽视了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已从一种利益冲突、对立或对抗、互不信任的关系发展到一种利益一致、服务合作、相互信任的关系的客观事实。正因为这一法律制度有这些缺陷,我国行政诉讼法在一定范围内承认和确立调解制度是十分必要,也具有可能。     

“三调联动”化解社会矛盾

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衔接联动,提高了司法资源的使用效率湖南省近年来以人民调解为依托,探索建立了一套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衔接联动的"三调联动"工作机制,将矛盾纠纷化解于萌芽状态,提高了司法资源的使用效率。     

行政诉讼调解:基于能动司法的语义、功能及限度分析

司法能动主义作为一种司法哲学的出现,其主要依据是为协调法律的稳定性和社会变动性之间的矛盾。而现代诉讼理念是以保障当事人的诉权为核心,调解等非诉讼解决机制能够使当事人具有更广泛的程序选择权。基于这样的时代要求,行政诉讼调解机制得到了实践和理论的支持。因此,在案件数量增多而司法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要更好地发挥司法能动性,积极解决纠纷,就必须加大行政诉讼调解的力度。为此,在明确行政诉讼调解限度的前提下,完善诉调对接制度,多方合作解决纷争,将行政诉讼机制与调解机制有机衔接,形成共同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统一体,建构化解矛盾的综合优势和长效机制,从而缓解行政诉讼资源有限与人们诉讼需求增多之间的矛盾。     

和谐社会的理想与现实——一个政治学的视角

后革命时代,发展是社会的主旋律,革命的逻辑是在无秩序中求新秩序,发展的逻辑是在现有秩序中求进步。多元复合转型的中国社会是一场自我革命,充满矛盾和冲突,机遇与挑战,必须在秩序中实现转型。和谐社会的理想是我们实现这个转型的最佳选择,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重构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以民主监督防止权力异化,建设科学合理的分享机制,建立化解冲突的空间。     

关于深圳建立大调解体系的几点探讨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深圳经济社会进入发展的"黄金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复杂的社会矛盾要求建立多样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     

行政裁决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定位与完善

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裁决不仅可以疏解法院办案压力，扮演化解民事纠纷“分流阀”的角色，还可以在行政性解纷机制里发挥“中坚力量”的作用。行政裁决在多元解纷机制中存在认可度低、制度设计缺失、救济途径成本高等诸多困境。为此，有必要从规范适用范围、强化主体独立与提升程序公正三方面对行政裁决进行制度重构。为优化行政裁决与其他非诉机制的协调，需要推动行政裁决与民间性解纷机制的互动，并强化行政调解与行政裁决的配合。为促进行政裁决与诉讼机制的衔接，需要充分发掘不同种类行政裁决的独特属性，重新构建差异化的诉讼救济途径。     

人民调解制度与台湾地区乡、镇、市调解之比较

调解制度是一种解决纠纷的社会机制,它在处理社会纠纷,平复社会矛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在走过了最初的辉煌后,渐渐陷入了困境。以台湾地区的调解制度为例,从台湾调解和大陆民间调解制度的现状、两岸民间调解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并最终给出保障调解协议效力、加强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与法院的联系、提高调解机构的专业化程度、设立调解的救济制度等方面完善大陆人民调解制度的建议,希望对中国调解制度的改革有所益处。     

利益矛盾视域下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动因与化解之道

不同类型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动因千差万别。从利益矛盾视角管窥,多数群体性事件主要是群体利益矛盾、官民利益矛盾激化而引发的一种社会冲突现象。体制内合法性的利益表达机制阻滞、多元化的利益协调机制重构滞后、利益谋取的价值导向机制不够公正成为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动因。相应地,完善体制内合法性的利益表达机制、增强利益协调机制的整合能力、实现利益谋取的公平最大化是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化解之道。     

论我国治安调解的适用

治安调解是行政调解的一种,是公安机关对特定治安案件作出调解处理的法律活动,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拟在阐释治安调解概念的基础上,对治安调解的适用条件、适用原则和适用程序进行论述。同时,拟针对在适用治安调解的实践中存在的办案民警忽视调查取证工作、治安调解的法律效力不足,以及基层公安机关违法行使调解权等问题进行分析,提出解决的建议。     

我国警察行政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在我国,行政调解作为一种法律制度被广泛运用.而警察行政调解是我国行政调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警察行政执法活动的重要形式.警察行政调解在公安机关诸多强制、命令的行政行为方式中,以其非强制性的特点,充分体现了公安机关服务社会的职能.但警察行政调解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缺乏明确的调解范围和规范的调解程序,而且调解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在对警察行政调解的执行上监督机制规定得很不完善.因此有必要对警察行政调解的范围、程序、监督机制等方面进行进一步分析探讨,以引起理论界与实践中的重视,并予以广泛研究与有效应用.     

高势能政策执行偏差的困局及其秩序破解——基于医改政策执行的观察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我国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核心任务与体制基石。诸多医改政策具有较高的政治势能,但在实际执行中却产生偏差,政策执行结果与初衷偏离甚至相悖。现有研究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机制解释力不足。本文从高势能政策的本质入手,提出秩序维度的思考,认为高势能政策普遍旨在重构秩序,而政策执行偏差就来自于“自发秩序”向“自觉秩序”转化过程中的秩序困境。本文首先从类型学意义上,界定政策执行偏差包括“逆执行”、“形式执行”和“弱执行”三种主要类型,相应选择公立医院规模控制、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三项代表性政策进行分析,并与“有效执行”的三项政策案例进行比较,提炼高势能政策执行偏差秩序视角的理论解释。认为高势能政策有效执行需要共享价值、结构功能与激励契约三项秩序要素的适配和共生,否则自觉秩序就不会生长,政策执行就会产生偏差。高势能政策不能只满足于制定环节的价值理性,还要关注执行环节中关键秩序要素能否统合支撑秩序范式转化。     

情感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中的作用

情感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中起着信息过滤和激发作用。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情感表现出自我意识与自我认识相矛盾,追求理性与情绪化倾向相矛盾,意识积极性、主动性与实践消极性、被动性相矛盾,交往需要与自身封闭性相矛盾等特征。合理地利用情感作用,有利于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效果。     

论行政调解应然价值的实体性保障路径

四川、河北等地探索和推动的行政调解实践表明行政调解在定纷止争、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但作为公权力运行的一种方式，行政调解是把双刃剑，让其在良好的实体构建和程序保障下运行福泽万民，反之则贻害无穷。从法理层面看我国行政调解具有秩序、公正、自由、效益等应然价值。为了促进行政调解的应然价值良好的转为实然价值，设计并强化相关实体性保障路径是十分必要的，希望这种探索对行政调解制度早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道路有所裨益。     

论行政不作为的司法审查强度

行政不作为因其隐蔽性、消极性的特点被称作行政执法中的"幽灵"。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行政不作为案件数量呈现递增趋势,对行政不作为的司法审查已成为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工作。对行政不作为司法审查的强度,直接关乎行政权与司法权的配置问题,直接决定司法权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的广度与深度。只有确立合法性审查与合理性审查并重的原则,重构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审查强度,结合裁判时机成熟理论,才能逐步加强我国行政不作为司法审查强度。     

大部制视野下的城市政府行政审批机构建构

从大部制的视野和"行政三分"机制的思路来审视,城市政府行政审批机构(行政服务中心)的建立和发展,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和权力分离、制约的途径上,与大部制改革的内涵和方向是契合的.城市政府行政审批机构经历了内设机构模式、协调机构模式、准实权机构模式,从分散到集中、从无权到限权、从双轨到单轨,展示了一种机构的自然演进过程,其演进路径的方向是实权机构模式.摆脱现有三种机构模式的共同困境,破解部门利益阻碍的难题,通过理念重构、机制优化、流程再造和机构变革等方式,可以实现城市政府行政审批机构的实权机构模式的建构.     

律师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优势和途径

社会矛盾纠纷．系在特定社会主体之间发生的．因各方利益冲突而引起的一种对抗行为。由于主体不同,产生冲突的利益种类不同,对抗方式不同,社会矛盾纠纷的形式存在众多差别。为了解决这些纷繁复杂的纠纷．相应的多渠道纠纷解决机制应运而生。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包括诉讼、仲裁、行政处理、调解、信访等在内的多元化解决机制,有效的处理了大量的社会纠纷。而律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和专业人士．有责任有优势积极参与到社会矛盾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当中．帮助各种矛盾纠纷特别是基层纠纷得到更加全面和高效的化解．以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社会矛盾“大调解”中行政调解制度的完善

行政调解作为我国三大调解制度之一,具有独特的功能价值和职能优势,在"大调解"工作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但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对行政调解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我国行政调解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应以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为指导,完善我国行政调解制度。为此,必须加快行政调解立法,扩大行政调解范围,规范行政调解程序,明确行政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建立专门的行政调解组织,积极推进行政调解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有效衔接。     

和谐社会建设对中国改革的挑战

和谐社会建设涉及到经济、行政和政治的管理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从当前我国社会的矛盾问题看,后者更具有根本性.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问题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公权与私权之间的矛盾以及管理体制自身的不和谐.为此而进行的创新和改革就应当是一个微观创新和宏观改革相结合的方案,是一个行政改革与政治改革并举的方案,是一个党的领导制度创新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兼顾的方案.下一步改革的具体战略布局,即为建立民主财政体制,减少行政层级,重构政府间关系,发展民间非营利组织,探索党政分开体制,完善制约权力体制.只有这种意义上的创新和改革,才能保证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得以如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