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视角下的政府能力建设

研究政府能力有多种视角,而公共政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在公共政策视角下探讨政府能力建设问题,可以从政府能力与公共政策的相关性出发,分析政府能力的涵义、政府能力的来源,以及政府能力提升途径等问题。政府能力与公共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公共政策角度看,政府能力主要包括政策问题认定能力、政策方案规划和选择能力、政策执行能力、政策评估能力以及适时的政策调整能力。政府能力主要来源于公共政策动态运行过程的各环节之中。因此,提升政府能力的途径主要有:完善政策问题搜寻系统;建立决策者责任追究制度和决策参与制度;采用适当的政策执行组织形式,完善政策执行监督体制;促进独立性政策评估组织的发展;最后是建立政策信息管理制度和提高政府人员素质。     

公共政策规律的一个分析框架——兼与刘斌先生商榷

公共政策规律研究作为政策科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对于增强人类在政策实践过程中的自觉性,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就国内学术界来看,普遍存在着忽视政策规律研究的现象,目前国内学界还没有建立起关于公共政策规律的分析框架.针对此,试图从核心概念、方法论、前提假设以及基本内容四个方面,建构一个关于公共政策规律的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内有关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分析,提出与刘斌先生的商榷建议.     

2015年度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现状与未来展望--基于对“四刊”公共政策类论文的分析

通过对2015年度“四刊”中公共政策类论文进行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可以看到当前的公共政策研究以政策执行、政策网络、公民参与等为热点主题,以定性思辨分析、文献资料研究为主导方法,分布在理论与方法探讨、政策过程研究、工具与价值思考、创新与变迁研究、比较研究与借鉴等多个领域。结合目前的研究现状和实践背景,未来我国的公共政策研究应当向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信息化、国际化的方向迈进,以创新理论研究成果,服务当前现实需要。     

公共政策问题建构过程中的公共性研究

公共政策具有公共性,亦即处理大多数民众的问题。政策具有问题性,也就是政策以民众问题为导向,大多数民众有相同问题,政府机关将问题纳入政府议程,提出解决策略。倘若忽视公共性,公共政策就有可能变为某些个人、团体、阶层谋取私立的工具。这就要求我们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必须时时关注公共性,亦即要做到在政策问题取向上的公共性。故而,首先探究公共政策问题与其公共性之意涵;其次,析探问题建构中公共性之哲学基础;最后,藉由现今流行于公共政策学界,用以展现问题建构过程中公共性的审议式民主,以及审议式民主在台湾之应用-公民会议的召开,来加以进一步说明。     

对公共政策工具五大主题的理论反思

政策工具领域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而且许多问题至今仍然没有一致的看法.从当前各国公共政策的实践和理论来看,政策工具的研究已经引起公共政策领域的极大兴趣,但政策工具理论和实践知识的缺乏向人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政策工具中的五大主题:政策工具地位的界定、政策工具类型的划分、政策工具选择的确定、政策工具效果的评估和政策工具创新的推进,共同构成了政策工具的系统知识,需要对此进行全面、系统的反思.     

公共政策的志愿途径——实践中的西方志愿性政策工具

志愿途径（voluntary approach）是近年来在西方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与规制途径（＇command and control＇ regulation approach）并立的研究途径，这一模式与政策工具的研究相互融合，大大地推进了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国家，在志愿性政策工具研究的推动下，在环境政策和能源政策等具体领域。公共政策志愿途径的理论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定视域下的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价值基准之反思

对公共政策制定进行价值考量的重要前提是对"政治性公共政策"的界定.在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实践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价值取向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目前,在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出现价值偏离的主要原因是公共权力的滥用;价值平衡功能的缺位;决策体制中的集权;政府能力的有限;政策制定中的价值影响等.因此,对政策制定价值基准进行反思将对我国政策制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家间公共政策的转移——概念、研究态势和理论

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在决策过程中往往通过某种方式来参考其它国家的决策者在相似情况下的做法,包括正面经验和负面教训。这种政策转移(Policy Transfer)现象是公共政策制定和制度创新在现实中的一种主要途径和方式。论述分三个部分:首先,简述了政策转移的概念化过程,辨别了和其它相近概念的异同;其次,勾勒了本课题研究的多学科、多方法和多层次的态势,列举和介绍了一些代表性的研究实例;最后,探讨了相关的理论生成的问题。通过对有关政策转移问题研究的回顾、分析和总结,强调了我国政策转移中大量转移实践和理论研究缺失之间的矛盾现象;提出了开展我国政策转移研究的必要性和关注点;旨在引起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学者对这一课题的重视,为公共政策有关的决策实践和理论研究提供一个观察、分析和决策的角度。     

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学科建设研讨会观点综述

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学科建设研讨会于 2 0 0 0年 8月 1— 3日在井冈山召开。与会的专家学者主要围绕着政策科学基础理论、政策实践和政策科学如何为政策实践服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多数学者认为 ,当前 ,政策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点应是如何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理论体系 ;政策实践研究的重点应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公共政策问题 ;政策科学如何为政策实践服务应重点探讨政策科学理论进入政策实践的途径。这是政策科学学科建设的三个着力点。　　一、关于构建有中国特色政策科学理论体系问题有的学者提出 ,要…     

西方公共政策叙事研究:述评与展望

受西方社会科学"叙事转向"的影响,公共政策叙事研究经历了从萌芽到兴盛的演进历程,发展出了包括叙事式政策框架在内的一系列理论.全面梳理和系统阐释政策叙事的基本内涵、微观结构与动态过程、影响因素、结果变量、作用机理等内容,回顾政策叙事研究的沿革脉络,探讨政策叙事研究的缘起、关键议题与核心,发现政策叙事在揭开公共政策过程"迷纱"、推动政策学习、促进政策扩散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未来公共政策叙事研究需要拓展不同政策领域中的研究,深化公共政策中共识性研究,加强政策叙事与政府治理关系的研究,以及推动中国情境下的本土化研究.     

公共科技政策分析的理论进路：评述与比较

公共科技政策分析是一个颇具多样性的领域。新古典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政策科学4种理论进路各有特点。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分析非常清晰,可提供直接的政策工具;演化经济学给予科技发展一种系统的理解,可得到科技发展的结构性制度安排;STS以宽阔的视野,在政策导向、科技行为的规范、政策对科技的建构等方面具有丰富的思想和措施含义;政策科学的分析关注政策系统,为改进政策过程提供认识基础。基于对4种理论进路共性与差异的比较,提出了一个公共科技政策分析的整合的概念框架。     

治理视野中的城市商务区政府管理与服务模式分析——以北京市东城区东二环交通商务区建设管理办公室为个案

商务区经济的发展有赖于政府发挥其宏观调控、监管和有效服务的功能,而商务区政府功能的发挥离不开合理的管理与服务模式的构建。本文认为,通过理顺商务区政府与相关职能部门、企业的关系,发展各种企业协会组织,搭建政府、企业、社会合作的有效平台,有助于建设和谐商务区,为商务区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软环境。     

Governance modes,policy regimes and operational plans: A multi-level nested model of policy instrument choice and policy design

Policy goals and means exist at different levels of abstraction and application and policies can be seen to be comprised of a number of components or elements, not all of which are as amenable to (re)design as others. Defining and thinking about polices and policy-making in this way is very useful because it highlights how policy design is all about the effort to match goals and instruments both within and across categories. That is, successful policy design requires (1) that policy aims, objectives, and targets be coherent; (2) that implementation preferences, policy tools and tool calibrations should also be consistent; and (3) that policy aims and implementation preferences; policy objectives, and policy tools; and policy targets and tool calibrations, should also be congruent and convergent. Policy instrument choices can thus be seen to result from a nested or embedded relationship within a larger framework of established governance modes and policy regime logics. In this contextual model, the range of choices left at the level of concrete targeted policy instrument calibrations—the typical subject of policy tool analysis—is restricted by the kinds of decisions made about policy objectives and the appropriate tools to attain them, and both of these, in turn, by the kind of choices made at the highest level setting out general policy aims and implementation preferences.

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执行偏差——对小岗村的实证分析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完善我国农村工作非常重大的现实问题,但政策执行过程中容易产生偏差。有哪些偏差,其原因何在?街道层官僚理论为分析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政策执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以中国改革第一村——小岗村为研究对象,以街道层官僚理论为视角,通过对小岗村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执行情况及偏差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处于公共政策执行末梢环节的街道层官僚在资源稀缺和公共服务弹性需求的夹缝之中,因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和工作性质而持有相当大的政策制定能力,导致公共利益权威分配过程中产生偏差;分析了形成该问题的三个具体原因,对提高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执行的质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公共政策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公共政策研究正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出现了大量方法和理论,也表现为这些研究分散在各种特定领域的政策中。国家概念是政策理论的中心,但要将国家理论应用于政策研究却不容易“。阶段”方法是政策研究中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之一,但它只是一种初级方法。新制度主义方法将政策制定过程推向了一种重要的比较分析方式,为解释政策的异同提供了制度解释维度,但它太笼统,考虑范围过于宽泛。而新制度主义者经常选择特定政策领域或部门进行分析,这是一个重要进展,因为政策制定是在特定部门或领域中进行的,仅仅集中关注国家及其行政、立法、司法机构是不够的。政策网络方法体现了研究者对于政策制定中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更普遍、更早的兴趣,但它除了描述外并不能帮助我们在理论发展中走得更远。理性方法是一个很有用的方法,当然它不能把理性选择作为对决策的惟一解释。在合作模式中,国家及其各个层次不再被看作合作的惟一机制,它表明市场和网络作为合作的另一种机制或原则正越来越受到重视。而时下十分流行的治理理论并没有形成真正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方法,它可能仅仅是一个时髦词汇。如果把治理的要点放在使国家、市民社会、市场、网络这些不同工具和机制的互相协作上,治理就会成为一个有创造性的和深刻的分析方法。     

转型时期的农民工住房问题——一种政策过程的视角

从政策过程的视角论述农民工住房问题纳入国家政策层面的可行性,可为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提供政策方向。本文从杜布林冲突的系统分析模型出发,建构“黑匣子”公共政策过程分析模型,并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政府分权理论等,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来检验政策方案。通过政策输入过程分析,识别形成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实质因素,并分析农民工住房问题转变为政策问题的实践约束条件。通过对政策执行约束条件的分析得出：农民工住房政策的逻辑起点不是农民工住房质量,而是附加在户籍制上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研究认为农民工住房问题本身无法作为良好的政策问题纳入中央政府决策范围。建立农民工住房保障体系并允许农民工有条件地享受城市住房保障政策,或直接取消城乡二元结构,都不是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最优政策,但前者作为渐进的决策途径,还是有助于缓解社会转型矛盾的;政府应当制定改革户籍制的长远目标,并在此框架下坚持改革和创新,逐步实现住房保障的城乡一体化。     

The use and non-use of policy appraisal tools in public policy making: an analysis of three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policy problems, coupled with the political desire to base new policies on the foundation of firm evidence, has accelerate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cy assessment tools. These range from complex computer models and cost benefit analysis through simple checklists and decision trees. In the last decade, many governments have established formal policy assessment systems to harness these tool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more 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 These tools are potentially widely available, but to what extent are they used by policy makers and what becomes of the evidence that they generate?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se questions by studying the empirical patterns of tool use across 37 cases in three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It uses a simple classification of tools into advanced, formal and simple types. It finds that even when tools are embedded in policy assessment systems, their use is differentiated and on the whole very limited, in particular when it comes to more advanced tools. It then explores these patterns from contrasting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to shed light on why, when and how different policy assessment tools are used in the policy process.     

公共政策创新中合法性要素的制度分析

公共政策创新中的政策供给是建构性的,因此,它必须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合法性要素的支持方能得以实施,否则,也可能因合法性要素的支持短缺而蔫死在襁褓之中。可见,合法性要素是政策供给的给养,只有给养充分,政策创新才能顺利进行。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的公共政策创新失败的案例,其重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系列必要的合法性要素的支持,这些要素是共同性支持、同源性支持、关联性支持和社会成员通过利益集团的支持。它们在公共政策创新中缺一不可,否则将导致公共政策创新的最终失败。因此,公共政策创新必须在这些要素的全面支持下获得合法性方能成功。     

当代中国传媒、民意与公共决策的互动探析——以电话初装费政策调整和取消为案例

描述和分析了1990年末期以来由传媒参与、促进公共政策议程的个案。在该个案中,社会意见表达得以实现,促成了公共讨论,并导致了政府对在公共讨论基础上形成之民意的政策回应。对这一进程的发生及促成因素进行了分析和解释,研究表明:传媒、民意与公共决策的互动过程有三个重要关节点:民意表达、公共讨论、政府回应。在这个过程中,传媒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它充当了形成公共意见的"公共领域"的角色与功能。除了探讨传媒、民意与公共决策的互动过程与机制之外,对本个案中表现出的遗憾与局限也做了讨论。通过本个案研究,希望为当代中国传媒、民意与公共决策互动问题提供一个微观视角。