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的后现代性及其向流动的现代性之嬗变

典型的现代型世界观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一个有序的总体,而典型的后现代型世界观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由无限种类的秩序模式构成。后现代性并不一定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以及对现代性的怀疑和抛弃。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强烈地感受到道德模糊性的时代。断言人在本质上是善或恶都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假设,道德责任是本我第一位的实在,是社会之起点而非社会产品。后现代性表现为一个不确定性的时代,而确定性的现代性时代似乎已远去。流动的现代性具有轻快、不确定和网格状的特点,它是当今时段的现代性。     

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是断裂还是延续

当今,现代性的观念已被普遍接受,但对后现代性还有争议。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是一种什么关系,是断裂还是延续,存在不同的观点。持"断裂"观点的学者,基本以历史本身存在断裂为依据。持"延续"观点的认为,后现代性中还存在现代性的诸多要素。全球化加速了后现代性。进入21世纪,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有的学者用流动的现代性替代了后现代性的表述,有的学者提出多元的现代性。这些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是一种延续的观点。     

鲍曼论现代性、后现代性及流动的现代性

鲍曼是反思现代性的重要思想家之一。现代性的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科学技术、理性、官僚体系和社会园艺工程等,使大屠杀的发生成为可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并不是一种断裂,而是充满关联。后现代性的世界是一个价值文化多元、自由多安全少、宽容和冷漠并存的世界。在后现代性的世界里,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已成为主流,人们快餐式地享受着文化、参与着政治,以游戏的精神对待着生活。全球化使时空压缩,距离可以很容易地被超越,处在全球化中的人们都是游客。流动的现代性是鲍曼对后现代性研究的超越。流动的现代性世界就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     

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两难选择的马克思历史哲学观照

马克思以社会的总体性视阈,既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维度肯定了现代性作为新的文明形态出场的历史必然性和积极作用,又以批判性的思维对现代化负面价值进行了病理学分析与批判。这启示我们对中国语境下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应采取辩证的态度。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给我们破解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两难选择提供的明智未来就是建构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性文明。     

反本质主义语境下的后现代主义解读

实用主义对本质主义的批判,揭开了哲学上后现代性取代现代性的序幕。海德格尔既反对本质主义又反对实用主义。他关于实用主义与本质主义之间具有深层关联的观点,成为后现代哲学家激进批判现代性的理论起点。利奥塔通过对科学知识与叙事知识两个不同方面的拆解,点破了本质主义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种普遍模式的奥秘。福柯则揭示出,在现代性条件下,文本和权力关系怎样通过话语对社会和它的文化生产行使着一种有效的控制。德里达则把文本看作是与外在权力无关的东西。所有这些方面应建立起联系,并把追溯的源头引向古希腊哲学的理论特质。     

现代性、后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观察人类社会的重要视角,从中可以窥见历史发展的境遇与趋势.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在中国的生成和建构,是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发展,需要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语境下积极拓宽内容,提升境界,探索出既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又适应人类文明发展要求的现代化道路.     

马克思哲学的纯粹现代性品质

学界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哲学是"现代性的终结"和"后现代的开端".这一理解不符合马克思哲学的纯粹现代性品质.一方面,从马克思哲学中寻找"后现代"具有非法性;另一方面,马克思哲学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也不是对现代性本身的批判.资本逻辑不过是内在于现代性之中的否定性环节.按照康德、海德格尔以及马克思的理解,三者对现代性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现代性的主题就是"人向人的复归".这其中包括"双重复归":即人从"神"那里的复归和人从"物"那里的复归.德国古典哲学完成了第一个复归,而马克思则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完成了第二个复归.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哲学是纯粹现代性的.     

反本质主义语境下的后现代主义

实用主义对本质主义的批判,揭开了哲学上后现代性取代现代性的序幕.海德格尔既反对本质主义又反对实用主义.他关于实用主义与本质主义之间具有深层关联的观点,成为后现代哲学家激进批判现代性的理论起点.利奥塔通过对科学知识与叙事知识两个不同方面的拆解,成功点破了本质主义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种普遍模式的奥秘.福柯则揭示出,在现代性条件下,文本和权力关系怎样通过话语对社会和它的文化生产行使着一种有效的控制.德里达把文本看作是与外在权力无关的东西,既表明了他与福柯之间的重大分歧,也推进了海德格尔对本质主义的批判,同时还把哲学拓展到文学领域.本文试图在所有这些方面建立起联系,并且把追溯的源头引向古希腊哲学的理论特质.     

中国新现代性与资本逻辑:中国道路的传统现代性批判

从现代性哲学诞生之时,人们就在质疑其合法性的存在。后现代性哲学的产生令这种质疑更为强烈。为此,我们将后现代性哲学产生之前的现代性哲学称之为传统现代性哲学。资本逻辑是与传统现代性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哲学表达,中国道路与许多国家或民族的社会发展道路一样,就是要对资本逻辑予以瓦解。当然,瓦解不是消除,尤其是在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还没有到来,即全球化依然是资本逻辑化的当下时代,与中国道路相适应的哲学逻辑——中国新现代性,只能瓦解传统现代性。当下时代的资本依然处于资本逻辑能够创新的阶段,当今时代还不能消灭或取缔资本的存在。     

思想的后现代转向与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衰落

从早期政治发展研究衰落的特定时代入手,探究政治发展理论的认识论基础,人们会发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学界发生的后现代思想转向才是包括政治发展在内的现代化研究迅速衰落的深层原因。正因为后现代派学者从认识论的角度动摇甚至消解了启蒙现代性话语,才导致作为启蒙后果的现代化理论研究无法继续下去。研究者从中可以感受到社会现代化尤其是政治发展很难脱离文化现代性来做价值无涉的研究。因此,对未来的政治发展研究而言,不但不能忽视或者回避文化现代性的要求,更要在启蒙现代性丧失话语有效性的今天更加重视这一问题。当然,研究者不是简单地重拾启蒙现代性,而是在充分吸收后现代思想的基础上对文化现代性的内容进行重构,从而揭示出规范层面的发展逻辑。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双重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

经济上现代与文化上后现代并存的双重境遇,决定了乡村文化振兴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双重视角。正是由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乡村文化的价值指向上单一与多元、内容体现上的同一性与碎片化、传承理念上的去根化与无方向感等差异,以及二者对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漠视与悲观,造成了当前乡村文化建设的踌躇不前。对此,必须确立文化与技术相结合的价值理念,大力发展乡村经济,同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重构乡村精神文化,走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化振兴之路。     

鲍曼的现代性思想研究

齐格蒙特·鲍曼是当代西方最著名的研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社会学理论家之一。鲍曼既不同于吉登斯从制度维度对现代性进行的分析,也不同于卢曼通过"差异视景"的建构在系统内部进行自我观察和自我描述的理论立场。他对现代性的关注是以事件(大屠杀)和问题(知识分子角色的转换)为切入点,以后现代性为参照系,以各种隐喻的修辞手法来分析源于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和理论追求内在的两难困境。     

当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通过对“现代化”、“现代性”以及“后现代”学术话语及其理论思想的梳理,不难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当代中国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并非“现代化”,也非所谓的“后现代”,而是“现代性”,即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与建构.这种转型与建构,实质上是一种新的文明结构在中国社会中的形成,具体来说,就是符合现代精神的、体现现代文明特征和要求的社会秩序生活得以重构,或者说现代文明的社会秩序得以建立.以上判断,不仅源于理论分析和推演,更是由转型中国所面临的现代性问题决定的.     

中国现代性的走向:现代性立场和后现代眼光——基于中西方主体性发展的不同道路

主体性问题是现代性问题的核心。东西方文明在主体性发育过程中呈现明显的差异。通过比较和批判两种主体性发育的道路并用唯物史观加以分析,探索中国现代性发育的走向显得十分必要。十八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的改革进入了自觉地自我意识的反思时代。中国的现代性发育应确立现代性立场和后现代眼光,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基础。     

现代性及其在中国的命运

现代性就是指现代社会的本质规定性。这种规定性是在西方启蒙运动和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制度安排和理性化的文化精神。在当今时代,现代性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作为一个彻底的辨证论者,马克思在肯定现代性在世界历史的形成和人的本质自由而全面发展中奠定重要前提的同时,也指出现代性所造成的殖民统治及其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深刻地阐释了世界历史和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客观过程,并揭示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为人们辩证地审视现代性问题和全面把握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境遇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构建提供了积极的启示。     

行政文化中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超越与融合——基于公共行政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视角

西方公共行政现代性是现代性在公共行政领域内的产物,工具理性行政文化是西方公共行政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它表现为公共行政的科学化、专业化、效率化以及公共行政体系的科层化、行政原理的普适化、公共行政研究的实证化。虽然工具理性行政文化给公共行政带来了一定发展,但是工具理性行政文化的过度张扬掩盖了价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光辉,在社会环境的日益变化不定以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后现代性进入历史舞台,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中国,在公共行政领域内呼吁价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回归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主题,价值理性行政文化具有积极的功能,呼唤价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回归具有重大的意义。     

卢梭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

近代以来,始终存在着"市民"和"公民"二重身份的紧张.卢梭第一个对这一现代性问题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他的新共和主义政治理论,围绕人的"公民性"与"市民性"即布尔乔亚的二元对立而展开.卢梭认为市民的财富世界与公民的美德世界的对立使得现代性与道德之间出现一种排斥,他进而得出结论,近代以来公民已经消失.人处于异化状态.他希望通过小共同体美德政治模式使人参与到公共领域中来,从而克服布尔乔亚,唤醒公民性,扬弃人的异化.卢梭的现代性批判对我们具有启发和警示作用.     

现代性与道德缺失——对《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几点思考

在鲍曼看来纳粹大屠杀是现代性发展的产物,种族主义并非大屠杀的肇因,科层制与园艺文化的管理体制、受害者的"理性选择"与社会生产中的道德盲视则是大屠杀发生的直接原因,这些原因背后都有着现代性的影子。现代性的思想实质是理性,理性战胜道德成为主导思想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而鲍曼对于理性、道德的解读与韦伯、涂尔干等学者具有一定的冲突性,审视这种冲突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思考现代性问题。     

哲学阐释原则视域中的中国新现代性之辨——兼论马克思社会建设逻辑理论的合理性

中国道路应该坚持现代性哲学的"发展"的社会逻辑,还是选择后现代性哲学的"进步"的社会逻辑,抑或确立实践性哲学的"建设"的社会逻辑,是哲学家们必须澄清的重大理论问题。现代性论者认为,中国新现代性不应该脱离现代文明的大道,应该秉承以"同一性"为原则、以科学技术创新推动"理性自由"实现的"社会发展逻辑";后现代性论者认为,中国新现代性应该汲取现代化发展损害个性发展的教训,树立以"解构性"为原则、以实现个体生存方式自由为理想的"社会进步逻辑";马克思哲学论者认为,中国新现代性应该以当下中国的发展水平为背景,坚持以"实践性"为原则、以人们物质文化需要满足为主旨的"社会建设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